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PAS4作者:供图world.huanqiu.comarticle打鬼子灭汉奸决不手软/e3pmh22ph/e3pn61ka0我14岁那年,亲眼目睹了日寇的疯狂和凶残。1942年4月份,活跃在茅山一带的抗日武装会经常来我们村附近活动,一方面是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投身抗日,另一方面是从村民中搜集敌情,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寇。由于汉奸的出卖,日寇很快知道了游击队在我们贺庄村的一些活动情况。为了抓获在我们村附近活动的抗日游击队员,日军指挥部派出近百名鬼子和伪军来贺庄扫荡,由于人民群众的掩护,抗日游击队员很快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一无所获的敌人恼羞成怒,挨家挨户地把贺庄村的老老少少全部赶到了村里的一块空地上,当着百多人的面将村上3位老人无缘无故地杀害,其场景惨不忍睹,难以言表。日寇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不仅激起了广大百姓的无比仇恨,也促使我暗暗发誓,早晚要让他们偿还这笔血债。1944年7月的一个白天,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和本村的耿锁庆、祁秋庚两位特别要好的同伴,怀着抗日打鬼子的理想,参加了陶保区游击队。当时陶保区的区长是张丙衡,区游击队队长是贺连喜。之所以没有告诉父母,主要考虑到我是家中的长子,而且又能够为父母承担起一些繁重的家务,怕父母不同意我参加抗日武装。参加游击队和新四军以后,我一共参加过四次打鬼子和汉奸的战斗。1945年3月,区游击队决定派5名队员去附近的丹阳延陵石桥上将在那里站岗的鬼子给灭了。由于延陵镇驻有鬼子一个小队,一旦听到枪声,鬼子肯定会倾巢出动,进而给杀敌行动带来更大风险。因此,此次行动只能是智取。行动的这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5个人乘坐一只小船,来到了离桥不远的地方上岸,随身带了一只麻袋和一些绳索,径直往延陵石桥走去。站岗的这名鬼子见我们几人是普通百姓打扮,压根就没有提防,哪知道我们几个人快步上前,一人死死地勒住了他的脖子,一人迅速夺枪,另外一人用已张开口的麻袋将他套了进去。这名小鬼子几乎连呼叫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我们几人装进麻袋,快速地从延陵西街给抬了出来,然后一路小跑上了小船。船行一段距离后,我们就将这名鬼子紧紧地捆在麻袋里,“扑通”一声将麻袋扔到了河里。 1945年5月份,新四军得知延陵街上的日伪警备队长耿仁秀近期要去西旸跟日翻译官张仲英联系,想通过张仲英借机在日本主子面前表表功,以便让日本人更好地赏识他,中途他将顺道回老家看望自己的父母。耿仁秀和我不仅同在一村,而且还比我长一辈。日本人来了以后,一贯见风使舵的他,很快成了敌汪伪76号特务组成员。自担任警备队长以后,他在延陵这一带可以说是欠下了累累血债,是一名罪大恶极的汉奸敌特分子。为了寻机消灭他,组织上让我利用与耿仁秀的亲戚关系,进一步摸清耿仁秀此次外出活动的详细情况:如他此次外出带了多少人,身上有什么武器,从贺庄去西旸会走哪条路。为了搞清楚耿仁秀到底是走哪条路线,在耿仁秀回家的那一天,我就直接来到了他父母家。当我到他家门前时,发现耿仁秀已坐在家中与他父母一道喝茶聊天。我很礼貌地叫了他们三人一声,耿仁秀见我是本村的晚辈亲戚,压根儿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依然在跟他的父母谈及他此次去西旸的行踪。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悄悄地听着,同时观察他到底有几名随从,都带了些什么武器。很短的工夫,我就了解到他此次是从贺庄经棚上去西旸,而且身边只带了一名勤务兵,每人只带了一支驳壳枪。我火速把这个重要的情报报告给了张丙衡区长。张区长感到这次是消灭耿仁秀的绝好机会,亲自带7名同志在耿仁秀的渡河上岸处的麦地里设伏。耿仁秀未及掏枪进行反抗,就被我新四军一名排长一枪击中了脑门心,直接见了阎王。对于这样一个汉奸敌特分子,即便是死了也不能便宜了他,大家七手八脚将他的衣服剥了,将光溜溜的他直接抛到了通济河里去喂王八。处决了这个敌人,我的心里甭提有多么的快乐和高兴,而且还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多多收集情报,消灭更多的敌人,为正遭受铁蹄蹂躏的乡亲们报仇。1945年10月,为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和团结的局面,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协议,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上旬开始,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分批分期地全部北撤到苏中地区。