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n2g4作者:张妮 李司坤 倪浩world.huanqiu.comarticle专访王陇德、张艺谋、汪小菲,听他们讲述“我和共和国的故事”/e3pmh22ph/e3pmh26vv编者的话:“我爱你,中国”,不只是一句话,一首歌,更是一段往事,一个触动内心的故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环球时报》特别专访多位各领域代表性人物,请他们讲述“我和共和国的故事”。相关访谈视频即将上线,敬请关注。 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创新艾滋病防控模式,中国赢得尊重 个人的成长过程和国家是密切相关的。对个人来讲,只有关注国家和民众最重要的需求,研究、探讨、解决国家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个人的事业发展才能有所成就。在我看来,有一项工作体现得非常明显,那就是我们国家的艾滋病预防工作。 本世纪初,艾滋病在我们国家的流行状况比较严重。特别是中部地区,由于上世纪90年代存在大量有偿供血者,很多人因此感染了艾滋病。8到10年后开始发病,很多人开始死亡。2003年,有的村子一年就死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引起了社会很大的恐慌,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中国的艾滋病防控。2004年初,我分管疾病控制。我们当时多次去河南省调研,发现最重要的问题是,无法确认谁感染了。当时,国家针对艾滋病防治制定了“四免一关怀”政策,但这项政策具体该给谁落实?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感到,最大的问题是查清疫情。所以我提出,查清疫情,挽救生命。当年六七月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登记了28万有偿供血者,并且查了其中25万,一共查出了2.3万多名艾滋病感染者。查清楚了,就能给他们实施预防控制检测,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 一开始,我们这样的做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他们认为我们是严重侵犯人权。因为国际社会对艾滋病的检测主要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让患者自愿接受检测。但后来,国际社会一些机构看到,经检测以后,中国的艾滋病预防效果大幅提升了,他们逐渐改变了观念。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2006年修改了艾滋病检测指南,鼓励医疗机构把艾滋病检测作为常规项目。在2006年第十六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讲演中说道,“中国认识到了艾滋病流行的严重性,他们开始采取综合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行动值得我们尊重。”这一案例说明,我们抓住了重点问题,采取了一些创新模式,而不是依照国际社会那种陈旧的观点来应对疾病的流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就是中国为国际社会作出的贡献,让国际认可了我们。 非典时期存在的问题也是重要的疾病控制问题。一开始,我们面临的问题跟艾滋病一样——不知道谁感染了。2003年3月份,北京经调查,实际已发病320例,但我们接到的报告只有20多例。这等于打仗的时候,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那还怎么去打?这和我们原来的信息报告系统非常落后有重大关系,我们原来的信息报告系统是:医生发现一个病人后,填写一张纸质的报告卡,这张报告卡通过邮局邮寄到县区防疫站,县区防疫站再汇总,一个月以后再报到省级,省级再报到国家。这是何等的滞后,怎能应对像非典这样的烈性传染病?我们能不能利用信息高速公路,通过网络化建设,把信息很快地传到国家层面?实际上,我们用了不到一个月,就把这个网络建起来了。从当年4月下旬开始,我们开始全部采用网络报告,医生诊断的信息传到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仅需要6个小时。当时,我们每天都可以在办公室看到哪个省发现了病人,有没有找到病人的密切接触者,有没有采取控制措施。到当年5月下旬,感染者基本上都是从患者已被控制的密切接触者里发现的,这就切断了传播途径,我们很快就把非典的流行控制住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在健康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均寿命从建国初期的35岁提升到现在的77岁。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传染病的有效控制。国际机构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及时性方面,中国从1990年的第110位上升到2016年的48位,是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在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如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控制方面基本上都得了100分,但我国在慢性病的控制上比发达国家还差很远,需要加快相关服务和改革。 健康中国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来说,是最基础的。没有一个健康的民族,社会发展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慢性病控制不了,能叫健康中国吗?这也是我国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原因。(张妮采访 李司坤整理) 张艺谋:影响我最大的,是那一年的高考 我和共和国的故事太多了。