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AwFM world.huanqiu.comarticle专访鲁国明:17年前组织空降钓鱼岛 有机会还干/e3pmh22ph/e3pmh26vv七位勇士登机出发前于菲律宾苏比克湾机场。【环球时报记者 吴薇】近日,一本名为《空降钓鱼台》(台湾称钓鱼岛为钓鱼台)的小说在台湾引发巨大关注。小说中既有两岸为钓鱼岛与日本开战的虚构内容,也有一批台湾勇士准备空降钓鱼岛的史实。当年那次空降行动的组织者鲁国明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面对记者的提问,鲁国明说,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再干一次。前后买过三架飞机环球时报:您能谈谈个人背景吗?鲁国明:我1952年出生在台南,父亲是沈阳人,“九•一八事变”后离开家乡,加入学生敢死队,后进入东北军,到了西安又回到学校念高中,后来加入了军统。环球时报:您何时开始接触钓鱼岛问题?何时又有了买飞机空降的想法?鲁国明:上世纪70年代,美国把钓鱼台的行政权交给日本,我对钓鱼台的了解是在大学一年级以后,当时保钓运动基本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都爆发大规模的学生运动。1978年,我到了美国加州大学读书,一直很关心钓鱼台的问题,希望它回到中国人的怀抱。 1996年暑假,我在美国加州的硅谷工作,当时台北县(今新北市)议员金介寿发起用渔船攻上钓鱼台行动,很受媒体关注,我把当时所有的电视报道都录了下来。我当时自己做公司,经济条件还可以。1994年,台湾空军中校王仲年用一架单引擎飞机飞越太平洋,我特别去看他,两人成了好朋友。1996年9月18日,我下决心要做空降钓鱼台这件事,当时基本构想是用单引擎飞机从菲律宾或香港起飞,需要一位驾驶员和一位空降员,完成插旗登陆任务。当天晚上,我就给王仲年打了电话,一是问我的基本构想是否可行,二是如果可行,他愿不愿意飞这一趟。他在电话里当场答应。紧接着,我又与当过伞兵的朋友在电话里多次讨论空降可行性,主要是伞兵空飘时的速度、滞空时间、飞机空投和高度等。环球时报:能讲讲买飞机的过程吗?鲁国明: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最先我只是想租飞机,所以电汇王仲年2000块(美元,下同),请他立即跑了一趟马尼拉。他后来给我打电话说租飞机的可能性不高,因为从菲律宾到钓鱼台的航程有七八百海里,必须对飞机进行改装,最后还要经过FAA(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检查,但人家是不可能让你改装的。后来王仲年问我是否有可能买飞机,还提出挑一队人到钓鱼台的构想,我当时吓了一跳,买汽车都有问题,还买飞机呢?我那时还有一个好朋友叫张重和,是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机长。张重和认为,买飞机不是不可能,由于当时网络不发达,他帮我找了很多卖飞机的期刊。我前后一共买过三次飞机,第一架是在加州圣荷西附近的一个小型机场买的,赛斯纳411运输机。我当时下了订金,把飞机拿去检查后,问题也不是很大,于是着手买保险,否则机场不让降落。但令我惊讶的是,我买不到保险,后来一个卖保险的人传真给我一份材料,我发觉“兹事体大”,因为这款飞机大概出厂300多架,8%出过事故。我和王仲年及张重和紧急商量,最后决定放弃这架飞机。那时我们已经找了跳伞员在美国受训,因为钱有限,他们在训练17天后回了台湾。我一方面筹钱,一方面把需要的飞机条件全列出来,最后找到了一架QUEEN BEECH65。