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不自败，就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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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会有社会动乱吗？黄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革命需要具备三个社会条件：首先，人们一无所有，失无可失。有房有车的人不会上街搞革命；其次人们普遍绝望，如果看不到希望，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就容易失去理性，铤而走险；三是政府失去管理社会的能力。这三个条件在当前中国都不存在。现在中国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财产。大部分中国民众并不愿意看到天下大乱，因为他们能够看到希望，并且相信照这样发展下去，自己的生活将会进一步改善。现在基层群体性事件中，多数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并且往往涉及不同利益集团的较量。这种利益纠纷引发的群体事件虽然来得快，但如果处理得当，去得也快，不会造成大规模社会动乱。另一方面，从政府层面来说，虽然中国有很多问题，体制也需要改革，但总体上政府仍然能维持对社会的有效管理。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西方崛起伴随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当时情况比中国严重得多，如果西方崛起很平稳、毫无障碍，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马克思、雨果了。相比于西方的发展，中国今天的问题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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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问题存在并爆发出来是正常且有好处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合理的解决方式。今天中国一直在谈经济结构的转型，没有很好的经济结构就不会有很好的社会结构，中国今天很多社会问题其实也是经济结构造成的，这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也可以理解。日本、四小龙的经验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再政治，再民主，先发展，再分配，再民主化，中国也得这样一步一步来。如何处理“内忧外患”？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中国现在面临着内外两方面的挑战：对外中国需要处理作为强国所要面对的新挑战，对内的挑战则是如何保护中产阶级。中国未来新一代的中产阶级将是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而且熟知世界事务的群体，他们也很在乎中国的国际形象。如果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是一个能承担更多责任的大国角色，中国也就能获得中产阶级的认可。所以，中国的外在认可与内在认可并不是割裂的，外在的国际形象将推动国内的国家认可。但中国现在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得过于谨慎。郑永年：中国当前主要矛盾还是国内问题，国外只是施加压力，但不会直接干涉中国发展。这种国际压力未必不是好事，现在中国减少欧美市场的依赖是正常的，也在促进内需。国内的问题也是转型中的问题，但要处理得非常好，避免社会激进化，需要一步一步地走。一些批评者把这些变化归纳为体制问题，但中国的体制也一直在逐渐变化中。不仅中国，亚洲四小龙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中国现在的政治格局和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格局相比，变化非常大。黄靖：目前看起来，中国似乎处于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的集中爆发期。但主要问题还在内部。中国把内部问题解决了，外部问题自然也就容易处理和应对。即所谓“为大国者，不自败，胜。”现在从内部来看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确保对干部队伍的有效管理。二是在如何深化改革、确保社会与政治转型。三是如何改善管理文化媒体的体制，一方面小道消息日益“精彩”，一方面八股官文盛行。这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进而为内外敌对势力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给中国下一步改革支招马凯硕：美国常常违反国际法。在这方面，中国可以超越美国，成为国际法更强有力的支持者。如此一来，世界其他国家会非常高兴，现在中国在硬实力上发展很快，但在软实力上还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要在软实力上和美国展开竞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多支持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这并不会花太多钱，但中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重塑世界体系。这并不仅仅出于善良，更重要的是为自己将来做打算。当中国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步拥有话语权之后，可以推动完善现有国际法。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官员可接触到法制及更多现代治理理念，并把这些理念带回国内。郑永年：当务之急就是社会改革要找到突破口，中国当前还没有找到突破口。这个也并不奇怪，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也没找到经济改革的突破口，直到邓小平南巡之后才找到，改革总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试错的过程。现在国内国际的变化太大，中国必须尽快找到这个突破口，现在是改革和变化赛跑。黄靖：目前中国执政党要抓紧做到两件事：正风气和定民心。具体而言，首先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使依法治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为下一步政治改革奠定基础。其次应当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让有关各方进行公开或非公开辩论，这样，民怨自然就不会向整个执政体制上移动和聚集。(来源:环球时报)</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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