现在回忆起来,影响我最大的还是改革开放,还是恢复高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当年能上电影学院是改变我们一生的机遇,是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遇。今天我坐在这里接受媒体的采访,好像我是一个人物似的。其实你想一想,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我还在咸阳的一个纺织工厂当工人,现在早就退休了,可能就这样普普通通过一生了,恐怕啥也不是。你能做什么事,自己身上有什么潜能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自己会做一个导演?所以时代很重要,时代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新的机遇,我们才会有创作的可能性。所以,要让我回忆建国70年来印象最深的、影响我最大的,应该就是那一年的高考。 我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印象也很深刻。北京奥运一晃就11年了,中国马上要开冬奥会了。北京是全世界唯一举办过两次奥运会的城市,鸟巢也是唯一举办两次奥运会开幕式的地方。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奇迹。要是让我回想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那些节目、流程、仪式,自己还是如数家珍,总觉得这里可以更好,那里可以更好。也许创作就是永无止境的。但其实今天来看,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已经成为经典,已经是国际奥委会公认的所有开幕式中最无与伦比的一次。中国人创造了这样的成绩,真的很难。我自己认为,今天让我再来一次,我都很难达到2008年的感觉,心劲不同了。那时中国人讲的是百年奥运梦想终于来我家。我听很多人说,仅仅是56个民族的儿童簇拥着五星红旗入场,《歌唱祖国》的歌声响起这样一个流程,都让许多人在电视机前流泪。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突然有这样一个机遇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风貌,那种感觉特别不一样。那个历史时期,那种情怀,是不可重复的。 其实,一台演出也代表了你的文化,你的姿态,代表了国家发展历程的变化。比如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很多人对活字模表演印象很深。它其实是运用了矩阵和编程原理,是由很多人在底下表演呈现的。10年后的平昌冬奥会“北京8 分钟”,则是由24个机器人在满是雪和冰的地面上精准无误地表演。这就代表了国家的进步。当现代技术用到表演上时,它会传递这样一种观念。 我应该是中国导演中跨界比较多的一个,比较杂。其实这种跨界都是学习,艺术都是融会贯通、互相影响的。你的观念、修养的提升以及对信息、资源的熟知都会反映在作品中。我一直认为要活到老学到老,不能只是想着自己的电影。电影是什么?电影就是人,就是社会,就是人生。今天的社会这么日新月异,我希望自己能跟上这个时代。中国现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票仓。每年都会有国产爆款电影这种事会不断发生。这样大的市场和这样可喜的成就,也给电影人带来更高的要求,就是要有更优秀、更多样化的作品才对得起这个市场。(张妮采访整理)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汪小菲:德国机场被扣,让我思考民族自尊 我出生于1981年,上世纪90年代就出国留学了。那时全球还未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困难,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印象不好,媒体也经常戴着有色眼镜来报道中国。有一件事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让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 那是1999年1月,我不到17岁,法国学校放圣诞假,我回北京看父母。返回巴黎时,为了省500法郎机票钱,我就没有买直飞巴黎的机票,而选择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没想到,我一到法兰克福机场,就被德国移民局扣下了,他们说我的护照有问题,怀疑是假的,也不听我解释,就把我强制拘留了。我向他们抗议:你们西方国家不是最讲究人权吗?为什么强制拘留我?我要找律师告你们!结果,来了两个警察把我拎起来,让我闭嘴,还用语言侮辱我,说再说话就打死我。我很震惊,警察怎么能这样讲话?后来,他们发现我还有点法律意识,就没把我关在监狱里,把我带到机场一个用海绵包裹墙壁的密闭空间,就像机场的监狱一样。那时,我真的感觉自己就像电影里演的无家可归的人。 在那里,我目睹了两件事。一是一个美国人的护照丢了,当地警察非常热情地帮他补办证件。二是,很多日本人在过关的时候,警察对他们都非常友善。尤其是他们在免税店买东西时,德国人对他们无比殷勤。而像我这样被关起来的中国人至少有五六个。为什么中国人会受到如此冰冷的待遇?后来我买了一张电话卡,给我母亲打电话,她找到中国驻当地的领事馆求助,第二天领事馆就派专员到机场来把我们解救了。 2005年,我又一次去法国,邀请当时法国最著名的设计师来北京为我设计一个项目,这是我留学时期想都不敢想的事。那一年,我明显感觉到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一些富起来的中国人有了强大的消费能力去西方国家消费。他们还流连于巴黎大大小小的博物馆。这说明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也在不断丰富。 也许每个个体没有很大的力量在短期内改变什么,但我坚守一个理念:一人一世界。你的言行举止都是外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要用言行去影响和感染你身边的外国人,这也是作为个体能够做到的最好的爱国方式之一。每一个中国人都这么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张妮采访 倪浩整理) 156951456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赵建东环球时报156951456000011[]//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9/0926/22/19/20190926101904149.jpg{"email":"zhaojiandong@huanqiu.com","name":"赵建东"}