我跟老板讲,只要敢飞,能飞得起来,我就买下。试飞过程很惊险。我自己会开飞机,本来以为可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但上了飞机才发现连副驾驶座位都没有,我只能站在驾驶员旁边拽着一个铁柱,驾驶员穿着短裤就把飞机开起来了。可以说,飞机里高度计什么的都没有,只是引擎能动,不过我们当时的要求实在不高。后来我去看飞机,对方又说有了新想法,推荐了BEECH 18,并由专家在俄亥俄州找到一架。张重和也表示,这是很可靠的飞机。1997年2月,我改主意买下BEECH 18,后命名为“保钓精神号”,此前我们这个组织被确定为“前进钓鱼台执行委员会”,宗旨是非暴力,无任何政党或外界组织介入。2月25日,BEECH 18终于飞回加州,中途经历了12天的大风雪。环球时报:买飞机的钱是如何筹到的?鲁国明:我最初确实想抵押房子,后来跟好朋友合伙贷款也没成。我于是又找人借钱及捐款,最后筹到13万元,其中4万是借的,9万元是捐款。台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退役成员参与其中环球时报:飞行员和跳伞员又是怎么找到的呢?鲁国明:飞行员就是王仲年,1994年他用单引擎飞机飞越太平洋前是台湾空军作战司令部的中校,但是很喜欢民间飞行活动。他在台湾请长假时,向长官说了实话,台湾空军很担心飞机掉下来,有损军誉,而且空军人员不准在岛外有这种活动,就让他自己决定,如果真的要飞,必须退役。王仲年为此下决心退役。跳伞员都是在台湾招的,整个过程相当曲折。我最先想找台湾“神龙小组”,而且认识其中一人,辗转找到他后,他已经在美国念博士,表示没办法跳。我跟王仲年讨论后,最终决定找年轻、愿意学高空定点跳伞的人员,第一批共3人,包括王仲年空军官校的同学李卫华、退役海军少校彭进基,还有一名女士尹莉文,她曾是飞行俱乐部成员,当时大学刚毕业,也就二十二三岁。后来因为飞机保险问题,没买成飞机,三人暂时解散待命。1997年2月,第二批跳伞人员赴美训练,不过彭进基因为家庭反对退出,李卫华发生车祸,膝盖受伤,只剩下尹莉文。我们紧急找到张国灏和王光华,王光华曾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服役,1996年在金介寿议员发起用渔船攻上钓鱼台行动中游泳上过岛。不久尹莉文和王光华在训练时受伤,其中王光华尾椎折断,痛苦程度一般人很难忍受,但他个性坚毅不拔,让我非常感佩。张国灏因为个人原因退出空降组,不再跳伞。在此期间,王仲年也在美国加州接受起落架后三点式飞机训练。环球时报:空降计划中途有过变动吗?鲁国明:我们改装了飞机,增加3个大小不一的油箱。最初计划是从美国飞往加拿大,再进入阿拉斯加,然后飞到俄罗斯,南下日本,到韩国济州岛,最后飞钓鱼台。但我们到俄罗斯大使馆申请签证时,对方说只有飞机落到俄罗斯领土上才可以申请,至于在俄罗斯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离开,他们说不知道。此外,在俄罗斯机场很容易找到喷气机的汽油,而我们的螺旋桨飞机用的汽油很难找到。所以这个计划取消了,改为从加州飞到夏威夷,再到马绍尔群岛,中间经过两个小岛,最后进入菲律宾,再飞钓鱼台,整个航程大约9000海里。1997年8月6日,我们的飞机终于从加州奥克兰机场起飞,3名美国飞行员以分站接力的方式驾驶,当时所有装备都不能带,飞机上只准有油料,承载不了过多重量。空降组人员在台北也准备就绪。8月19日,得知“保钓精神号”抵达马绍尔群岛后,我发出动员令,王仲年从台北出发,我和张国灏(负责空勤)携带所有人员装备、伞具和空投物品等前往菲律宾苏比克湾预备接机。尹莉文、王光华和李卫华准备5天后抵达菲律宾。但“保钓精神号”进入菲律宾前遇到三个台风,最后进入苏比克湾已经到了8月25日。