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形经济圈和西四角在国家战略中的突出地位

原标题 菱形经济圈和西四角在国家战略中的突出地位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最近,成都、重庆、西安和昆明领导提出联合建立“成渝西昆菱形经济圈”的战略设想,这是一个具有钻石价值意义的重要布局,在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中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早在2009年就提出了中国“西四角”经济区和“西部天眼”的概念(图1),并进行了深度的学术阐述,本质上就是“成渝西昆菱形经济圈”。因此,我们把“西四角经济区”与“菱形经济圈”等同使用,再次论述其重大意义。

党中央针对国际国内新形势提出的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称“两带一路”或“三带战略”)(图2),是我国新时期的重大开放战略、贸易战略、产业战略、外交战略,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得到广泛支持和拥护。“两带一路”战略本质是轴带引领战略,勾画的是国际合作框架,国际经济大通道,实施的是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战略,中国全方位开放战略,把中国的东中西部及沿海连接成一个整体,会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深刻而深远的全面影响,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学术界有个说法,世界向东,中国向西。向东是大海,向西是高地。“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对中国西部12个省市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发展振兴提供了重大机遇,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尤其是会带来开放格局的大变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大提速,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中国西部将成为未来30年走向南亚、中亚、东南亚的前沿地,成为铁路、公路、航空等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主战场,成为高新技术的集聚地。低端化工企业、污染企业将沿江排除。对于位处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交汇点”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射点”(发力点)的四川、成渝经济区和“菱形经济圈”(成都、重庆、西安、昆明)(图1、图2),具有空前重大的实质性意义。

图1、菱形经济圈和西四角经济区在全国的辐射作用(李后强等2009年绘制)

图2.菱形经济圈、“西四角”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中的地位(李后强等2014年绘制)

图3菱形经济圈、西四角与南亚合作的“三轴一环”理论(李后强等2009年绘制)

从经济总量、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的意义上讲,岷江是长江的源头,成都是长江上游第一城,四川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开篇之作,是南北丝绸之路的起点。文学家李白、苏东坡、郭沫若、巴金等,革命家朱德、邓小平、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都是从岷江、嘉陵江、长江出川远行。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在成都留下的名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李白写道:“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还有大家熟知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说明,古代出川都是水路,岷江是主要渠道。从中国地图看,由成都、重庆、西安、昆明构成的“西四角”经济区(图1),是“三带”布局的“心脏”,过去我们叫“西部天眼”,成渝是两个核心,相当于两个磁极(电极),有很大的极化效应,能给三带提供动力、资源和“血液”,如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重大工程就是支撑。我们知道,从生理学讲,心脏是脊椎动物的中心器官,是循环系统中的动力,心脏的作用是推动血液流动,向器官、组织提供充足的血流量,以供应氧和各种营养物质。人的心脏内部有四个空腔,上部两个是心房,下部两个是心室。在“三带战略”中,“西四角”经济区就是心脏的作用,四个省市相当于 4个空腔。因此,“西四角”要发挥好“心脏作用”,必须努力增强“四个力”,即产业聚集力、要素转化力、市场竞争力、区域带动力,在建设“四个基地”即国家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方面走在前列。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来的,这是中央站在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十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双方乃至本地区人民的福祉而提出的战略构想。中国愿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传承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而且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合作层次更高,覆盖范围更广,参与国家更多,将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成渝经济区是长江经济带的终点(从发源地说也是起点),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是两带的交汇点。“蜀”字,就是野蚕的意思;锦江,是洗丝的河;支那,实际是丝绸的意思。蚕丝鼻祖,是皇帝妻子嫘祖,是四川盐亭人,四川是丝绸的发源地。南充一直被誉为绸都。在学术界,认为广西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门户、新枢纽,云南是主要支点。四川是不沿边、不靠海,似乎与海上丝绸之路没有关系。实际上,通过长江黄金水道和南方丝绸之路,成渝经济区与海上丝绸之路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弓箭型关系(图2),四川是一路的发射点(发力点)。上海和斯里兰卡(孟加拉湾)是弓背点。成渝经济区对海上丝绸之路具有支撑作用,主要供应农产品(粮食、生猪、茶叶、白酒等),还有电力、钢铁、石化、天然气等。在成渝经济区内,主要发展军工、汽车、生物医药、石油化工、电子信息、高端制造等。最大问题是交通体系、基础设施,如川渝到孟加拉湾的铁路没有修通。“三带战略”,本质是道路经济、通道经济,核心是要素的流动,起着传输带的作用,带来“传输红利”。在“三带”中,始终存在成都的文化基因,茂县营盘山文化可能是重要的元素,三星堆、金沙遗址就是有力证据,太阳神鸟实际上是开放的象征,飞向太阳,走向世界,我们期望在新时期太阳神鸟再度展翅高飞。

