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位外籍专家建言2016年中国G20峰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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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确立中国G20主题，多倾听全球声音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G20 课题组 执笔人：王文贾晋京陈晓晨如何办好2016 年中国G20 峰会？在2015 年3 月底的博鳌亚洲论坛里已成为热议的话题。在一场主题是“G20 与世界经济议程”的分论坛中，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坦承，对怎么筹备G20“感到头疼”。作为G20 研究的中国领衔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简称“人大重阳”)认为，筹备G20 峰会，首先是确定主题。一个好的主题，相当于筹备工作成功了一半。为此，在本期《G20 双周报》上，人大重阳做了特别策划，从300 多位来自全球各个智库的G20 研究专家库中邀请其中的43 位，专门就中国G20 峰会的主题出谋划策。这些专家有的来自美、英、法、德等G20 西方成员国，有的来自土耳其、阿根廷、巴西、沙特等新兴经济体成员国，有的来自像挪威这样的非G20 成员、却很重要的国家，还有来自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商会等对国际经济治理影响深远的国际组织。可以说，代表性广泛，思考力深厚，研究方向前瞻，在国内外均属首次。在这些建言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却被中国人忽视的问题，即G20 机制的本质已经变了。六年前，二十国首脑会晤机制首次唤醒时，G20 被定义为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机制，现在，G20 俨然已成全球首要的经济治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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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后危机时代，全球对G20 机制的期待，与G20 本身的有效性存在着不对称性。主要经济体的走势和政策出现分化，全球发展状况极度不均衡，要像2008 年那样寻找到全球最重要20 个国家都能认可、并为之努力的一个目标，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中国G20 峰会想要开得成功，就必须全方位地倾听各类声音，从中找到世界经济进程的最大公约数，进而设计出一个能推动全球统一行为步骤的主题。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是G20 机制中能够沟通各方的最重要力量，因此，人大重阳认为，中国应当本着包容开放、合作共赢、均衡普惠的态度，从全球议程的角度，吸纳各国的真知灼见。从下文的万余字中，我们发现，各国智库学者对中国G20 峰会的主题建议，主要集中在四大类：创新驱动与全球增长、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全球治理议程以及G20 机制自身的改革创新。有专家明确建议，2016 年G20 中国峰会的首要议题应为“重大改革与创新”，其中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创新。来自土耳其的专家也从与土耳其G20 峰会的衔接角度， 认为中国峰会主题应该包括创新与知识经济。在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有专家指出，改革依然存在障碍。有俄罗斯专家指出， 要建立多币种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在基础设施投资、贸易自由化、解决失业等关键问题上，一些专家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具体指标。例如，承诺基础设施投资占GDP 比重比此前五年(2012-2016) 增加1.5%;承诺五年内消除90% 关税数目;每年新增4200 万个就业岗位等。这些都有潜力成为G20 中国峰会上提出的量化目标。有专家警告，随着金融危机逐步消退，若G20 不能发挥作用，G20 将日益失去重要性， 因此应把G20 建成“全球指导委员会”。另有土耳其专家认为，要推进G20 政策的执行， 强化执行效果评估。综上所述，人大重阳建议，应当从“创新”的角度寻找主题的选项，把创新作为解决目前国际均衡发展所遇到矛盾的主要抓手，作为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的主要抓手，作为推动全球最大范围包容性增长的主要抓手，作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改善人类福祉的主要抓手。当然，再好的主题，也不能中国一家说了算。中国需要征求各国的建议，还要学会与各国商议，几轮的“建议—商议—反馈”之后，中国G20 峰会的主题相信就会呼之欲出。G20 峰会的筹备不只是中国想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中国能否充分进行国际沟通，说服世界主要国家跟着中国做事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人大重阳的这个“创新”建议仅仅是中国G20 峰会主题商议的开始。前方的路还很远，但作为G20 研究的新型智库，人大重阳已召开了两届G20 智库年会，做了充分研究和国际网络的准备，对未来充满着信心。第一部分：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改革全球金融体系 反映新兴经济体诉求】苏姆卢•奥特格，土耳其科驰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科驰大学- 土耳其工商业协会经济研究论坛主任， 土耳其在全球经济面临剧变的情形下，中国将在2016 年主办G20 首脑峰会。显而易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迅速增长，2014 年已达到了57%。尽管自2011 年以后增速下降， 但新兴经济体增速仍然比发达经济体在危机前2007 年的增速快9 倍。然而，新兴经济体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面临许多障碍，例如控制资本流动的波动，制定和执行国内货币政策， 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以及从更普遍来说，在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转型中熨平国内经济周期的波动。当前世界上针对国际银行体系、跨境资本流动、股票和债券市场的金融监管， 不能适应全球背景下新兴经济体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新兴经济体面临的这些障碍很大一部分也正是由此产生。为了建设一个能够反映新兴经济体决策诉求的更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把这些问题纳入其主办的G20 峰会议程。【让国际金融体系服务于发展需求】格亚莫•维兹巴，阿根廷经济和金融发展中心主任，阿根廷维罗妮卡• 格隆多纳，阿根廷经济和金融发展中心研究员，阿根廷乔治• 加杰罗，阿根廷经济和金融发展中心研究员，阿根廷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各行其是的状态导致了全球发展停滞、经济和金融的动荡、以及财富的过于集中。