重温万隆：周总理缅怀的烈士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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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1955年4月11日在前往亚非会议途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中国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斐德和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机务和工作人员遭受蒋介石特务分子的暗害遇难。在这里，我们谨向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悼念，并向他们的家属表示同情和慰问。”——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60年前的4月11日，载着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和中外多名记者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飞往印尼万隆途中爆炸坠海，机上11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罹难。遇难者中有5名中国记者，包括3名新华社记者：时任对外部主任沈建图、时任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和对外部记者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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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调查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幕后策划者意图谋害周恩来总理。但周总理由于工作安排临时改道，躲过一劫。暗杀威胁下，周总理坚持参加万隆会议，并提出“求同存异”理念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使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成为国际政治史上的丰碑。在万隆没日没夜的紧张工作间隙，周总理沉痛缅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遇难者：“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主的事业牺牲的。”【沈建图：英文比中文好的“海归”】为了解3名新华社烈士生前的事迹，记者15日拜访了他们当年的同事、如今已经年近九旬的新华社老记者钱嗣杰。钱嗣杰当年原定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万隆，后来由于工作安排改乘轮船先期抵达，因此逃过一劫，成为为数不多的亲历万隆会议报道的中国记者之一。钱嗣杰说，他与沈建图多次共事，彼此很熟悉，尤其是朝鲜战争期间，两人在朝鲜都待了3年左右。当时沈建图在朝鲜开城担任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处长，“相当于谈判代表团的发言人，发布谈判最新消息、与各国记者打交道等都由他负责。这次谈判很重要，中外记者都非常重视相关消息的发布，沈建图出色完成了任务”。谈及对沈建图工作的印象，钱嗣杰说：“沈建图业务能力很强，英文特别好，比中文好。他（早年）一直在国外，中文有时说得还比较笨。”沈建图祖籍广东，1915年生于新加坡，小学和中学阶段就读于英国人在新加坡开办的学校，英文基础深厚。他1938年回国，在延安参加革命，后来参与《新华日报》（华北版）英文电讯编译和新华社英文广播创办等工作，成为中国对外新闻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在朝鲜开城工作期间，他撰写大量重要新闻和评论，及时向世界发出声音，影响重大。在10年前一条新华社记者回忆万隆会议的稿件中，记者找到沈建图1944年创建新华社英文广播部时的下属彭迪、钱行夫妇的一段描述。彭迪说，沈建图“英文非常棒”，如果说到采写英语新闻，“恐怕一般的美国人都写不过他”。夫妇俩还生动描述了沈建图的个人生活。作为归侨，沈建图一些生活习惯在当时生活条件艰苦的延安难以得到满足。他爱喝咖啡，可当时的延安连茶都很难找到，偶尔有同事、朋友从国外带来咖啡，沈建图如获至宝，一壶咖啡不知道要煮多少遍。但他又很好客，每次有人到他的窑洞小坐，他总是招呼大家喝咖啡。1951年至1953年在朝鲜工作期间，沈建图只回国两三次。他的第一个孩子在此期间出生，但直到比较大时才第一次见到爸爸。“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时，沈建图的妻子还怀着身孕，这第二个孩子没能见到爸爸。【黄作梅：为筹建分社变卖房产】黄作梅与沈建图年龄相仿，祖籍也在广东。他1916年出生于香港，20岁开始积极参与抗日爱国活动，2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土生土长于香港的黄作梅为中共在香港开展工作做了大量贡献，也为中国新闻机构走向世界立下汗马功劳。1946年，乔冠华受命筹建新华社香港分社，黄作梅负责就此与港英政府打交道。为筹集创建分社所需资金，他还变卖了自己的一处房产。此外，黄作梅还是新华社伦敦分社的创建者。1949年，黄作梅调回香港接替乔冠华，成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长，后兼任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和中共香港工作小组组长。对黄作梅，钱嗣杰的记忆仅限于1955年4月初在香港的那次匆匆见面。当时，钱嗣杰作为负责报道万隆会议的摄影记者，与译电员刘茂俭先期抵达香港，原计划边采购报道所需器材，边等待后续队伍一起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赴万隆。但黄作梅为确保携带大量文件和重要物品的外交部信使的安全，安排钱嗣杰和刘茂俭两名“小伙子”陪同信使乘船前往万隆。“我去香港前领导叮嘱我，到香港后好好和黄作梅商量一下这次报道的事。本来打算多待几天，结果变成了路过，几乎没有停留，匆匆见了一面就上船了，”钱嗣杰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慨道，“正是由于黄作梅这个决定，我逃过了一劫。”【李平：最年轻的“小伙伴”】3名遇难的新华社记者中，李平是钱嗣杰的同龄人，也是老乡。李平是当年被派往万隆的记者中最年轻的一个，牺牲时年仅26岁。钱嗣杰回忆，当年负责报道万隆会议的中国记者中，只有他一名摄影记者。报道这样重大的会议，钱嗣杰担心自己忙不过来，压力颇大。李平临行前拍着他的肩膀承诺：“晚上我帮你整理照片。”记者检索以往稿件，发现李平虽然参加工作只有短短几年，却参与众多重大新闻的报道，包括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议。钱嗣杰习惯以李平的字“炳衡”称呼这名昔日的“小伙伴”。与钱嗣杰一样，李平也在朝鲜战争报道中表现出色。对于这名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钱嗣杰的评价是：“李炳衡是一名很好的记者，英文很好，写作能力很强。”在诸多回忆稿件中，一个细节让人读后不禁动容。李平牺牲前，刚与新华社对外部一名女同事恋爱。1956年，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结束后，李平的父亲突然走到纪念碑前，抚摸着纪念碑，老泪纵横、声音颤抖地说：“你还没结婚呢……”【后辈共勉】钱嗣杰说，虽然“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已经过去60年，但自己仍然不时想起昔日的领导、战友和同事。他与刘茂俭每年清明前后都会去八宝山悼念；刘茂俭去世后，他与夫人陈惠嫣还是每年都去，就连今年做完心脏手术出院刚3天也不例外。“飞机失事对中国新闻队伍是很大的损失，因为去参加亚非会议报道的记者应该说都是非常精干的，工作能力强、外文水平高，”钱嗣杰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报道人手骤减，万隆会议的报道任务变得更重。为完成报道任务，钱嗣杰日以继夜地工作。“我感觉更应该做好工作，这对他们（遇难者）也是安慰，”他说。谈及逝者对生者的激励，沈建图之子、北京语言大学国外考试中心主任沈忆敏曾说，自己从小萌生学习外语、从事涉外工作的理想，尽管学业一度中断，但最终还是实现了这一理想。“我觉得冥冥之中父亲一直在默默地为我指引着人生方向。”沈建图牺牲时，沈忆敏年仅3岁，对父亲的音容笑貌记忆并不清晰。60年来，他探访过新加坡、香港、西柏坡、延安等父亲踏足过的地方。“我为父亲对新中国对外新闻事业所做的奉献感到自豪。有生之年，我要去板门店、日内瓦、莫斯科，继续探寻父亲的脚步……”10日，沈忆敏站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苍松翠柏环绕的亚非会议烈士纪念碑前说，当今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远超60年前，亚非会议的成果举世瞩目，“倘若父亲和同机的战友们地下有知，必定含笑九泉”。就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先烈缅怀什么、如何纪念？他说，今后几代人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他们站在先辈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他们走在先辈开创的道路上，走得更稳”。（郑思远 郜婕）印尼将在万隆兴建亚非国家公园万隆精神仍具时代意义</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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