陆上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两条。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2014年6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阿合作论坛上提出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丝绸之路经济带,大致在古丝绸之路范围之上,包括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西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四省市区,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辽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和宝贵的旅游资源。但该区域交通不够便利,自然环境较差,经济发展水平却与两端的经济圈存在巨大落差,整个区域存在“两边高,中间低”的现象。中亚各国希望与中国扩展合作领域,在交通、邮电、纺织、食品、制药、化工、农产品加工、消费品生产、机械制造等行业对其进行投资,并在农业、沙漠治理、太阳能、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合作,为这块沃土注入“肥料”和“生机”。古丝绸之路的本质就是服务于亚欧之间的商贸和物流通道。要把丝绸之路从线形的“商贸路”变成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经济带”,首先要有现代交通和物流的基础保障,这样才能吸引企业入驻,才能形成产业生态链。要实现互联互通,需要信息化支撑和系统化服务的现代物流。建设适合的物流园区和信息平台,完善运输干线与仓储分拣、信息服务和区域配送相结合的物流网络。21世纪,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合作的“黄金世纪”,可以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四川在丝绸之路上具有重要地位。古西南丝绸之路,称为“蜀身毒道”(“蜀”指四川,“身毒”指印度),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比我国西北丝绸之路的形成早两百多年。它和西北丝绸之路一样,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西南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由三大干线组成,全长2000多公里。成都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腾冲是“西南丝绸之路”的终点。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今阿富汗、伊朗等地),当他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达阿富汗境内时,却吃惊地发现了商人们经由印度贩去的四川特产—蜀布和邛竹杖。显然,无名的开拓者早已经打通了华夏大陆连结南亚、西亚的道路。这说明四川成都是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城市。通过"古西南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蜀布、筇竹杖、工艺品、铁器等源源不断的输出,国外的琉璃、宝石、翡翠、光珠等又输入。到了唐代,这条丝道更加兴旺发达,经久不衰。1986年夏,离成都北郊不远的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发现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以及来自缅甸、印度温暖海域的齿贝,有力地证明古蜀文化的极高水平,并且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经与沿海地区有了交往。

图4成都处于北纬30°和中华对角线(胡焕庸曲线)的交点上。

从图4可以看出,四川在世界和中国都有特殊重要性。四川的水资源(1409条河流,著名的有岷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嘉陵江等)、天然气、页岩气资源、矿产资源、文化资源、农产品资源、旅游资源极为丰富,从古代到改革开放之前,都是原料和重要物品输出地,通过长江、成昆铁路、宝成线等送往全国及世界。八年抗日战争,重庆是陪都,四川更是人员、物资主要提供地。据史料记载,四川征壮丁近300万人(伤亡64万)、征民工500万人、担负国家支出三分之一、供应粮食三分之一等,总之,出钱、出兵、出粮、出力最多。近年,四川的综合竞争力居西部第一,迄今世界500强企业数居中西部第一,外国领事馆数量居中西部第一,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居中西部第一,开通国际航线、航班数居西部第一,市场容量和辐射能力西部第一,GDP总量、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入居西部第一,各种经济比重大致在西部占20%——25%左右,可见,四川是三带的支撑点。

