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办峰会，抗议者都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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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7/0718/07/28/20170718072803222.jpg?imageView2/2/w/1260"/>我在峰会现场看示威和骚乱【环球时报驻德国、法国、英国记者  青木 赵杰 纪双城  环球时报赴德国特派记者 赵觉珵】G20汉堡峰会已经结束一周多，但峰会期间发生的抗议和骚乱场景让当时身在现场的《环球时报》记者至今难以忘记。这是许多德国人难以想象的景象，也不是记者印象中的那个德国。部分汉堡人用“一场内战”来描述他们的感受，德国外长加布里尔直言“德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严重影响”。“现在，示威成了一种职业”——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面对频繁的反特朗普抗议，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曾如此感慨。在大西洋对岸，从政界到民间，有同样的感受。近些年来，每逢类似G20这样的国际会议召开，就不可避免遭遇大型抗议活动。不过，欧美抗议文化有着本质不同。在欧洲，这些抗议者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上图为一趟“反G20”专列抵达汉堡，右图为一名黑衣示威者朝警察扔烟幕弹)<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7/0718/07/29/20170718072954700.jpg?imageView2/2/w/1260"/>在汉堡街头高举“欢迎来到地狱”标语的人群中，有一个20岁的英国小伙，他叫纳米尔。“像G20峰会这样的活动，我参加的目的就是要敦促那些国际领导人缩小贫富差异，将推动全球化和政府大刀阔斧进行公共事业改革等话题，真正向民众兑现”，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纳米尔是伦敦一家游戏公司的设计员，也是多个英国民间组织的成员。他从组织那里获得往返伦敦与德国的机票。有时去特定城市的机票价较贵，就得辗转多地，这次去汉堡就是这样。纳米尔除可以报销旅行费用外，每天还能领取标准为50欧元的补贴。“参与这样活动的，很多人和我的生活背景类似——年轻，但有不少负债，从事的工作常年需要加班但没有显著涨薪的可能。”纳米尔的故事或许有些平凡，但他参加的“欢迎来到地狱”抗议活动却在这次峰会上大出风头。这条标语，配上打砸商店、焚毁汽车和攻击警察的画面，似乎汉堡真的成了“地狱”。一些汉堡市民事后用“内战”来描述相关场面。峰会期间，当地警方将会场等核心区域严格封锁，在封锁线内，抗议者相对“和平”。汉堡市政厅附近，《环球时报》记者遇到一批身着黑衣、手持紫色旗帜或紫色玩偶的抗议者。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标语，但记者听到他们喊的口号是“反对气候变化”。大多数抗议者在20岁左右，在与警察短暂对峙后，他们逐渐三两散开。记者还遇到一群骑自行车的游行者，车上挂着“自行车反对气候变化”和“自由、公正与团结”的标语。他们几乎不喊口号，只是骑车快速通过。汉堡警方则用车辆截断马路，令游行无法形成连续的长队。在汉堡，抗议G20的标语随处可见，有反全球化的、反气候变化的、反大国干预非洲事务的，也有反资本主义的。封锁线内，很多当地居民表达对G20的不满，封锁线外，是众多来自欧洲各地的“专业抗议者”。有统计称，这次汉堡共发生约30场抗议活动，参加者数十万人次。汉堡警方公布的数字显示，共有476名警察受伤，数百人被逮捕。目前，警方仍在对骚乱嫌犯进行调查。由于不少人来自其他国家，还需相关国家协助调查。这场骚乱还导致德国政治人物相互指责。峰会结束后，不少声音要求汉堡市长肖尔茨引咎辞职，因为他在会前不断表示能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还有人认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应该负责。2001年八国集团(G8)峰会在汉堡举行，就曾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汉堡市长肖尔茨并不负责主办这次峰会，“要求肖尔茨辞职的人，也应连带要求默克尔下台”。他批评默克尔把峰会定在汉堡，“她有一个秘密目标：在大选前提升自己在基民盟的领导地位”。德国司法部长马斯甚至表示，今后绝不会再在任何一座德国大城市举办类似性质的峰会。四大群体与“抗议专业户”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此次汉堡峰会的抗议者主要是四类人。一是非政府组织成员。峰会前举行的“G20抗议浪潮”运动，由绿色和平、乐施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15个组织主办，其口号是“需要另外一种政策”。尤其是7月2日举行的活动，除了街上的游行示威，在汉堡港口和阿尔斯特湖，由120艘小舢板和皮划艇通过水路参与。二是左派政党和工会组织。如“无限团结，而不是G20!”运动，有104个组织参与，包括德国的左派政党以及德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德国服务业工会与金属业工会等。除了气候变化等议题，他们特别要求各国接纳难民。三是极左翼和无政府组织。他们举行了“不要G20”运动，6天办了13场声势浩大的活动。比如“1000种造型”，参与者从头到脚涂上泥浆涂料，犹如灰色幽灵般穿行在大街小巷。据称该活动是对资本主义的无声抗议。而非常有破坏性的“欢迎来到地狱”活动中，一些激进分子戴着黑头盔和墨镜，身着黑色连帽衫，手持棍棒，进行所谓“黑块运动”。他们向警察丢掷石块、施放烟火，更有人打劫商店。四是名人和普通市民。像著名歌手夏奇拉、“酷玩乐队”等参加了“全球公民”演唱会。该演唱会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主要是为了敦促消除贫困等。许多汉堡市民和游客自发参加。参加此次抗议的活动分子，有上万人来自欧洲各地，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瑞士和意大利等地。