王仲年立即与飞机越洋运送公司完成交接,把最大的油箱退下,所腾出的空间才能搭载人员与装备。我27日赶回台北,当时我除了负责救援外,还要负责报气象,策划在中正机场开记者会,负责和台湾军方取得联系。按照计划,我们的人员跳到钓鱼台后,一直得等到王仲年开着飞机落地台湾,台湾的人才会知道,所以我要马上开记者招待会,要求台湾海军派军舰,万一日本人知道了,可能发生冲突和逮捕,所以必须要援救他们。此外,我还负责申请由菲律宾苏比克湾飞往韩国济州岛的飞行落地许可,以便中途空降钓鱼台。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小状况。三名跳伞员本来都到了苏比克湾,但8月31日尹莉文给我打来电话,她选上了台北一个国小的代课老师,不想放弃进入教育界的机会,决定退出行动。所以最后实施空降行动时机上共有7个人,包括驾驶员王仲年,跳伞员王光华、李卫华,空勤张国灏,还有台湾《联合报》两名记者和环球电视的一名记者。如果有机会,还会干环球时报:行动最后实施过程如何?鲁国明:“保钓精神号”9月2日凌晨5时50分左右出发。出发前,他们和我通电话,很快我又接到电话,说飞机出了故障,他们已经迫降。原来飞机爬升到4000英尺高空时,左引擎因为此前经过长途飞行,突然着火,王仲年立即关掉左引擎,火熄灭。飞机掉头,在几乎满载的情况下,这是非常可怕的。王仲年后来跟我讲,飞机在进苏比克湾时,几乎是贴着水面。一进机场跑道,他马上放下起落架,瞬间强势的风阻使得起落架未来得及张开,飞机就机腹砰然着地,在整个跑道上火花四射地往前奔。好在运气不错,机场消防员已经在那里等待,飞机没有爆炸,所有人都活了下来。环球时报:您当时是什么感受?鲁国明:当然非常失落了,我们这批人给自己很多期许,希望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最后天不遂人愿。不过至少大家还活着,如果发生爆炸,就是非常大的悲剧了。我和王仲年有一个基本共识,我们的财力很有限,没有任何政府支持,整个是秘密行动,最后大家能把这件事做完,相当不容易。王仲年的基本信念就是只要飞机能从俄亥俄州飞到加州,他就有信心能把飞机开到钓鱼台,万一发生任何事情,他也无怨无悔。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他的信念支撑,是不可能做下去的。环球时报:参与空降行动的这些人目前状况如何?经常见面吗?鲁国明:王仲年现在在台湾,前一段在大陆做跳伞风洞工作。尹莉文在台湾当老师,我和张国灏在美国。一名外国驾驶员已经过世,《联合报》的章姓摄影记者也过世了。我和王仲年上个月刚见面,其他人虽然没有见面,但每年9月2日我都会给他们打一个电话。环球时报:即使行动成功,可能也会遭到日本破坏。您认为行动的意义在哪里?鲁国明:如果这件事情能成功的话,一定非同小可。我们当时的预想是:台湾支持力量不会迅速到达钓鱼台,日本人可能先上岛把他们抓捕,而且一旦抓捕的话,不会立刻释放,除非有全世界中国人的压力,但是他们越不释放,对我们其实越有利。我们就是要引起大家对钓鱼台的注意。环球时报: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您还会这么干吗?鲁国明:如果有这个机会,有人愿意支持我们,我当然愿意做啊,而且我相信我们这批人绝大部分都愿意做。最近大陆政府在保钓这方面着力很多,非常令人鼓舞。我是希望两岸联合保钓的事情能够发生,但台湾因为国际政治现实,可能有心无力。另外,钓鱼台问题的起源还是美国,我认为大陆应该和美国谈日本所谓行政权到底什么时候到期,到期后主权什么时候可以交还中国。136867308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张阳环球时报136867308000011["9CaKrnJAwjx","9CaKrnJAuMJ","9CaKrnJAtTS","9CaKrnJAtvM","9CaKrnJAtv2"]//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3/0516/20130516110136483.jpg{"email":"script_silent@huanqiu.com","name":"沉默者"}
