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里的星光:重温台湾反殖民文学——“宝岛抗日记忆”之四

新华网台北10月22日电(记者陈键兴、孟昭丽)如今在台湾一般的书店,要找到他们的作品并不容易,连他们的名字也已不为普通大众所熟知。然而,回顾台湾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以他们为代表的台湾优秀作家闪耀的民族精神之光,应当被重温,被纪念。

记者在新竹清华大学荣誉教授吕正惠等学者的“带领”下,“找”到了那长达半世纪的时代暗夜里,台湾最亮的文学“星光”。

赖和:“台湾的鲁迅”

赖和,台湾彰化人,1894年出生,隔年台湾被清廷割让日本。

台北医学校毕业后,赖和就职于嘉义医院,因无法容忍日本医生和台湾医生间的不平等待遇,回到故乡开设“赖和医院”。1918年,赖和前往厦门,供职于鼓浪屿上的博爱医院。在大陆期间,他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五四运动”爆发后返台,参与领导台湾文学改造。

1925年,赖和发表白话文处女作《无题》,被誉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头一篇可纪念的散文”。1926年,他在《台湾民报》上发表台湾最早用白话文写作的小说《斗闹热》,从此进入创作旺盛期。

发轫于1920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文化斗争和思想启蒙运动,而赖和正是这一运动的先觉者与主导者,加上他的医师身份,因而被誉为“台湾的鲁迅”。

赖和留下的宝贵文学财富,体裁涉及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诸多方面,许多作品反映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

“赖和是日据时代台湾第一代新文学作家,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批判和反抗是贯穿他所有文学的基本精神。尤以小说为主,他用朴实的文笔控诉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的种种歧视、剥削与压迫,希望唤起被殖民者的觉醒与反抗。”吕正惠说。

吕正惠认为,赖和1932年发表的小说《丰作》“是掌握时代脉搏、深刻揭示社会矛盾的好作品,在所有日据时代的小说中是难得一见的”。小说讲述了农民在甘蔗收成好时却蒙受重大损失的故事,反映了日本制糖会社对台湾农民的经济压榨及其本质——“《丰作》揭示了殖民者的剥削是结构性的,即任何被统治的台湾人都逃不了被压迫的命运”。

赖和是为民代言的作家,始终关切底层台湾人民的疾苦,作品直逼惨淡的现实。除小说之外,他留下的诗句同样投射出正义的光芒。其创作于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最长的一首诗《南国哀歌》,为纪念雾社抗日起义所写,揭发、谴责殖民者以先进武器屠杀少数民族同胞。

“兄弟们来!/来!舍此一身和他一拼!/我们处在这样环境,/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眼前的幸福虽享不到,/也须为着子孙斗争”,行行充满力量的诗句如今读来,仍让人心潮澎湃。

由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赖和曾两次被捕入狱。1941年12月,他二度入狱,次年1月病重出狱,一年后逝世,年不过五十。他一生只用中文写作,始终保持坚定的中华民族意识。

赖和未能看到台湾光复,但他以诗人的眼睛,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就已看到了——“日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竟何在?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方月一痕”。

杨逵:把牢坐穿的“文学硬汉”

杨逵,1906年生于台南,1924年赴日留学,1927年返台参加组织农民运动,曾任“台湾农民组合”中央委员、“台湾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他1935年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月刊由于登载许多抗日文学作品,于1937年遭日本殖民当局查禁。杨逵数次被捕,在日据时期共坐牢八年之久。

1915年,台湾发生西来庵武装抗日事件,被捕台胞多达1957人,其中800余人被判处死刑。年幼的杨逵亲睹日军镇压起义的炮车从家门口经过,心灵被强烈震撼。较大后,他读到日本人所写的《台湾匪志》,其中包括对这一事件的歪曲记载,杨逵的内心受到了极大冲击。

后来他说:“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来的抗日事件自然对于我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于描写台湾人民的辛酸血泪生活,而对殖民残酷统治型态抗议,自然就成了我所最关心的主题。”

“他是一位坚强不屈的抗日作家。”吕正惠这样评价杨逵先生。而有关研究还指出:“杨逵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爱民、爱国意识,对台湾的抗日运动有着极深的影响。最后一次出狱后,他经营‘首阳农场’,‘首阳’二字取自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之意,以示绝不向入侵的统治者屈服的精神,爱国情操令人感叹。”

1932年至1934年,杨逵创作了第一部小说《送报伕》。“以简洁而有力的情节,表现了台湾中下层农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走投无路的情景。”吕正惠说,小说主角出身自耕农家庭,家境原本还算稳定,但因为受到日本制糖会社压榨,土地被强迫低价征收,父亲被打伤病死,主角远赴日本寻找出路,在东京当送报伕时又被老板欺骗、剥削。在日本无产阶级友人的协助和启蒙之下,他终于意识到被压迫者应当团结在一起,于是决定返回台湾,与家乡受苦受难的民众共同奋斗。

吕正惠说,杨逵在日期间受到左翼思想影响,这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其另一部代表作《模范村》,将日本帝国主义与台湾本地的封建势力联手压迫农民指明出来,作品的政治认识比《送报伕》更加深刻。

“杨逵具有鲜明的政治理念和敏锐的现实感受,他的创作总是希望掌握时代与社会的大关键,一针见血地指点出来。”吕正惠说。

杨逵1950年代创作的《牛犁分家》,其中一段以1943年的台湾为背景。剧中,主角林耕南对孩子说:“日本战败的话,台湾便可以光复,回到祖国的怀抱,不就可以把日本人通通赶回去了吗?不再被日本人管,也就是不要再被他们欺负,不要再受他们的气了。……要是每个青年人都懂得做人的道理,国家民族便会富强起来,国土一定不会沦陷。”