据了解，瑞士和德国等地的组织甚至专门弄了一辆“反G20专列”。这辆火车从瑞士巴塞尔开往汉堡，沿途可以让活动分子上车。在巴塞尔有210人上车，不过在德国边境，33人被德国警方禁止入境。在这些人的行李中，搜出了武器、爆炸物或烟火。还有人因为有暴力前科，也被禁止入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金融学)教授、法国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副会长赵永升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根据他在欧洲生活与工作十余年的观察与感受，无论欧洲召开什么样的大型国际会议，抗议者群体中最为核心的构成部分是有会必到的“抗议常客”。他们并非只从国际会议的召开地而来，多数从欧洲他家乃至欧洲之外赶来。除了抗议常客，针对每次不同主题的国际会议，还有与本次会议主题相对应的抗议者群体。柏林安全问题专家鲍恩巴赫也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欧洲召开大型国际会议时的抗议者，组成类型通常与此次汉堡抗议类似。许多组织和团体、抗议者是老面孔，他们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成了“抗议专业户”。每个组织和团体都有各自的抗议方式，通常都有固定的抗议者。在欧洲，近些年来，从G7到G20以及一些国际争议人物的来访，都会引来如潮般的示威者聚集。在法国、意大利，当地一些官员私下对记者透露说，为避免示威人群过多聚集，政府尽量将活动安排在工作日举行，以让一些潜在示威者难以成行。但事实上，很多示威者效力于固定的民间组织，是职业示威者。欧洲各地的工会也在不时地向这些组织的成员表示出拉拢态度，希望这样的示威能够更常态化。前文提到的英国小伙纳米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上世纪那种完全志愿参与游行示威的行为虽然值得钦佩，但难以持久，因为任何组织都不知道自己能征召多少人，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而现在，一切都职业化，有一年一签的契约合同保障。“这一切的背后是社会危机”法国学者鲍铭言和迪迪尔·钱伯内特在《欧洲的治理和民主》一书中称，欧洲反峰会抗议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工会联合会，在反失业和社会排斥的示威活动中发展起来。欧盟的每次峰会都推动着意义不等的跨国动员，并逐渐与反全球化运动建立联系，国际会议与机构也成为目标。1997年6月，欧盟峰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时，一场大游行爆发了。引人瞩目的是，参加示威者来自多个国家——之前两个月，一队又一队的游行队伍在最终汇集于荷兰前，一直穿梭于欧洲各地，号召人们参与。2001年7月，G8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时，来自全世界的15万抗议者把热那亚搞得天翻地覆。时任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说，“我们就如同被关在铁塔中的8个人。”2009年G20峰会在伦敦举行，示威者大闹金融城，抗议活动甚至演变成暴力事件。2011年法国曾举办G20和G8两场峰会。当时法国老百姓很关心峰会是否会带来巨额开支、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一部分人积极参与抗议示威。但法国没有遭遇汉堡峰会这么多抗议。这与峰会选址有不小关系，两场峰会一个在多维尔，一个在戛纳，都是旅游胜地，但并非人口与经济中心。从国际上看，大型会议选“偏僻之地”举办越来越常见，2015年土耳其在安塔利亚举办G20峰会，同年G7峰会在德国南部小镇加米施—帕滕基兴举办。2014年澳大利亚在布里斯班举办G20峰会也波澜不惊，因为从地理上看澳大利亚本身就是偏僻之地。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称，欧洲有着深厚的抗议文化，与美国极左派的全职抗议(介于温和反对与零星暴力)不同，欧洲极左派更咄咄逼人。他们不将改变政治格局视作首要目标，而是寻求实现对现有秩序的破坏。而欧洲官方在处理暴力抗议方面不如美国强硬，只要抗议活动可控，当局倾向于接受某种程度的暴力。此外，欧洲的一体化使得很多国家的边界控制放松，人们穿行在欧洲大陆非常方便。赵永升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过去十余年，欧洲“抗议常客”的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尽管趋势缓慢。除了人数，“抗议常客”的构成也悄悄发生变化，例如在年龄构成上趋于年轻化。此外就是“抗议常客”正在“协会化”与“职业化”。出现这些变化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德国、法国还是欧盟，经济状况尽管相比前些年有所好转，但增长前景依然堪忧。从讨论中东问题和日本核问题的多维尔和戛纳，到讨论全球经济和塑造一个互联互通世界的汉堡，欧洲的抗议文化悄然发生着变化。而无论是法国民众担心费用增加、生活水平下降，还是汉堡抗议者直指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都表明现在的国际峰会与大众民生渐行渐远。“G20汉堡峰会的抗议潮是欧洲的一面镜子。”汉堡大学社会学者阿尔比科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相比以往，欧洲的抗议已经有了质的改变。首先，欧洲任何地方都可能爆发抗议。即使一个偏僻小村，因为安排了难民，也会有抗议。而在大城市，几乎每隔一两天就有抗议活动。其次，抗议变得更为极端。欧洲抗议者的成分在复杂化，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一切的背后是社会危机，包括贫富不均、环保、政府腐败等，尤其是难民潮和恐怖袭击，分裂了欧洲社会。”阿尔比科尔说，尽管欧洲各国政府对社会管理问题足够重视，但欧洲有太多危机，各国已显得力不从心。</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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