七位勇士登机出发前于菲律宾苏比克湾机场。【环球时报记者 吴薇】近日,一本名为《空降钓鱼台》(台湾称钓鱼岛为钓鱼台)的小说在台湾引发巨大关注。小说中既有两岸为钓鱼岛与日本开战的虚构内容,也有一批台湾勇士准备空降钓鱼岛的史实。当年那次空降行动的组织者鲁国明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面对记者的提问,鲁国明说,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再干一次。前后买过三架飞机环球时报:您能谈谈个人背景吗?鲁国明:我1952年出生在台南,父亲是沈阳人,“九•一八事变”后离开家乡,加入学生敢死队,后进入东北军,到了西安又回到学校念高中,后来加入了军统。环球时报:您何时开始接触钓鱼岛问题?何时又有了买飞机空降的想法?鲁国明:上世纪70年代,美国把钓鱼台的行政权交给日本,我对钓鱼台的了解是在大学一年级以后,当时保钓运动基本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都爆发大规模的学生运动。1978年,我到了美国加州大学读书,一直很关心钓鱼台的问题,希望它回到中国人的怀抱。 1996年暑假,我在美国加州的硅谷工作,当时台北县(今新北市)议员金介寿发起用渔船攻上钓鱼台行动,很受媒体关注,我把当时所有的电视报道都录了下来。我当时自己做公司,经济条件还可以。1994年,台湾空军中校王仲年用一架单引擎飞机飞越太平洋,我特别去看他,两人成了好朋友。1996年9月18日,我下决心要做空降钓鱼台这件事,当时基本构想是用单引擎飞机从菲律宾或香港起飞,需要一位驾驶员和一位空降员,完成插旗登陆任务。当天晚上,我就给王仲年打了电话,一是问我的基本构想是否可行,二是如果可行,他愿不愿意飞这一趟。他在电话里当场答应。紧接着,我又与当过伞兵的朋友在电话里多次讨论空降可行性,主要是伞兵空飘时的速度、滞空时间、飞机空投和高度等。环球时报:能讲讲买飞机的过程吗?鲁国明: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最先我只是想租飞机,所以电汇王仲年2000块(美元,下同),请他立即跑了一趟马尼拉。他后来给我打电话说租飞机的可能性不高,因为从菲律宾到钓鱼台的航程有七八百海里,必须对飞机进行改装,最后还要经过FAA(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检查,但人家是不可能让你改装的。后来王仲年问我是否有可能买飞机,还提出挑一队人到钓鱼台的构想,我当时吓了一跳,买汽车都有问题,还买飞机呢?我那时还有一个好朋友叫张重和,是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机长。张重和认为,买飞机不是不可能,由于当时网络不发达,他帮我找了很多卖飞机的期刊。我前后一共买过三次飞机,第一架是在加州圣荷西附近的一个小型机场买的,赛斯纳411运输机。我当时下了订金,把飞机拿去检查后,问题也不是很大,于是着手买保险,否则机场不让降落。但令我惊讶的是,我买不到保险,后来一个卖保险的人传真给我一份材料,我发觉“兹事体大”,因为这款飞机大概出厂300多架,8%出过事故。我和王仲年及张重和紧急商量,最后决定放弃这架飞机。那时我们已经找了跳伞员在美国受训,因为钱有限,他们在训练17天后回了台湾。