为了即将到来的全球金融重构，必须要让国际金融为发展服务。因此，有必要进行一次真正深入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因此，推动这种改革的关键措施之一便是响应联合国倡议，建立新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并限制“秃鹫基金” 的运作。这一新的架构应当既尊重国家主权，又不受过多的限制，力求消除避税天堂的存在，加强各国和各个区域开发银行的作用，并需要多边银行的通力合作。建立G20 的主要原因正是要通力协作，努力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安全、高效的金融体系， 以便度过危机难关。而只有确保发展的成效、缩小国家发展差距并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平等，G20 才能使之成为一个长效机制。因此，比起导致世界衰退的“紧缩性财政政策”，我们更要寻找一条新的路径，在更为民主和广泛参与的全球治理体系下，努力实现包容性经济建设。【消除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障碍】柳德米拉•库德亚科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系主任，俄罗斯随着2008-2009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严峻后果大部分已经减弱，并淡出了世界媒体的热点话题，G20 领导人已不再关注他们此前作出的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IMF)承诺。因此， 也许2016 年峰会应当探讨金融体系改革依然存在的障碍，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动这种改革的进行。【建立多币种的国际货币体系】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俄罗斯G20 专家委员会常务董事，盖达尔研究所宏观经济与金融方向负责人，俄罗斯要想改变全球经济结构，需要同时改变全球货币储备体系。显而易见的是，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以美元为基础的单一货币体系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如果全球金融体系能够建立在多元货币体系(涵盖范围更广的一篮子货币)的基础上，那么全球金融体系将会更强大。【建立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机制】尤科赛尔•戈迈兹，土耳其中央银行，土耳其全球金融市场的紊乱可能会干扰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维持。受到缺少优质抵押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流动性常常发生各种形式的紧缺，而在这种紧缺与汇率波动的共同作用下， 全球贸易可能会发生暂时性或永久性的坍塌。这种现象不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G20 成员国或非G20 国家，都是如此。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将是维系国际贸易，并维护所有国家共同利益的大前提，但仅靠金融市场并不足以消除所有已确认的和潜在的障碍。通过增强现有金融机构的效率，以及设立新的机制，我们可以优化全球金融架构，消除全球贸易坍塌的风险，以此来增进全球福祉。【建立全球生态金融体系】马汉理，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欧洲区执行主任谢孟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研究项目联席主任建设生态化国际金融体系是对健全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一个必要补充，可促进全球经济向高效利用自然资源、无污染、低碳化方向过渡。就此而言，目前在国际上已取得些许进展， 但这些进展规模有限、不甚连贯、且缺乏国际合作。而这种国际合作应强调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并通过金融法规和标准促使金融体系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金融体系的迅猛发展是一个机会，可以将生态金融纳入到金融市场改革的进程中。在生态化金融体系建设方面，最先进的政策研究当属近来与中国有关的一批工作成果，它们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他们的合作伙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项目、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还有这些平台上的一批国际专家共同完成的。尽管如此， 单纯依靠某国国内行动，所能斩获的成果是有限的，而应当通过国际协调行动来更加积极有效地推动生态化金融体系的建设。因此，2016 年中国主办的G20 会议将为参会国家提供一个机遇，可以设立一个前瞻性的议程，以此来描绘面向21 世纪的金融与资本市场该如何发展。而这种发展应当满足一个动态、包容、且可持续的经济的融资需求。【为国际评级机构设立官方标准】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俄罗斯G20 专家委员会常务董事，盖达尔研究所宏观经济与金融方向负责人，俄罗斯为国内和全球金融市场制定全球标准，首要的是为国际评级机构建立标准, 并促进不同评级机构间的市场竞争以便提高评级质量和可靠性。【将私人资本流动纳入监测机制】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俄罗斯G20 专家委员会常务董事，盖达尔研究所宏观经济与金融方向负责人，俄罗斯近来G20 国家已经开始关注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框架下增加利润分享和税收支付的透明度问题。但是，由于企业巨头们频繁的跨国活动，以及连本土小企业金融管理都开始不透明化，相关的资本流动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新的BEPS-2 项目应该涉及更广泛的主题，包括资本流动的透明性问题和国家间关于私人资本的信息交换。【加强G20 与多边开发银行之间的协调】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俄罗斯G20 专家委员会常务董事，盖达尔研究所宏观经济与金融方向负责人，俄罗斯一直以来，G20 从未考虑过各个多边开发银行之间合作的问题，尤其是多边开发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之间旨在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合作。而2016 年G20 正是改善这一情形的机遇， 应当将所有的金融机构放在一起统筹协调，使它们能够像一个统一的工具一样发挥其促进发展的作用。【建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维塞尔•卡西姆利，阿塞拜疆总统战略研究中心经济分析和全球事务部主任，阿塞拜疆面对此次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全球经济危机，尽管各国央行与政府就共同对抗危机达成了共识，但是随着各国摒弃全球主义，转而诉诸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其造成的阻碍让这种共识越来越难以维系。与此同时，IMF 协调各国救市计划的效率也大大降低。