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增长曲线平缓，日本真的防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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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邢晓婧】日本《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14日正式生效，赋予首相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权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4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增速得到控制，“无须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向外界释放了日本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积极进展的信号。有专家15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总体看来日本的防疫防控确实取得一定效果，但切勿盲目乐观。 <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20/0315/23/04/20200315110421288.png?imageView2/2/w/1260" data-alt="安倍晋三在14日表示，日本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增速得到控制，“无须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共同社)"/> 安倍14日在记者会上介绍称，虽然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数量仍在增加，但日本平均1万人中仅出现0.06个感染者，与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国相比，增长速度得到控制，因此无须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他还称，该法案是为以防万一而作的准备，今后根据形势变化再考虑是否有必要宣布进入“紧急事态”，但需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谨慎判断。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5日18时30分，日本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785例，死亡24例。此外，“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确诊患者697人，乘坐日本政府包机回到日本国内的确诊患者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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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之外，日本因“钻石公主”号邮轮率先出现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但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国的增速迅速赶超日本。 细看日本处置疫情四阶段 日本的疫情增长曲线为何会相对平缓？《环球时报》记者梳理了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出台系列措施的四个阶段，发现日本政府一直在基于本国国情和疫情变化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其间也适时借鉴了中国的一些防疫经验。而日本人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特殊的国民性，更有助于他们在大灾面前心态平稳地与国家策略保持一致。 第一阶段，疫情暴发初期，日本防疫重点在于“防止输入性病例”，采取“防守型”措施。 1月24日，日本政府劝告国民不要前往出现新冠肺炎病例的中国湖北省。 1月29日，日本政府派出首架包机，接回滞留湖北的日本公民。其中2人返程后拒绝接受新冠肺炎检测，日本政府随后出台规定，要求自第二架包机起，所有人员必须接受检测后方可登机。 2月1日零时起，日本禁止申请入境前14日以内滞留中国湖北省的外籍人士，以及持湖北省所发行的护照的外籍人士入境。 2月3日，出现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在横滨港接受检疫，日本政府要求全船人员接受为期14日的隔离。 2月6日，另一艘香港出发的邮轮疑似载有新冠肺炎患者，日本政府根据《出入境管理法》拒绝其入境请求。 2月13日零时起，日本禁止申请入境日本前14日以内在浙江省逗留的外籍人士，以及持有浙江省发行的护照的外籍人士入境。 日本2月13日出现首例无中国接触史的“人传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2月15日承认，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对疫情应对表现出了“危机感”。以此为标志，日本政府进入第二阶段，开始针对本国国内的具体情况，推出系列措施。 2月13日，日本政府出台第一次疫情紧急对策，拨款153亿日元(约合近10亿元人民币)，支援医疗检测、感染者隔离、治疗等紧急项目。 2月16日，安倍晋三首次组织日本政府官员和传染病专家召开联合会议，就疫情现状、医疗机构诊断情况等展开讨论。要求阁僚迅速应对疫情，大幅强化病毒检测，全力扩充医疗及咨询渠道。 2月17日，厚生劳动省公布新冠肺炎电话咨询诊断指南，呼吁出现感冒症状、发烧37.5度并持续4日的民众暂停外出，先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必要情况下再去指定医院就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15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这种做法有效防止了由于误判带来的疫情扩散，若是尚未问清状况贸然求医，既可能在求医过程中被感染，又可能将病毒传染给他人，先咨询相关部门或专家再采取行动的做法更为科学有效。 刘军红认为，日本此举效仿了中国，只不过中国将这项工作落实到了社区。由社区统计辖区内的离京人员以及其行动轨迹、体温等情况，出现症状的患者再经由社区介绍前往定点医院就诊。而且中国更多利用网络保持联络，比日本的电话问询更加便捷。 2月24日，日本专家会议发表见解称，“接下来的1至2周将是决定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急速扩大还是得到控制的关键时期”。