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感受萨德“冲击波”:舆论界弥漫激动情绪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最近,围绕“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中韩出现争执。上个月韩国政府决定部署“萨德”、并选定庆尚北道星州为基地后,中国公开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在韩国国内,不仅抗议“萨德”的示威频繁,政党分化也非常明显。8月1日,笔者来到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开始为期半年的访学之旅,正好赶上“萨德”风波进一步发酵。抵达后的这些天,通过一些直接或间接接触可以明显感受到,这轮风波正在对中韩关系造成深刻影响,两国近几年培育的亲密关系可能会被迫重新调整航向。

一场媒体大战?

媒体在当前的中韩争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的三楼办公区,每天摆放着韩国各大媒体的报纸,比如《中央日报》等。这几天,笔者印象最深的是,面对中国媒体就韩国部署决定的评论,韩国媒体的反应非常大,用词上十分“激烈”。

《朝鲜日报》的一篇文章把中国方面的反制言词与行为,拔高到“执着于中华秩序”的高度进行批判,甚至称“中国在萨德问题上对韩国的高压态度令人联想起旧韩末时期的噩梦。连日以粗野言辞轰炸韩国的中国已经跨过了主权国家之间平等外交关系能够容忍的水平”。就连被认为对华相对友好的《中央日报》也发表一篇名为《请中国展现最起码的尊重和信任》的文章,措词强烈地对中国媒体进行批判。

相对而言,对中国国内出现的所谓“限韩”现象及其对相关韩国企业的影响,韩国媒体的关注反而不那么集中。笔者刚刚认识了一位在韩国某影视制作公司工作的中国朋友,该公司已经和中国的某网站合作制作过几部网络剧。由于他们的项目早已开始,国内纷传的“限韩令”目前对他们并没有太大影响。但从她所接触到的情况看,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她的韩国朋友也很担忧。但韩国媒体对此问题的报道就不那么带有情绪性,对中国的批评也不多。

笔者的感受是,韩国媒体之所以更在意中国媒体上的言词,而不是“限韩”产生的实际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尊严感,有时甚至到了过度敏感的水平。有些文章在中国人看来只是正常的意见表达,但在韩国人看来可能伤害到了其自尊心。另外,韩国人多认为“中国媒体均受政府控制”,因此媒体的声音一定反映了政府的政策。所以,一旦中国媒体上出现比较强硬的声音,他们就十分敏感。

中韩媒体之间的隔阂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两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思维方式差异。笔者和在韩国生活多年、现在延世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金凯讨论,共同的看法是中国人思维方式讲究中庸,比较在意名分,而韩国人则较易走极端,有时不顾及实际后果。这可能是导致中韩在“萨德”部署问题上产生冲突乃至两国间出现媒体战的重要原因。

“沟通派”面临越来越大压力

不少韩国人还十分担心中国在韩国内部采取分而治之的战术。

笔者到达韩国时,“萨德”部署地星州居民在首尔的示威已经结束,朴槿惠政府也展示出可以另外选址的姿态,但引发巨大争议的新事件出现了——反对党共同民主党的6名议员就“萨德”议题访华交流。

就在这批议员抵达中国的当天,峨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崔刚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举行了欢迎笔者的宴请,席间他表示赞同中韩之间进行对话,但反对这些议员在这个时刻访华。

笔者注意到,韩国各方面的舆论也以质疑声音为主,如《中央日报》的文章指责道:“共同民主党竟然缩小韩国外交的立足之地并为中国添一份力,真的难以理解。”而新国家党院内代表郑镇硕更是敦促“立刻停止事大主义式的卖国行为”。面对强烈反对,共同民主党内部也出现分裂,其党代表金钟仁认为“这些举动旨在动摇韩国”。但由于这些议员是以个人而非党代表的身份访华,他无权加以阻止。

笔者的总体感受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少部分主张与中国沟通(更不用说妥协)的韩国政界人士、学者在韩国媒体上很难发声,在中国媒体上发声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韩民族本就是一个特别强调整体性的民族,很多人认为,即使反对部署“萨德”,也不应该在中国媒体上发声或发表文章。于是,对一些来自中国媒体的采访邀请,一些党派禁止其议员接受。当然,一些中国媒体与记者在采访中可能存在个别不妥当的做法,从而加深了他们的疑虑。