吕赫若:悲天悯人的“台湾第一才子”

吕赫若,1914年生于台中一个大户人家,从小成绩优异,1934年毕业于台中师范,次年即以《牛车》成为台湾文学界瞩目的新星,亦引起大陆文坛关注。吕赫若还曾赴日本学习声乐,在文艺界兼具音乐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被誉为“台湾第一才子”。

“《牛车》表现了作者对当时台湾农村经济的深刻理解,吕赫若当时只有22岁,的确让人惊讶于他的‘天才’。”吕正惠说。

吕正惠认为,吕赫若的早期小说(1935-1937年)继承了1920年代开始的台湾新文学的启蒙思想和左翼潮流。在《牛车》和《暴风雨的故事》里,他描写了台湾农民在殖民者和地主阶级双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在《前途手记》《女人的命运》中,他以新思想为基础,剖析了女性在旧社会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批判和抗议精神。

吕正惠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更加严厉、高压,台湾作家的文学表现受到更为严苛的限制,吕赫若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写作。日本殖民当局厉行“皇民化”政策,吕赫若及其作品遭到攻击,但他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创作的几篇小说仍表现出对“皇民化”的抵抗。

“从当时日本殖民当局的文艺政策立场来看,吕赫若着力刻画台湾社会的腐朽、黑暗,对‘皇民化’问题几乎不屑一顾,是非常有问题的。几位日本文人就曾激烈批评吕赫若等台湾作家偏好描写‘现实的否定面’,而对‘本岛人作为皇民’的问题不积极、不肯定。”吕正惠说。

可想而知,吕赫若当时所承受的压力与内心的压抑、无奈,虽然无法秉笔直书,但他的信念却没有丝毫动摇。在吕赫若写于1942至1943年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他购买、阅读书籍的记录,其中不仅有《诗经》《楚辞》等古代经典,还有老舍的《骆驼祥子》和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

这一时期,吕赫若的创作被迫更加隐晦。小说《清秋》中,他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位中华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祖父。“通过主人公仰慕祖父的情节,吕赫若实际上对‘皇民化’思想进行了反驳。”吕正惠说。

吕赫若之子吕芳雄回忆说,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归祖国,父亲和所有台湾民众一样,欢欣鼓舞,十分兴奋。

然而,没有多久,吕赫若看清了当时国民党独裁、腐败的真面目。1948年,他出任《光明报》主编,进而投入中共地下工作组织。次年,《光明报》创办人、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地下党员锺浩东及相关人士陆续遭到逮捕,吕赫若因此开始逃亡。1951年,中共地下组织“鹿窟基地”遭围剿,吕赫若遇难,年仅37岁。

吕芳雄说:“我的父亲所追求的无非是一个平等、和平、民族不再分裂敌对的理想社会,他的道路终究是对的。”

吴浊流:以笔为剑的“铁血诗人”

“《亚细亚的孤儿》写于1943-1945年间,正值太平洋战争后期。在那个动荡、恐怖的年代,吴浊流躲在住屋里,偷偷地写作这本小说,住屋前面就是‘台北警察署的官舍’。”吕正惠对记者说,当时台湾作家的写作自由受到日本殖民当局严格钳制,吴浊流以“为自己而写,没有想到要发表”而获得了“畅所欲言”的空间。

他说,吴浊流曾回忆自己在日据时代担任教职,无法忍受日籍校长和教师对台湾教师的长期歧视,以及日本殖民当局在教育政策上的蛮横。

“一次运动会上,一位日籍教育官员打了包括吴浊流在内的台湾教师,自尊受到严重伤害的他毅然辞职离校。”吕正惠说,吴浊流在回忆录中谈及受辱时写道:“人在该死时不死,耻辱就终生不能湔雪。”而辞职后有机会到大陆就业时,他说:“我欣喜若狂,欢天喜地准备到大陆去跑一趟。身子里满溢着解放感,恨不得立刻飞过去。”

吴浊流在强烈的民族意识影响下进行创作,《亚细亚的孤儿》的主题揭示与人物塑造都彰显了反抗殖民统治的精神。吕正惠说,“台独”派企图歪曲吴浊流及其作品,但他们的解释完全是讲不通,也站不住脚的。

《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发疯”的主人公胡太明在家中墙上写下:“志为天下士,岂甘作贱民。击暴椎何在,英雄入梦频。汉魂终不灭,断然舍此身。……横暴蛮威奈若何,同心来复旧山河。六百万民齐蹶起,誓将热血为义死。”吴浊流最后还暗示了主人公的选择:有个渔夫说,曾有个像是太明的男子坐渔船渡海到对岸。而后又有传说,太明从昆明的广播电台对日本喊话。

吕正惠介绍说,只要读读吴浊流的回忆录《无花果》,就可明了他的心迹。

在谈到台湾光复时,吴浊流曾如是写道:“现在,完全解脱了而回到祖国的怀抱,已经不是殖民而是真正的祖国的人民了……如今已从日本人手里解脱出来,而取回自由的关系,自动地想对祖国服务。”

“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其核心都与日本的殖民统治密切相关。”吕正惠说,那些优秀的台湾作家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中华民族意识,他们无法容忍自己文化上的根被铲除,用作品对抗殖民者并希望唤起台湾民众。

除了赖和、杨逵、吕赫若、吴浊流之外,还有许多历经那个苦难岁月的台湾作家以笔为剑,要刺穿那暗夜、点亮苍穹,他们都是“台湾的良心”。吕正惠说:“这些美好的心灵,不应被今天的人们淡忘,更不容别有用心者曲解。可是,又有多少人,看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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