各国政府都有一种金融体系即将崩塌的预期，而不论这种预期能否成为现实，都促使这些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从而使得财政赤字增加，让公共债务变成了难以承受的重担。当然，经济刺激政策的确能够确保危机过后的经济回升，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有那些最富有的国家才能从这种回升之中得益。世上现存的对财政和货币政策效果的评估并不包括这些政策的国际影响，但问题在于，每个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总会直接或间接地蔓延出国境之外。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是对国内具有积极作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消极影响(如用救市计划来保护本国市场)。如果各国政府相互之间不能做出可信的承诺，无法共同协调各自中长期财政及货币政策的目标，又不能在必要时向独立于各个政府的国际组织让渡部分权力的话，那么就不可能使这些政策的效果得到持续改善。而他国货币与财政政策对本国所产生影响的大小又取决于本国的货币可自由兑换程度、经济规模、贸易开放度、国防力量等。只顾及本国利益的保护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将会造成流动性过剩，而这种过剩则会被某些特定群体所吸收，从而吹起经济泡沫，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并最终导致经济失衡，降低产出能力。与之相反，如各国都能一起协力合作，那么生产能力将会获得迅猛增长，并带动经济复苏。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独家授权环球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环球网/人大重阳”，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第二部分：全球治理议程【应提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议程”】乌尔夫•斯维德鲁普，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主管、教授，挪威奥莱•雅各布•撒丁，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部主管，挪威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发展、贸易和联通都至关重要，因此应该成为此次峰会议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该强调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并提出措施以促进G20 在协调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中发挥作用，使这些项目符合国家、地区和全球利益，从而为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能源基础设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这是因为能源市场正在由于技术创新、经济、人口和政治力量的改变而飞速地发生变化。中国可以促进G20 在能源领域缩小全球治理差距，处理供给端的不完全竞争背后深刻的政治和战略挑战，并解决需求端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问题。此外，中国可以通过制定更加规范的协议、加强监管机制、以及确保良好的争端解决机制， 来推动G20 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市场。这将有利于促进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PPP)并吸引大量投资者、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投入到这个领域及发展合作项目。G20 还应该在促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间的协调，以及改进其他非政府和私营部门使用的标准中发挥作用。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议程和与能源治理相关的议题，中国和G20 也可以邀请非G20 成员国来报告他们的意见和关切。【设立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1.5%”目标】加里•赫夫鲍尔，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基础设施不足和老化几乎阻碍着所有G20 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但是预期低迷的全球需求和缓慢的世界GDP 增速，创造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绝佳时机。因此，每个G20 成员国应该承诺，在未来5 年(2017 至2021 年)，基础设施投资应该比过去5 年(2012 至2016 年) 增加各国GDP 的1.5%。从全球范围看，这将每年增加大约2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支出。【改革全球能源融资体制，实现绿色发展】尼古拉斯. 斯特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英国能源体系对国家的发展和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三分之二的排放都与能源有关，因此现在再尝试高碳式增长只能是自取灭亡。从这点上来说，尽管全球能源需求根据预计仍将持续增长，但高碳能源却绝不能再增加了。因而2016 年G20 会议必须采取手段推动世界能源体系的转型。高碳经济的种种风险，如气候变化等，都决定了必须对其进行快速和彻底的改变。世界总排放量应当以每年2.5% 的速度减少，即从2010 年的500 亿吨降低到2050 年的200 亿吨以下。如果世界总产出以3% 年增长率增长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每单位产出量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以每年7%-8% 的速率减少。这样剧烈的变革需要世界上的所有地区，所有经济部门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同时还需要一场能源产业革命才能完成。尽管如此，向着低碳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因为如果我们以世界经济史为参照，就会发现这种转型可以促进动态的、有创造力的、以及革新性的经济增长。我们要控制排放，这就需要大量的投资才能完成。而接下来的15 年对于下个世纪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据预计这一时期全球总共会进行90 万亿的投资，而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都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进行这些投资的时候，我们既可以随意为之，也可以时刻谨记低碳经济而谨慎进行。我们必须理解的是：这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持续的发展。