依笔者的经验看,两国媒体在表达学者观点时都不同程度存在断章取义、过度发挥的现象。如何容纳不同声音,而不是在表达国家利益方面千篇一律,是中韩都需要正视的挑战。毕竟,迄今为止,两国政府都还比较低调,反而是双方媒体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这个时候,更加客观、理性的声音有利于管控危机,而不是将两国关系逼到墙角。

9月会是转折点吗

尽管在国内面临一些反对声,外部邻国反应强烈,但韩国政府不太可能明确放弃“萨德”系统的部署。笔者在峨山政策研究院看到不少该院的公开政策研究报告,其中有报告提到他们对部署“萨德”系统支持率的追踪调查。根据这一数据,2015年的支持率是61.4%,而反对率为20.3%;2016年,反对的比率基本未变(20.7%),但支持率上升到73.9%。

报告没有对这一变化的原因进行解释,但主导韩国政界、学界、媒体的声音基本上支持了这一数据。8月3日,韩国前外长韩升洲接受采访时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名分部署萨德,没必要因为中国反对就放弃该做的事”。韩国前驻华大使辛正承也持此态度,强调“我们没必要事先为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措施而大惊小怪”。《中央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虽然批评部署“萨德”决策的程序和方法太过草率,从而引起很大风波,但认为一旦决定,政府就必须用尽一切办法与力量凝聚政治圈的意志,整合国民民意。基于这一点,该文章甚至认为朴槿惠关于重新选址的言论非常有失妥当,因为这是动摇的表现。

可见,部署“萨德”是一个充满强烈政治意志的决定,要韩国明确宣布放弃部署不太可能。当然,中国显然也不会从已经公开宣示的立场上让步,其结果就是中韩关系很可能僵持一段时间。

至于当前的风波何时会结束,崔刚研究员对笔者说:9月份朴槿惠赴杭州参加G20峰会或许会是一个转折点。但笔者最担心的还不是这次风波如何落幕,而是导致这次风波的结构性问题,即“朝核”因素与“美国”因素对中韩关系的双重“绑架”。

所谓朝核因素,主要是指韩国在评价对华关系时,主要以是否有利于阻止朝核威胁为考虑。尽管中韩两国在实现半岛无核化、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方面拥有共同利益,但毕竟两国的情况不同,在具体的应对方式上会存在差异。由于韩国视安保为最优先课题,而中国又一贯被视为对朝鲜影响最大的国家,因此一旦在朝核问题上出现某些“新动态”,韩国就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中国。这次,韩国政府提出中国在要求韩国放弃部署“萨德”之前应该先抗议朝鲜的主张,就是这一思维的反映。

所谓美国因素,是指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国,是美国强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因此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中美博弈中来。在中国一方,对美关系是外交的重中之重。在韩国方面,为换取美国对其安全的支持而选择配合美国的制华动作。笔者来韩后拜访了亚洲大学的金兴圭教授,他认为美国现在更加重视美日同盟,韩国担心被抛弃,决定部署“萨德”实际上也是一种旨在巩固韩美同盟的政治姿态。这样一来,中韩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被美国因素所绑架,而韩国也成了中国怒火的发泄点。

了解中韩关系的人或许还记得6年前的“天安舰事件”。那次,因中韩两方对事件起因有不同看法,韩国方面感到不满,对中国的看法出现冷感,而这次则是双方因“萨德”而相互产生愤怒。

风波终究会过去,但中韩关系能否回到从前,特别是摆脱朝核议题和美国因素的“绑架”则远不确定。中国之所以对韩国决定部署“萨德”感到失望,反应强烈,也反映出我们以前对韩国可能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在笔者与金凯的讨论中,他称此为认知差距问题。他的看法是:“今后两国关系或许需要重新进行战略定位了!”▲(作者李开盛 是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访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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