此时,我已在茅山警卫团工作,接到北撤命令后,我们很快就从西旸出发,途经直溪、丹阳皇塘、武进白玉桥然后向北过江。尽管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就宣告日本投降,可一直到了12月,仍有一部分日伪势力不愿向新四军缴械投降。在高邮就有这样一群顽固不化的日伪势力,计有日军1000多人,伪军6000多人。面对死到临头还骄横狂妄的日伪军,新四军各参战部队情绪激昂,士气高涨。当时我们团的任务是打南门。在肃清了高邮城外围的敌人以后,攻城部队在12月21日就来到了高邮城下,将高邮城像铁桶似的给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25日晚,攻城部队同时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向高邮城发起猛烈攻击,仅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将日伪打得缴械投降。我们在高邮刚过完1946年元旦,上级命令我们团以最快的速度赶赴徐州,消灭仍然盘踞在徐州大榆树火车站和炮台车站的日本鬼子。从高邮到徐州有300多公里的路程,全团官兵在强行军7天以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为了打破日寇的梦想,让他们彻底地败在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面前,对这些已孤立无援的日军,我们团和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向他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尽管日军在这两个车站已经营多年,构筑的工事特别牢固,而且火力也比较强大,但我新四军那排山倒海、战胜一切、压倒一切、英勇无畏的气势早已使日军失去了继续作战下去的信心。两个车站,两天时间全部被拿下,被俘后的日军显示出了少有的沮丧,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在这场战斗中完完全全地失败了,更主要的是他们精神和意志上被新四军完全征服了,这是骄横得不可一世的日军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作者供图1442714852000责编:千帆常州日报144271485200011[]{"email":"qianfan@huanqiu.com","name":"千帆"}
我14岁那年,亲眼目睹了日寇的疯狂和凶残。1942年4月份,活跃在茅山一带的抗日武装会经常来我们村附近活动,一方面是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投身抗日,另一方面是从村民中搜集敌情,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寇。由于汉奸的出卖,日寇很快知道了游击队在我们贺庄村的一些活动情况。为了抓获在我们村附近活动的抗日游击队员,日军指挥部派出近百名鬼子和伪军来贺庄扫荡,由于人民群众的掩护,抗日游击队员很快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一无所获的敌人恼羞成怒,挨家挨户地把贺庄村的老老少少全部赶到了村里的一块空地上,当着百多人的面将村上3位老人无缘无故地杀害,其场景惨不忍睹,难以言表。日寇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不仅激起了广大百姓的无比仇恨,也促使我暗暗发誓,早晚要让他们偿还这笔血债。1944年7月的一个白天,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和本村的耿锁庆、祁秋庚两位特别要好的同伴,怀着抗日打鬼子的理想,参加了陶保区游击队。当时陶保区的区长是张丙衡,区游击队队长是贺连喜。之所以没有告诉父母,主要考虑到我是家中的长子,而且又能够为父母承担起一些繁重的家务,怕父母不同意我参加抗日武装。参加游击队和新四军以后,我一共参加过四次打鬼子和汉奸的战斗。1945年3月,区游击队决定派5名队员去附近的丹阳延陵石桥上将在那里站岗的鬼子给灭了。由于延陵镇驻有鬼子一个小队,一旦听到枪声,鬼子肯定会倾巢出动,进而给杀敌行动带来更大风险。因此,此次行动只能是智取。行动的这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5个人乘坐一只小船,来到了离桥不远的地方上岸,随身带了一只麻袋和一些绳索,径直往延陵石桥走去。站岗的这名鬼子见我们几人是普通百姓打扮,压根就没有提防,哪知道我们几个人快步上前,一人死死地勒住了他的脖子,一人迅速夺枪,另外一人用已张开口的麻袋将他套了进去。