我一方面筹钱,一方面把需要的飞机条件全列出来,最后找到了一架QUEEN BEECH65。我跟老板讲,只要敢飞,能飞得起来,我就买下。试飞过程很惊险。我自己会开飞机,本来以为可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但上了飞机才发现连副驾驶座位都没有,我只能站在驾驶员旁边拽着一个铁柱,驾驶员穿着短裤就把飞机开起来了。可以说,飞机里高度计什么的都没有,只是引擎能动,不过我们当时的要求实在不高。后来我去看飞机,对方又说有了新想法,推荐了BEECH 18,并由专家在俄亥俄州找到一架。张重和也表示,这是很可靠的飞机。1997年2月,我改主意买下BEECH 18,后命名为“保钓精神号”,此前我们这个组织被确定为“前进钓鱼台执行委员会”,宗旨是非暴力,无任何政党或外界组织介入。2月25日,BEECH 18终于飞回加州,中途经历了12天的大风雪。环球时报:买飞机的钱是如何筹到的?鲁国明:我最初确实想抵押房子,后来跟好朋友合伙贷款也没成。我于是又找人借钱及捐款,最后筹到13万元,其中4万是借的,9万元是捐款。台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退役成员参与其中环球时报:飞行员和跳伞员又是怎么找到的呢?鲁国明:飞行员就是王仲年,1994年他用单引擎飞机飞越太平洋前是台湾空军作战司令部的中校,但是很喜欢民间飞行活动。他在台湾请长假时,向长官说了实话,台湾空军很担心飞机掉下来,有损军誉,而且空军人员不准在岛外有这种活动,就让他自己决定,如果真的要飞,必须退役。王仲年为此下决心退役。跳伞员都是在台湾招的,整个过程相当曲折。我最先想找台湾“神龙小组”,而且认识其中一人,辗转找到他后,他已经在美国念博士,表示没办法跳。我跟王仲年讨论后,最终决定找年轻、愿意学高空定点跳伞的人员,第一批共3人,包括王仲年空军官校的同学李卫华、退役海军少校彭进基,还有一名女士尹莉文,她曾是飞行俱乐部成员,当时大学刚毕业,也就二十二三岁。后来因为飞机保险问题,没买成飞机,三人暂时解散待命。1997年2月,第二批跳伞人员赴美训练,不过彭进基因为家庭反对退出,李卫华发生车祸,膝盖受伤,只剩下尹莉文。我们紧急找到张国灏和王光华,王光华曾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服役,1996年在金介寿议员发起用渔船攻上钓鱼台行动中游泳上过岛。不久尹莉文和王光华在训练时受伤,其中王光华尾椎折断,痛苦程度一般人很难忍受,但他个性坚毅不拔,让我非常感佩。张国灏因为个人原因退出空降组,不再跳伞。在此期间,王仲年也在美国加州接受起落架后三点式飞机训练。环球时报:空降计划中途有过变动吗?鲁国明:我们改装了飞机,增加3个大小不一的油箱。最初计划是从美国飞往加拿大,再进入阿拉斯加,然后飞到俄罗斯,南下日本,到韩国济州岛,最后飞钓鱼台。但我们到俄罗斯大使馆申请签证时,对方说只有飞机落到俄罗斯领土上才可以申请,至于在俄罗斯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离开,他们说不知道。此外,在俄罗斯机场很容易找到喷气机的汽油,而我们的螺旋桨飞机用的汽油很难找到。所以这个计划取消了,改为从加州飞到夏威夷,再到马绍尔群岛,中间经过两个小岛,最后进入菲律宾,再飞钓鱼台,整个航程大约9000海里。1997年8月6日,我们的飞机终于从加州奥克兰机场起飞,3名美国飞行员以分站接力的方式驾驶,当时所有装备都不能带,飞机上只准有油料,承载不了过多重量。空降组人员在台北也准备就绪。8月19日,得知“保钓精神号”抵达马绍尔群岛后,我发出动员令,王仲年从台北出发,我和张国灏(负责空勤)携带所有人员装备、伞具和空投物品等前往菲律宾苏比克湾预备接机。尹莉文、王光华和李卫华准备5天后抵达菲律宾。