对能源转型融资有如下几个关键点：• 融资方式的彻底改革：在决策机制里加入更多对于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的考虑• 为了更有效地调动民间金融，需要更明确和可信的相关政策• 需要各开发银行促进转型进程• 政府开发援助(ODA)以及“气候金融”应当对多方提供支持作为2016 年G20 轮值主席，中国有着宝贵的机会，可以与其合作伙伴一起整合气候变化中的经济因素，并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设立金融与发展议程。中国还能促使G20 采取措施，对这些进程中达成的种种承诺进行落实与推进，其中包括：可持续的基础设施融资、创新、能源效能标准、以及碳定价等。【树立中国在“气候政治”中的领导者地位】安德烈亚斯•弗莱塔格，耶拿大学经济学教授，德国鉴于中国稳步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财富，同时也引来对环境问题的担忧，这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典型现象。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来减少污染和提高本国的环境质量。这一立场使得中国在全球气候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 保留气候这一议题作为中国举办G20 峰会的议程之一是恰当的，这也将显示出强大的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感。【确立“后2015”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安特耶•尤利格、丹尼尔•塔拉斯、阿斯特丽德•斯卡拉•库梅恩，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德国2015 年，国际社会一直努力在两个重大国际进程上达成协议：其一是新的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其二是确定2015 年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尽管这两个全球主要挑战之间的内在关联已经众所周知，并且已被纳入当前谈判议程，但是仍然需要更好地理解减缓气候变化与适应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社会经济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好地理解通过提供能源、卫生、食品和教育等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具体措施。越来越多的国际基金呼吁相关经济政策研究，需要对这个课题进一步仔细分析，也需要发展具体的政策选项和解决方案，从而使不同生态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国家能够履行这些方案。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协同作用，减少未来的取舍效应，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和经济政策论坛(EPF)一直在积极参与这些课题，并对那些旨在制定具体建议以处理内在联系的研究给予支持。在2016 年中国举办G20 期间，GIZ 和EPF 将非常愿意参与有关此主题的T20 特别工作组。如果这个主题被选中做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将乐于与人大重阳共同做进一步研究，制定更具体的推进题目，提出行动计划，并吸纳合适的合作伙伴参与此特别工作组。【使绿色发展与国际金融改革相对接】英格丽•福尔摩斯，英国第三代环保主义伦敦办事处副主任，英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中国正在调整经济结构，以实现在社会、经济、环境方面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鉴于此，中国应优先考虑以下三点：第一，增加投资的速度和规模以维持经济增长;第二，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资金，并更大程度地发挥私人投资者的作用; 第三，投资清洁技术以应对环境污染，并实现低碳发展。协调和平衡上述三个目标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综合考虑目前一系列不相关的政策议程，包括将清洁能源、低碳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政策与融资同金融改革相对接。政府如何运用公共资本分担风险以及国有银行在其中的作用将是成功的关键。为此，我们提议G20 讨论双重主题：第一，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如何利用其授权和重心来促进这一雄心勃勃的议程;第二，多方利益相关者间对话的价值，对话目的是把绿色金融的研究和进展与2030 年中国实现高质量、低碳增长的政策与金融支持相联系。【G20 应纳入文化议题】卡罗琳•波斯特尔•维奈，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关于不同文化、宗教、社会规范能够或者应该在世界共存的方式，越来越令人担忧。这一问题可以作为G20 峰会上的一个讨论议题。虽然二十国集团是一个非决策机构，却实际上是首要的全球对话论坛，在过去几年中其议程范围的扩大有目共睹。有些人认为它应该仅限于最初的经济协调功能，另一些人则利用它来推动其他国际议题的进程。尽管关于G20 议题范围的辩论有其合理性，但是可以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路径，在全球治理的文化维度进行一些交流。【设立“5 年内消除90% 关税税目”目标】加里•赫夫鲍尔，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在过去的十年，世界贸易的增长已不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事实上，贸易增长只是跟上了经济增长的步伐，而在1947 年到2007 年的60 年间，世界贸易增速基本每年高出世界GDP 增速2% 至4%，并因此促进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增长。作为激励贸易发展的措施之一，G20 国家应该致力于在5 年内消除90% 的税目(目前处在六位数水平)。同时取消关税应在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实施。换句话说，从非G20 国家进口应享受与G20 国家之间一样的零关税待遇。【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多边贸易体制】蕾吉雅•莫拉•科斯塔，巴西圣保罗商业管理学院(FGV-EAESP)教授，巴西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贸易因素在各国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的影响日益增大。为了协助各国政府开放本国经济、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一套能够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而G20 可能是达到这一目标最合适的政策协调平台。我们必须意识到G20 面临的很多潜在的挑战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相关。这些问题可能包括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与贸易的关系、贸易和能源的关系、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世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等。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好处非常明显。