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涉及上海、重庆、江苏、湖北、浙江、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9个省2个直辖市。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一是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二是做大上海、重庆、湖北武汉三大航运中心;三是推进长江中上游腹地开发;四是促进“两头”开发开放,即上海及中巴(巴基斯坦)、中印缅经济走廊。长江经济带中上海为龙头,武汉为龙腰,重庆为龙尾。长江流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支流湖泊众多。经过几千年的开发建设,长江流域已成为我国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江经济带是整个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除沿海开放地区以外,经济密度最大的经济地带,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是其它经济带所无可比拟的。与沿海和其它经济带相比,长江经济带拥有我国最广阔的腹地和发展空间,具有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对于国内外投资者有很强的吸引力。一是交通便捷,二是资源优势,三是产业优势,四是人力资源优势,五是城市密集,历来就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走廊之一,我国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现代工业的精华大部分汇集于此,集中了一大批高耗能、大运量、高科技的工业行业和特大型企业。此外,大农业的基础地位也居全国首位,沿江九省市的粮棉油产量占全国40%以上。

四川虽然位于长江上游,但重庆被定位为长江经济带的上游中心城市。国家提出12个字方针,“深下游、畅中游、延上游、通支流”。上游和支流在四川占的比例最大。四川如何无缝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四川没有大型水运,但是千河之省,要加紧“四江六港”(长江、岷江、嘉陵江、渠江,泸州港、宜宾港、乐山港、广安港、南充港、广元港)建设,提升岷江、沱江、金沙江、赤水河等支流的航道等级,力争把长江开发延伸到攀枝花,把长江经济带从三段规划变为四段规划,做到延上游,通支流。同时,加快铁路、公路、机场建设,真正把“蜀道难”变为“蜀道通”。有力有效推进西部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信息中心和内陆自贸区建设。把天府新区作为国家战略,打造成西部最具活力的新兴增长极。成渝经济区是西部“天眼”,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四川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一极一轴一区块”建设推进成渝经济区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打造国家新的重要增长极。“一极”是指成都都市圈增长极,“一轴”是指成渝通道发展轴,而“一区块”则指环渝腹地经济区块。四川相关市、县(市、区)政府是加快“一极一轴一区块”建设的责任主体,省级有关部门要制定针对不同区域的差别政策,促进不同区域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壮大,在项目安排、生产力布局、要素保障、财政奖励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成渝经济区是中国经济的“第四极”,是全国重要的产业基地,是西部“尖凸点”,实际上是树起了一面西部崛起的旗帜,构建了一个“吸引子”,把四川盆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吸引盆”,能发挥更大的“金盆效应”和“虹吸效应”,也能产生更大的辐射效应和示范带动效应。过去“蜀道难”,交通闭塞,开放度低,经济落后,存在“椭圆困境”,也就是“盆地困境”,现在“蜀道难”基本解决,因此要用好自然资源、人力人才、战略地位、巴蜀文化等优势,大力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努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推动西部经济发展。尤其要用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统筹城乡改革、灾区发展振兴、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政策,形成政策叠加效应,以此推动四川“从整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经济大省到经济强省的跨越”。川渝两地抱团发展是历史责任,“核心是利益、关键是机制”,两地应该构建良性的运行机制,变政府推动为利益驱动、变媒体造势为企业合作、变“口水仗”为“汗水仗”、变“拔河效应”为“相扑效应”,共同协商GDP、税收等合理分割方案,在产业、交通、市场、政策等方面进行衔接,推进成渝经济区的一体化、同盟化。