编者的话:“我爱你,中国”,不只是一句话,一首歌,更是一段往事,一个触动内心的故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环球时报》特别专访多位各领域代表性人物,请他们讲述“我和共和国的故事”。相关访谈视频即将上线,敬请关注。 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创新艾滋病防控模式,中国赢得尊重 个人的成长过程和国家是密切相关的。对个人来讲,只有关注国家和民众最重要的需求,研究、探讨、解决国家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个人的事业发展才能有所成就。在我看来,有一项工作体现得非常明显,那就是我们国家的艾滋病预防工作。 本世纪初,艾滋病在我们国家的流行状况比较严重。特别是中部地区,由于上世纪90年代存在大量有偿供血者,很多人因此感染了艾滋病。8到10年后开始发病,很多人开始死亡。2003年,有的村子一年就死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引起了社会很大的恐慌,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中国的艾滋病防控。2004年初,我分管疾病控制。我们当时多次去河南省调研,发现最重要的问题是,无法确认谁感染了。当时,国家针对艾滋病防治制定了“四免一关怀”政策,但这项政策具体该给谁落实?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感到,最大的问题是查清疫情。所以我提出,查清疫情,挽救生命。当年六七月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登记了28万有偿供血者,并且查了其中25万,一共查出了2.3万多名艾滋病感染者。查清楚了,就能给他们实施预防控制检测,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 一开始,我们这样的做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他们认为我们是严重侵犯人权。因为国际社会对艾滋病的检测主要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让患者自愿接受检测。但后来,国际社会一些机构看到,经检测以后,中国的艾滋病预防效果大幅提升了,他们逐渐改变了观念。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2006年修改了艾滋病检测指南,鼓励医疗机构把艾滋病检测作为常规项目。在2006年第十六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讲演中说道,“中国认识到了艾滋病流行的严重性,他们开始采取综合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行动值得我们尊重。”这一案例说明,我们抓住了重点问题,采取了一些创新模式,而不是依照国际社会那种陈旧的观点来应对疾病的流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就是中国为国际社会作出的贡献,让国际认可了我们。 非典时期存在的问题也是重要的疾病控制问题。一开始,我们面临的问题跟艾滋病一样——不知道谁感染了。2003年3月份,北京经调查,实际已发病320例,但我们接到的报告只有20多例。这等于打仗的时候,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那还怎么去打?这和我们原来的信息报告系统非常落后有重大关系,我们原来的信息报告系统是:医生发现一个病人后,填写一张纸质的报告卡,这张报告卡通过邮局邮寄到县区防疫站,县区防疫站再汇总,一个月以后再报到省级,省级再报到国家。这是何等的滞后,怎能应对像非典这样的烈性传染病?我们能不能利用信息高速公路,通过网络化建设,把信息很快地传到国家层面?实际上,我们用了不到一个月,就把这个网络建起来了。从当年4月下旬开始,我们开始全部采用网络报告,医生诊断的信息传到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仅需要6个小时。当时,我们每天都可以在办公室看到哪个省发现了病人,有没有找到病人的密切接触者,有没有采取控制措施。到当年5月下旬,感染者基本上都是从患者已被控制的密切接触者里发现的,这就切断了传播途径,我们很快就把非典的流行控制住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在健康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均寿命从建国初期的35岁提升到现在的77岁。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传染病的有效控制。国际机构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及时性方面,中国从1990年的第110位上升到2016年的48位,是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在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如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控制方面基本上都得了100分,但我国在慢性病的控制上比发达国家还差很远,需要加快相关服务和改革。 健康中国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来说,是最基础的。没有一个健康的民族,社会发展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慢性病控制不了,能叫健康中国吗?这也是我国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原因。(张妮采访 李司坤整理) 张艺谋:影响我最大的,是那一年的高考 我和共和国的故事太多了。