G20 协调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决定其合法性的核心，也正因为如此，G20 能否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自由贸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G20 峰会是推行可持续发展最合适的平台吗？G20 成员国能否应对这些挑战？G20 各成员国所需应对的难题正是重新定义这些挑战，并尽快研究出应对策略。【形成全球化的大众创业环境】杰瑞米•利德尔， 澳大利亚青年企业网络(ENYA)创业部主任，澳大利亚青年企业家联盟主席，澳大利亚全球青年就业危机必须视为是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同等重要的问题。青年失业数字众所周知，然而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却并非如此。在欧盟，青年失业的经济机会成本高达每年1530 亿欧元(B20 2014)，相当于欧盟GDP 的1.2%。随着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的青年(NEET 族)数量持续增加，长期生产力损失急剧增长。解决这一危机的最佳途径是创造就业。前5% 的高成长企业创造了72% 的工作机会和67% 的净收入增长(WEF，斯坦福和Endeavor 对全球10 个国家38 万家公司的研究结论)。创业企业雇佣了大量青年、妇女和少数族裔。他们也支付工资溢价，从而创造更高质量的工作。虽然自就业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注重高增长创业的生态系统支持自就业和中小企业。因此，解决全球青年就业危机的措施是发展支持高成长创业企业的生态系统。【设立每年新增4200 万人就业的机制】艾谢居尔•艾塔克，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G20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土耳其虽然失业问题一直处于全球议程的优先位置，但在2009 年全球经济危机后, 这一问题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一些国家在危机后呈现出某些乐观的经济复苏，但根据预测，这些复苏迹象不足以平衡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在2014 年，失业人数高达2.01 亿人，比2012 年高出500 万。更严重的是这一数字在2018 年可能达到2.15 亿。据调查，为满足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市场新军， 每年需要新增4200 多万个工作岗位。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减速也对年轻人产生重创。相关数据显示青年人失业的可能性比成年人高三倍。2013 年，青年失业率高达13.1%，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有7450 万的青年人(15-24 岁) 失业。这一比率在2012 年是12.9%，2007 年是11.6%。更为重要的是，青年失业问题几乎在全球各个地区都在恶化。一些地区的失业率甚至高达50%(比如希腊、西班牙和南非)。除了青年失业问题之外，另一个应该被考虑的重要问题是不升学、不工作和不进修的青年(NEET 族)数量在近几年急剧上升。鉴于这些原因，G20 和各国政府应该优先考虑青年失业以及NEET 族问题。【将青年就业问题纳入贸易与投资议题】默罕默德•阿尔达, 土耳其经济与外交政策中心执行董事，土耳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青年有酬就业都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有大量农业人口的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在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领域。由这种人口转移加剧的城镇青年失业几乎是所有国家的普遍现象。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对生产资源的严重浪费;从社会学角度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这都可能诱发动荡。如果只关注城镇失业而忽视农村，那么人口内部迁移背后的拉动因素将会加剧。因此，政策执行既要减少城镇失业，同时又要统筹推动城乡发展，这成为当前的一个主要挑战。G20 议程应该包含这个关系全球稳定的重要议题，因为它不仅需要国内政策的支持，也需要涵括贸易、投资、移民和社会稳定的全球治理政策的支持。【延续土耳其G20 峰会对中东北非问题的关注】哈伦•奥兹图克勒，克勒克卡莱大学中东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土耳其在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G20 有能力为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给全球治理进程带来直接和间接的挑战。就中东和北非(MENA)而言，这些不稳定效应是由世界能源市场的动荡引发的。因为G20 远不是一个采取集体和协调行动的组织，其机制结构并不能够处理地区军事冲突。但是其成员在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的显著位置和他们丰富的经济资源使他们能够以调解者的身份干预冲突。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实现G20 诸如可持续和稳定增长的目标。G20 全球议程中的“包容性”概念一定不能局限于那些通常被国内社会遗忘的领域，而是必须要扩展以包括世界所有正在整治、军事、经济困境中挣扎的地区。本文目的是要说明MENA 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并且阐述G20 如何为本地区的和平奠定基础。MENA 原油和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的份额最高。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的能源统计， 在2013 年，中东占世界已探明原油储量的47.8%，以及探明天然气储量的42.3%。另外，根据BP 的能源统计，中东占世界原油和天然气产量的份额分别是32.2% 和16.8%。中东和北非的冲突不仅危害了世界的能源贸易，而且也危害了其它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此外，MENA 的武装冲突增加了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导致了经济主体的非最优决策，不恰当的分配了稀少的世界资源。因此，为本地区的冲突找到解决措施符合G20 国家的最佳利益。但在短期内清除当前冲突的深刻根源是不可能的。本地区的冲突原因可以分成两大类：民主和发展的主要长期原因，建立和平的主要猜测性原因。因此，G20 解决该地区问题的短期行动计划应该是在国际机构的协助下了解当前形势， 进而迅速提供和平缔造方案。从中长期考虑，G20 应该致力于促进本地区的民主和经济发展。G20 成员国对该地区的态度将决定可能的行动路径。因此每个政府都应该意识到本地区的和平为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总之，当今MENA 地区的冲突是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如果G20 要成为一个全球治理机制，那么寻找该地区冲突的解决方案将会是最重要的考验。