这名小鬼子几乎连呼叫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我们几人装进麻袋,快速地从延陵西街给抬了出来,然后一路小跑上了小船。船行一段距离后,我们就将这名鬼子紧紧地捆在麻袋里,“扑通”一声将麻袋扔到了河里。 1945年5月份,新四军得知延陵街上的日伪警备队长耿仁秀近期要去西旸跟日翻译官张仲英联系,想通过张仲英借机在日本主子面前表表功,以便让日本人更好地赏识他,中途他将顺道回老家看望自己的父母。耿仁秀和我不仅同在一村,而且还比我长一辈。日本人来了以后,一贯见风使舵的他,很快成了敌汪伪76号特务组成员。自担任警备队长以后,他在延陵这一带可以说是欠下了累累血债,是一名罪大恶极的汉奸敌特分子。为了寻机消灭他,组织上让我利用与耿仁秀的亲戚关系,进一步摸清耿仁秀此次外出活动的详细情况:如他此次外出带了多少人,身上有什么武器,从贺庄去西旸会走哪条路。为了搞清楚耿仁秀到底是走哪条路线,在耿仁秀回家的那一天,我就直接来到了他父母家。当我到他家门前时,发现耿仁秀已坐在家中与他父母一道喝茶聊天。我很礼貌地叫了他们三人一声,耿仁秀见我是本村的晚辈亲戚,压根儿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依然在跟他的父母谈及他此次去西旸的行踪。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悄悄地听着,同时观察他到底有几名随从,都带了些什么武器。很短的工夫,我就了解到他此次是从贺庄经棚上去西旸,而且身边只带了一名勤务兵,每人只带了一支驳壳枪。我火速把这个重要的情报报告给了张丙衡区长。张区长感到这次是消灭耿仁秀的绝好机会,亲自带7名同志在耿仁秀的渡河上岸处的麦地里设伏。耿仁秀未及掏枪进行反抗,就被我新四军一名排长一枪击中了脑门心,直接见了阎王。对于这样一个汉奸敌特分子,即便是死了也不能便宜了他,大家七手八脚将他的衣服剥了,将光溜溜的他直接抛到了通济河里去喂王八。处决了这个敌人,我的心里甭提有多么的快乐和高兴,而且还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多多收集情报,消灭更多的敌人,为正遭受铁蹄蹂躏的乡亲们报仇。1945年10月,为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和团结的局面,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协议,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上旬开始,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分批分期地全部北撤到苏中地区。此时,我已在茅山警卫团工作,接到北撤命令后,我们很快就从西旸出发,途经直溪、丹阳皇塘、武进白玉桥然后向北过江。尽管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就宣告日本投降,可一直到了12月,仍有一部分日伪势力不愿向新四军缴械投降。在高邮就有这样一群顽固不化的日伪势力,计有日军1000多人,伪军6000多人。面对死到临头还骄横狂妄的日伪军,新四军各参战部队情绪激昂,士气高涨。当时我们团的任务是打南门。在肃清了高邮城外围的敌人以后,攻城部队在12月21日就来到了高邮城下,将高邮城像铁桶似的给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25日晚,攻城部队同时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向高邮城发起猛烈攻击,仅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将日伪打得缴械投降。我们在高邮刚过完1946年元旦,上级命令我们团以最快的速度赶赴徐州,消灭仍然盘踞在徐州大榆树火车站和炮台车站的日本鬼子。从高邮到徐州有300多公里的路程,全团官兵在强行军7天以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为了打破日寇的梦想,让他们彻底地败在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面前,对这些已孤立无援的日军,我们团和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向他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尽管日军在这两个车站已经营多年,构筑的工事特别牢固,而且火力也比较强大,但我新四军那排山倒海、战胜一切、压倒一切、英勇无畏的气势早已使日军失去了继续作战下去的信心。两个车站,两天时间全部被拿下,被俘后的日军显示出了少有的沮丧,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在这场战斗中完完全全地失败了,更主要的是他们精神和意志上被新四军完全征服了,这是骄横得不可一世的日军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