现在回忆起来,影响我最大的还是改革开放,还是恢复高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当年能上电影学院是改变我们一生的机遇,是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遇。今天我坐在这里接受媒体的采访,好像我是一个人物似的。其实你想一想,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我还在咸阳的一个纺织工厂当工人,现在早就退休了,可能就这样普普通通过一生了,恐怕啥也不是。你能做什么事,自己身上有什么潜能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自己会做一个导演?所以时代很重要,时代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新的机遇,我们才会有创作的可能性。所以,要让我回忆建国70年来印象最深的、影响我最大的,应该就是那一年的高考。 我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印象也很深刻。北京奥运一晃就11年了,中国马上要开冬奥会了。北京是全世界唯一举办过两次奥运会的城市,鸟巢也是唯一举办两次奥运会开幕式的地方。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奇迹。要是让我回想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那些节目、流程、仪式,自己还是如数家珍,总觉得这里可以更好,那里可以更好。也许创作就是永无止境的。但其实今天来看,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已经成为经典,已经是国际奥委会公认的所有开幕式中最无与伦比的一次。中国人创造了这样的成绩,真的很难。我自己认为,今天让我再来一次,我都很难达到2008年的感觉,心劲不同了。那时中国人讲的是百年奥运梦想终于来我家。我听很多人说,仅仅是56个民族的儿童簇拥着五星红旗入场,《歌唱祖国》的歌声响起这样一个流程,都让许多人在电视机前流泪。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突然有这样一个机遇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风貌,那种感觉特别不一样。那个历史时期,那种情怀,是不可重复的。 其实,一台演出也代表了你的文化,你的姿态,代表了国家发展历程的变化。比如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很多人对活字模表演印象很深。它其实是运用了矩阵和编程原理,是由很多人在底下表演呈现的。10年后的平昌冬奥会“北京8 分钟”,则是由24个机器人在满是雪和冰的地面上精准无误地表演。这就代表了国家的进步。当现代技术用到表演上时,它会传递这样一种观念。 我应该是中国导演中跨界比较多的一个,比较杂。其实这种跨界都是学习,艺术都是融会贯通、互相影响的。你的观念、修养的提升以及对信息、资源的熟知都会反映在作品中。我一直认为要活到老学到老,不能只是想着自己的电影。电影是什么?电影就是人,就是社会,就是人生。今天的社会这么日新月异,我希望自己能跟上这个时代。中国现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票仓。每年都会有国产爆款电影这种事会不断发生。这样大的市场和这样可喜的成就,也给电影人带来更高的要求,就是要有更优秀、更多样化的作品才对得起这个市场。(张妮采访整理)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汪小菲:德国机场被扣,让我思考民族自尊 我出生于1981年,上世纪90年代就出国留学了。那时全球还未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困难,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印象不好,媒体也经常戴着有色眼镜来报道中国。有一件事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让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 那是1999年1月,我不到17岁,法国学校放圣诞假,我回北京看父母。返回巴黎时,为了省500法郎机票钱,我就没有买直飞巴黎的机票,而选择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没想到,我一到法兰克福机场,就被德国移民局扣下了,他们说我的护照有问题,怀疑是假的,也不听我解释,就把我强制拘留了。我向他们抗议:你们西方国家不是最讲究人权吗?为什么强制拘留我?我要找律师告你们!结果,来了两个警察把我拎起来,让我闭嘴,还用语言侮辱我,说再说话就打死我。我很震惊,警察怎么能这样讲话?后来,他们发现我还有点法律意识,就没把我关在监狱里,把我带到机场一个用海绵包裹墙壁的密闭空间,就像机场的监狱一样。那时,我真的感觉自己就像电影里演的无家可归的人。 在那里,我目睹了两件事。一是一个美国人的护照丢了,当地警察非常热情地帮他补办证件。二是,很多日本人在过关的时候,警察对他们都非常友善。尤其是他们在免税店买东西时,德国人对他们无比殷勤。而像我这样被关起来的中国人至少有五六个。为什么中国人会受到如此冰冷的待遇?后来我买了一张电话卡,给我母亲打电话,她找到中国驻当地的领事馆求助,第二天领事馆就派专员到机场来把我们解救了。 2005年,我又一次去法国,邀请当时法国最著名的设计师来北京为我设计一个项目,这是我留学时期想都不敢想的事。那一年,我明显感觉到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一些富起来的中国人有了强大的消费能力去西方国家消费。他们还流连于巴黎大大小小的博物馆。这说明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也在不断丰富。 也许每个个体没有很大的力量在短期内改变什么,但我坚守一个理念:一人一世界。你的言行举止都是外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要用言行去影响和感染你身边的外国人,这也是作为个体能够做到的最好的爱国方式之一。每一个中国人都这么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张妮采访 倪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