成立一个正式的秘书处(职责之一是解决冲突)是提高G20 机制能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在这方面，G20 与国际及各国机构组织的合作至关重要。G20 必须提出一套政策纲领以制止当前冲突，恢复日常生活中从经济到政治各个方面的正常进程，同时建立一个能够在该地区维持长期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架构。本文旨在阐述一套G20 应该承担的可行行动计划，从而稳定中东地区，促进该地区的民主化，并支持该地区的发展和一体化。【建立“超区域贸易协定”间的联系机制】博兹库尔特•阿朗，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多边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土耳其改进现有多边体系以解决21 世纪问题的努力受挫促使发达国家寻求“超区域”策略。与此同时，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总体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超预期的强劲表现正在缩小工业化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差距。2008 年的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异。由此带来的压力，特别是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上述因素的协同影响足以终结经过八轮关税暨贸易总协定谈判(直到1994 年)才达成的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从那以后，多边体系在处理21 世纪的复杂问题和新问题方面就止步不前。与此同时，乌拉圭回合以来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强烈的把发展问题提到议程前列。美国率先提出两个一致且相辅相成的重大倡议：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 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议(TTIP)。这些促使工业化国家塑造新的“贸易规则”，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工业化国家不能通过多边体制正常通过这些“新规则”。但这两个超区域协议达成的可能性很高。加入这两个协议的国家数量表明新的“贸易规则”将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重大影响。预期TTIP 将超越传统的贸易范畴并且规范多个领域，诸如标准、相互承认、数据跨界流动、农业、服务业、国内投资监管和保护外国直接投资等。新的断层正在形成？【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能参与全球治理】塔希尔•坎南，阿拉伯政策与研究中心(约旦)研究员，沙特阿拉伯主题建议：“在一个更加强大、民主和人道的全球秩序下进行国际与区域经济合作”， 主要是为了实现是以下目标：1. 制定和实施新的2015 年后的全球发展政策议程，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减少失业和收入、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保证所有国家和所有社会群体享受稳定与公平，并承诺对欠发达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2. 赋予新兴、相对贫穷和欠发达国家更多发言权(投票权)以加强全球经济治理;3. 依托中国和金砖国家主导建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改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以纠正不合理的储备货币秩序，重新分配收支平衡的盈余，由为富裕国家财政赤字提供资金转向为贫穷国家的发展提供资金，特别是投资于区域和区域间基础设施;4. 在区域和区域间的基础设施投资合作，除了加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体联系以外(如中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还应投资于较贫穷国家的教育、健康医疗需求，同时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和联系以推动人权事业和社会福利的进步;5. 继续深化监管改革以增强监管部门的应变能力(如加强税务合作、改革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加快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联合行动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6. 改革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不能只让政府参与，也应该让广大利益相关者参与，例如民间团体、智库、工商会协会、研究中心和高等学府等。第三部分：G20机制的创新与发展【建立G20 与联合国互补的框架】巴瑞•卡林，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加拿大联合国已然在影响全球合作的种种问题上陷入僵局。面对这种局面，作为一个自封的非正式组织，G20 可以给联合国提供怎么样的协助呢？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不能于今年12 月份在巴黎达成一致，G20 可以做些什么？若联合国9 月份就2015 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商讨未能形成一定数量的切实、可衡量目标，G20 要如何做？G20 应当涉足互联网治理问题吗？【把G20 建成制度化的“全球指导委员会”】安德烈•罗森塔尔，前墨西哥国际关系委员会创始人，墨西哥随着金融危机逐步消退，除非G20 开始着手解决全球议程中现有的国际机制和对话未能很好解决的棘手问题，否则G20将日益失去其重要性。G20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指导委员会”。【对全球治理盲区全面“查缺补漏”】梅默里•杜比，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经济外交项目高级研究员，南非2008 年后兴起的G20 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物。当时国际合作已势在必行，协调政策解决方案的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而在如今的经济平缓增长时期，过去国家利益的分歧和发展理念差异再次凸显，G20 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时代意义。因此，为了更好地保证G20 的制度关联性，我们建议中国作为G20 主席国对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缺漏部分和重叠部分进行全面调查。一旦不同国际机构治理目标的重合点得以确认，G20 便能更好地确定其经济治理协调者身份。G20 应当在庞大经济发展计划的管理中发挥作用，并最大程度地巩固和凝聚这些影响。这种作用虽然并不引人注目，但却是必不可少的。而当G20 确认了全球发展议程中的缺漏，便可以根据这些缺漏来指导自己设定独立的增长议程。全球发展仍面临着大量挑战，但国际上已经采取合作来解决其中大部分问题。然而有些问题，如非洲资本市场的建设，仍缺乏足够的资源来进行有效解决。