这预示着日本政府进入第三阶段——根据现状迅速调整更新相关政策。 2月25日，日本政府发布《新冠病毒传染病对策的基本方针》(以下简称《方针》)认为，虽然在日本发现了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小群体，但没有地区发生大规模感染。《方针》要求日本各机构优先治疗重症患者，轻症患者居家疗养，以确保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针对是否限制大规模集体活动，《方针》中并未给出明确指示。 仅仅一日之后，安倍晋三26日突然宣布，要求停办全国性体育文化等活动两周，理由是“为防止感染扩大而采取万全之策”。同日，安倍表示要“增加口罩产量”。 2月27日，加藤胜信表示，有关是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最快于下周适用公共医疗保险。 3月3日，日本政府决定从本年度预算的预备费中划拨22.85亿日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用于从口罩生产企业采购口罩物资。 3月5日，日本政府发布重磅决定，宣布从9日至本月结束，已发给中国、韩国公民的旅游签证将“无效”，自两国入境日本的人员将在指定场所隔离14天。中韩出发的航班只能降落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或大阪关西国际机场。这项新政存在引发经济混乱的巨大风险，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日本政府力求遏制疫情的坚定决心。日本的政策由此进入第四阶段，严格限制人员往来，防控措施进一步升级。 3月9日，针对中韩公民的限令开始生效。同日，日本政府宣布，原计划自2月26日起持续两周的大规模集会限令延期至3月19日，届时将根据实际情况发布新政。 3月13日，日本通过一项重磅法案——《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使首相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成为可能。一旦首相宣布国家进入紧急事态，政府有权要求企业减产或生产某种特定用品，以及征用民间设施等。此举有利于日本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突发事件，优先从法律角度为自身可能采取的政策铺平道路的做法。 日本人的良好卫生习惯与国民性也是防控决定因素之一 “从数字来看，日本本土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增幅不大，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应对总体比较积极，尤其是奥运当前，日本在疫情应对方面体现出一种责任和担当。”刘军红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在不同的‘抗疫’阶段打出的不同政策，基本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日本政府下达任何命令，需要根据当时疫情的规模、传染速度等方面综合判断，逐步升级措施。若是一开始就采取最高级别的应对措施，容易引发恐慌情绪，因此可以看出日本的政策始终处于调整的状态。” 刘军红认为，日本政府并未采取“封城”“全体停工”等策略，首先是日本没有到疫情大规模暴发需要采取极端严厉措施的程度，其次也是出于对日本国民性的一种考虑。日本是多灾多难的国家，在困难面前，日本人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喜欢“听指挥”，“按规矩办事”，不会贸然行动将风险转嫁到自己身上。此外，日本人平时比较注重个人卫生，喜欢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等习惯均对控制疫情起到一定作用。日本人的国民性决定其在应对疫情的关键时刻，比较容易在大方向上和国家策略保持一致。 刘军红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的大学、研究所等机构储备了大量传染病研究人才，遇到紧急状况可以迅速调动大批科研人员推动疫苗、特效药的开发研究。但是，日本的短板在于医疗设施资源“过于精准”，即过于计算医疗设施资源的接诊能力，而没有富余容量，因此稍有突发事件就显得“捉襟见肘”。 2009年日本暴发大流感时已将这一问题暴露无遗，可事后却无人提及。若是提前修建一批医疗设施，日本往往会考虑：下次何时派上用场？长期闲置岂不是“浪费国民税金”？因此在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上，日本的医疗设施资源没能跟上。 针对日本疫情现状，刘军红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总体看来日本的防疫防控确实取得一定效果，日本目前新增患者速度基本可控，但切勿盲目乐观，需要尊重专业人士基于科学依据给出的专业判断，不可掉以轻心。 日本专家不敢乐观：检测少，成绩单才“漂亮”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丸川知雄15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避免医疗系统崩溃，日本核酸检测设置较高门槛，医院只接受重症患者，因此日本的防疫“成绩单”比较好看，而日本实际感染人数有可能高于现在确诊人数。由于不掌握实际情况，他对日本目前的疫情状况“暂时无法乐观”。 日本富山县卫生研究所所长大石和德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于15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和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国相比，日本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增长速度确实较低，但仍在增加也是事实，“外界可能通过和其他国家比较，来评判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但我认为应该单纯就国家政策本身来进行评价”。大石和德表示，日本政府采取的学校停课、限制大规模活动究竟能产生何种效果仍需观察，现阶段不好评价是否应该对日本疫情持有乐观态度。 《日本经济新闻》12日的评论称，新冠病毒的特性、传播方式、重症程度等还有很多不明确的问题，如果日本持续出现确诊患者，“长期战斗”恐怕无法避免，疫苗、特效药的研发也必须加紧脚步。而且，只要日本国内的确诊患者人数还在增加，民众对新冠肺炎的疑虑就难以消失。 该报道称，4月是日本新年度的开始，企业、学校都有诸多重要活动。日本政府现阶段出台的限制活动等政策怕是难以长期维持，特别是考虑到对社会和经济活动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应该及时判断如何对这些现行政策“喊停”。 </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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