但“保钓精神号”进入菲律宾前遇到三个台风,最后进入苏比克湾已经到了8月25日。王仲年立即与飞机越洋运送公司完成交接,把最大的油箱退下,所腾出的空间才能搭载人员与装备。我27日赶回台北,当时我除了负责救援外,还要负责报气象,策划在中正机场开记者会,负责和台湾军方取得联系。按照计划,我们的人员跳到钓鱼台后,一直得等到王仲年开着飞机落地台湾,台湾的人才会知道,所以我要马上开记者招待会,要求台湾海军派军舰,万一日本人知道了,可能发生冲突和逮捕,所以必须要援救他们。此外,我还负责申请由菲律宾苏比克湾飞往韩国济州岛的飞行落地许可,以便中途空降钓鱼台。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小状况。三名跳伞员本来都到了苏比克湾,但8月31日尹莉文给我打来电话,她选上了台北一个国小的代课老师,不想放弃进入教育界的机会,决定退出行动。所以最后实施空降行动时机上共有7个人,包括驾驶员王仲年,跳伞员王光华、李卫华,空勤张国灏,还有台湾《联合报》两名记者和环球电视的一名记者。如果有机会,还会干环球时报:行动最后实施过程如何?鲁国明:“保钓精神号”9月2日凌晨5时50分左右出发。出发前,他们和我通电话,很快我又接到电话,说飞机出了故障,他们已经迫降。原来飞机爬升到4000英尺高空时,左引擎因为此前经过长途飞行,突然着火,王仲年立即关掉左引擎,火熄灭。飞机掉头,在几乎满载的情况下,这是非常可怕的。王仲年后来跟我讲,飞机在进苏比克湾时,几乎是贴着水面。一进机场跑道,他马上放下起落架,瞬间强势的风阻使得起落架未来得及张开,飞机就机腹砰然着地,在整个跑道上火花四射地往前奔。好在运气不错,机场消防员已经在那里等待,飞机没有爆炸,所有人都活了下来。环球时报:您当时是什么感受?鲁国明:当然非常失落了,我们这批人给自己很多期许,希望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最后天不遂人愿。不过至少大家还活着,如果发生爆炸,就是非常大的悲剧了。我和王仲年有一个基本共识,我们的财力很有限,没有任何政府支持,整个是秘密行动,最后大家能把这件事做完,相当不容易。王仲年的基本信念就是只要飞机能从俄亥俄州飞到加州,他就有信心能把飞机开到钓鱼台,万一发生任何事情,他也无怨无悔。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他的信念支撑,是不可能做下去的。环球时报:参与空降行动的这些人目前状况如何?经常见面吗?鲁国明:王仲年现在在台湾,前一段在大陆做跳伞风洞工作。尹莉文在台湾当老师,我和张国灏在美国。一名外国驾驶员已经过世,《联合报》的章姓摄影记者也过世了。我和王仲年上个月刚见面,其他人虽然没有见面,但每年9月2日我都会给他们打一个电话。环球时报:即使行动成功,可能也会遭到日本破坏。您认为行动的意义在哪里?鲁国明:如果这件事情能成功的话,一定非同小可。我们当时的预想是:台湾支持力量不会迅速到达钓鱼台,日本人可能先上岛把他们抓捕,而且一旦抓捕的话,不会立刻释放,除非有全世界中国人的压力,但是他们越不释放,对我们其实越有利。我们就是要引起大家对钓鱼台的注意。环球时报: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您还会这么干吗?鲁国明:如果有这个机会,有人愿意支持我们,我当然愿意做啊,而且我相信我们这批人绝大部分都愿意做。最近大陆政府在保钓这方面着力很多,非常令人鼓舞。我是希望两岸联合保钓的事情能够发生,但台湾因为国际政治现实,可能有心无力。另外,钓鱼台问题的起源还是美国,我认为大陆应该和美国谈日本所谓行政权到底什么时候到期,到期后主权什么时候可以交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