这为G20 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可以针对这些问题建立起有效且中肯的议程。【促进“全面、包容和可参与的发展”】默罕默德•萨奇布，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印度迄今为止，G20 峰会的目标不断变化，从金融机构到监管机制，从生态可持续到就业机会， 但都没有取得显著成绩，这些问题往往被孤立地提出和考量。与此同时，各参与国总是优先考虑自身利益。在孤立中是难以实现发展的。鉴于不同经济部门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成员国需要分析各自优势，使本国在活动、经验和资源的分享中获利。这种整体性变化可以通过积极调动政治、经济和社会参与者并将其聚集到同一个论坛里来实现。【合并“普惠金融”与“可持续发展”两大议程】拉汀•罗伊，印度公共财政与政策国立研究所所长，印度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印度与中国都在积极寻求普惠金融与可持续发展这两大全球主要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两个问题也是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规划的一部分，并将在即将召开的气候变化峰会中提出讨论。关于这两大问题的对话应该与另一个我们共同关心的重要话题——全球金融机构的治理改革联系起来。中国可以在其主办的G20 峰会中发挥串联这两大主题的关键作用，并让新兴经济体就这些问题在全球治理机构中掌握更多话语权。这将有助于我们合力推动世界其他国家，为以下悬而未决的问题寻求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便是：如何为2015 年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融资构建合适的融资框架并形成约定责任？【细化G20 轮值主办机制】卡罗琳•波斯特尔•维奈，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2011 年G20 法国戛纳峰会结束之际，大会做出了实行G20 峰会轮值主席地区制并规定亚洲为第一个轮值主席地区。然而该决定一直未能得以践行。无论如何，关于G20 治理的区域协调的建议不应该被丢弃，最起码应该对其利弊展开讨论。【强化G20 执行效果评估机制】哈坎•穆罕梅提克，伊希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土耳其G20 已经清楚的证明了其作为全球危机解决机制的能力。然而，我们即将进入后危机时代，当前全球治理最重要的挑战在于如何将G20 从一个危机委员会转型成一个有效的工作指导组，成为一个更具实质性的全球治理团体而非一个“脱口秀”。就此而言，追踪和评估G20 承诺的执行情况及其效果意义重大。2015 年土耳其主办G20 期间所设置的三个以“I” 为首的优先议题是：包容性，执行和增长性投资。其中，执行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但它对G20 的未来具有非凡意义。针对此问题，土耳其主办的G20 所提出的仅仅是一个命名和描述的机制(由于存在大量的问题以及空头承诺，因而可能性不大也难以发挥作用)。而我认为中国主办的G20 会议则应明确关注，想办法解决如何进一步评估落实情况的问题(监控和评估G20 所作承诺的执行情况及其效果)。此外，这将给以后的G20 举办国的议程提供连续性， 并能在总体上提升G20 作为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的首要对话平台的声望。【设立各国国内政策的“政策效果”评估项目】理查德•曼宁，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发展研究所董事会主席及研究员，英国由政府资助的经济和社会项目往往质量欠佳，要么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要么仅仅完成预期结果的一部分。决策者需要能够更好地体现这些项目所发挥作用的证据，他们也应该更加重视现有的证据。G20 可以推行一个称作“政策效果”的项目，以确保对重点经济和社会项目的影响做出独立的评估，同时保证每当新项目启动之时，从现有的影响评估中提取的证据(及对这些评估的系统性评议)能够定期送到决策者手中。我们可以要求G20 的每个成员国独立设定各自的目标，并由G20 在三到四年后评估其进展。G20 也可帮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建立起一套国际评估标准，以帮助这些国家对项目影响进行更加系统的评估。”我宣布有意担任该国际影响评估计划的主席。该计划旨在为各国(包括中国)提供更严格、独立的公共项目评估。我认为，应当在这一方向上合力统筹，把各政府的政绩压力转化为建立评估机制的动力，而G20 正是进行此种统筹的最佳平台。【建立推进G20 政策执行的强力机制】赛义德•阿克曼，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多边贸易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土耳其由于G20 不断完善自身发挥的作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且相对非正式的体制能较少受官僚主义的羁绊，因而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部分。这种灵活的机制促使领导人和非政府组织积极提出应对全球挑战的计策，并且将计策化为提案以便对议程造成影响。而这些提案则通常围绕对“增长”的需求。然而，如果往届G20 曾推进过的种种“改革提案”都能够彻底落实，那么实现强劲和可持续的增长也并非不可能。由中国主办的G20 峰会应着重关注机制建设，为业已提出的改革措施提供一个框架，使之能够顺利执行。在中国轮值期间，G20 平台可以通过“中国方式”来对自身进行改变，从而带来更具操作性的改革方案。在进行改变之时，应当优先考量以下四个概念。第一，协同：即表明全球统一行动通常优于单个成员国行动的总和。第二，利益：比起各国各自的重要事项，更应关注对共同利益的重新界定。第三，非排斥：即在全球层面采取全面包容的措施。第四，恢复健全组织机制：并非要成立像国际组织那样的强力机关，而是建立一种可靠机制，对G20 议程进行跟进，确保其连续性。【倡议“集体行动、风险共担”原则】車斗鉉，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执行副主席，韩国G20 应创造出更可靠的方法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各个领域内维护共同愿景，推动集体行动， 同时进行金融改革，包括货币制度的改革、贸易体系的监管、内部经济政策的协调、信息的交换与共享。大国也需要努力在合作与良性竞争之间维护和谐的关系。例如，中国和美国应该尽力保证各自牵头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中国倡导的“东盟+3 自由贸易区”)互为补充。为吸引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参与，让它们更加积极地与发达国家携手促进经济繁荣，G20 国家也应该关注“风险分担”机制。在实现共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全球经济的风险和变数仍然存在，其中包括石油价格、汇率、环境污染等。G20 必须仔细考量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第四部分：创新驱动与全球增长【2016 年G2O 应关注“创新”主题】尤素夫•伊斯科，土耳其人民共和党总统顾问、经济学家，土耳其土耳其G20 的主题是包容性、执行力与投资。有了前期的铺垫，当前G20 的工作正处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背景下，通过基于诸多有利因素来实现更大维度的全球协同。 在2 月11-12 日召开的伊斯坦布尔T20 会议上，一项G20 应该关注“创新”的提议获得了很多的支持。该提案有望进入当前的G20 议程。这是因为创新、科技发展或知识经济的影响无处不在并且日益扩大，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世界各国的合作需要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要利用知识经济的巨大潜力，同时减轻各经济体迅速增加过程中遗留的不平等问题。这个过程迫切需要一个更完善和明晰的全球治理，G20 议程上罗列的当今世界的经济问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的建议是2016 年中国G20 主题也应该包括创新、知识经济和完善的全球治理。【让创新成为全球金融改革的驱动力】马克•乌赞，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董事，法国G20 自成立以来已经突显出了其在预防和解决危机方面的重要性，G20 各国应该努力促进有效的、富有成果的讨论，承认各自存在的地位差异，坚持最终要达成共识并做出具体承诺的目标。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是极为重要的。因此，继续巩固和完善国际金融机构是必需的。我建议2016 中国G20 峰会的首要议题为“重大改革和创新”。通过新的机制来推动全球治理的创新，比如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规划，以及强调区域机制的重要性。具体的创新主题可分为：全球治理中的创新、国际金融架构的创新、在危机预防和危机解决中的创新、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创新以及创新重启增长。【应对技术创新带来的失业问题】凯末尔•伊南，萨班哲大学工程与自然科学系教授，土耳其主题依据公众对技术革新而产生的社会效果的评价通常是正面的。但与过去情形不同，由于低薪、甚至高薪工作的失业蔓延，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技术的破坏性影响。过去从未以这样大的规模发生过这种问题，因此这个课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值得仔细研究。G20 与发达国家和工业发展中国家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它是承担此必要任务最理想的平台。破坏的本质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也许仅仅被认为技术革新导致的干扰的一个方面。其它也许包括干扰常规供应链或者导致战略资产的快速退化(或增加)，例如特定原材料、能源资源、地理位置等。然而直接的案例表明，新经济的本质导致失业成为干扰的首要因素。例如(1)自动化技术最初是代替日常工作，但之后相对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者也被机器所替代了;(2)低廉的复制成本降低了边际成本，导致了一种少数寡头可以垄断大市场的结构。这两个因素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目的和预期结果研究应该展示出一些技术性失业的清晰案例。短期内，应该以那些被信息和通信技术强烈影响的部门为例，在这些部门摩尔法则不断拓展着技术自动化的边界。长期看来，类似的情况会发生在分子工程领域(如纳米技术、生物)。【鼓励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创新】古奈什•阿西克，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TEPAV) 首席经济学家, 土耳其技术创新已经在经济学和工程学领域被讨论了几十年, 技术创新发生在两个层面：集约边际(如升级现有的技术)和粗放边际(如创造突破性的新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表明，突破性的创新开辟了新的领域，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升级现有的技术通常意味着生产自动化，以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导致失业的产生。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 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机器人正在危害中产阶级工人的利益，而且教育不能使这一问题得到改观。除了美国，其它人口密集型的经济体， 如中国、印度、土耳其这样中等规模的国家，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G20 峰会的讨论应该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讨论：(1)制定如何确保创造就业岗位和促进突破性创新的政策，(2)高等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的角色定位，(3)制定新的措施以应对年龄、教育和性别引起的失业。【通过“全球开放经济”实现增长目标】斯特凡诺•贝尔塔西，国际商会政策与商业惯例部主管ICC(国际商会)相信，国际贸易和投资对G20 实现全球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目标具有重大意义。ICC 也相信，G20 通过设定政策方向将促进更广泛的多边合作，从而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ICC 相信中国在2016 年G20 峰会上会对推动上述议题方面表现出足够的领导力。【在增长议程中提出“再平衡2.0”】安东尼诺•维拉弗兰卡，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副主任及欧洲项目主管，意大利具体包括：1. 跨期再平衡：寻找全球债务占GDP 比重的合理水平，避免债务过度向后代转移，应对气候变化，有效利用和节约自然资源(包括能源)，改革福利制度，探索白银经济的机遇。2. 国际经济再平衡：经常账户失衡，资本的流动，贸易的流动，促进国际间援助，应对腐败。3. 机构再平衡：确保不断发展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连贯性，明确通过提供“全球公共物品” 来定义各国共有的和分别的责任、义务，运用区域组织为全球稳定做出贡献。4. 国内经济再平衡：减少收入不平衡，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弥合民族分歧，平衡劳动力市场性别比例。【用“包容性”原则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萨迪克•乌内，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经济部部长，土耳其过去两年间，需求驱动型经济增长的缺乏拖累了世界经济。新兴市场和欧元区受之影响尤甚，汇率战也给全球增长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必须加强G20 这样的治理平台， 并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使之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治理结构，以便更有效地应对不同的挑战与问题。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独家授权环球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环球网/人大重阳”，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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