2011年6月6日,云南省政府和四川省政府在昆明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区域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进两省开放合作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随着合作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中国“西四角”战略格局正在形成。西四角经济区包括五大要素(资源要素、文化要素、交通要素、市场要素、产业要素)、五大力量(要素整合力、 区域带动力、资源转化力、产业凝聚力、战略聚合力)、五大效应(透镜放大效应、聚宝盆效应、对角互动效应、翅膀经济效应、欧亚联边支撑臂效应)、五大价值(有利于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融合、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中国向西向南大开放和大发展、有利于中国向东向北大开放和大发展、有利于中国西部大开发和扩大内需)。

云南和四川山水相连,合作关系紧密。云南自古就是中国陆上与东南亚、南亚交往的桥梁和纽带,在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务院正式出台了支持云南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再次凸显了云南沿边开放的特色和优势,从根本上提升了云南在全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使云南真正从中国对外开放的末端变为沿边开放的前沿。云南建设桥头堡,为西南省区市的开放开辟了一个新的合作方向,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云南的机遇,也是包括四川在内西南各省区市的机遇。早在汉代,著名外交家、探险家张骞就在成都、宜宾主持西行出发式,组织探险队经过云南到南亚和东南亚。在中国西部发展的“西四角”战略中,云南是四省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南向一角,不可或缺。从现实来看,四川与云南同处西南地区,四川是成渝经济区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对外开放核心腹地和内陆开放高地;云南正全面推进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四川与云南合作可以打通走向南亚的陆上通道,云南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撑和内陆市场。近年来,在中国西南六省区市经济合作、泛珠合作、西博会、昆交会等机制和平台上,云南与四川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并且在省际交通对接、川滇藏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随着滇川两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落实,两省将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区域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开拓东南亚、南亚市场,创造川滇合作发展、共同繁荣进步的美好未来。

川滇合作框架协议涵盖了六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快通道建设,加快中国西南出境通道建设,共同争取中央部委支持,促成中国(瑞丽)—缅甸(皎漂)公路、中缅铁路早日开工建设。完善省区间交通网络建设,发展跨省快速客货运输,加强航空合作。二是加强经贸、对外贸易合作,携手开拓以南亚、东南亚为重点的国际市场,强化产业转移承接合作,强化对外经济合作,共同促进两省企业到东盟各国开展境外投资、承包工程等外经业务。强化产销对接,促进两省商品流通。强化会展业合作,搭建两省企业合作平台。强化市场建设合作,消除限制商品流通及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障碍。三是共建旅游市场,联合打造“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品牌,积极推动构建“中国—东盟无国界旅游圈”,共同开发和推介跨省区的旅游路线。四是深化产业合作,加强优势特色农业合作,使滇川两省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农业技术推广枢纽;提升新兴工业化合作水平,加强两省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加强两省矿产资源深加工合作,推进两省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促进双方企业入川入滇或“走出去”发展,鼓励企业间资产、技术的优化重组。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着力推动两省物流和金融合作。五是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作,携手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共同争取创建国家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六是建立两省政府间高层互访、联络工作、部门联系等合作机制,加强两省干部、人才及人力资源交流合作,推进对口合作。

四川省近年把对外充分开放合作作为重大战略,努力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大力实施“三向拓展、四层推进”,推动资源整合和利益共享,全面加强国际国内区域合作,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在四川省“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要求,深化与周边省市的合作。重点在基础设施网络对接、资源合作与共享、优势产业的协作与配套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全面深化川渝合作,打破行政壁垒,努力形成区域统一大市场。抓住国家建设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发展契机,共同推进出海出境大通道建设,联合开发优势资源,把我省建成国家西南向开放的战略要地。

特别要求加强泛区域合作交流,积极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构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出口基地和物流基地。加强与长三角、环渤海地区、欧亚大陆桥沿线、北部湾等经济区和中部省份的合作,构建优势互补、互动发展的新型合作关系。完善与18个对口援建省市的长效合作机制,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合作。健全港澳援助四川灾后重建协调机制,加强金融资产与产业资本互动合作,全面提升与港澳地区的合作水平。充分利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平台,深化对台交流和经济合作。

在扩大国际区域合作方面,四川突出南向,加强东向,畅通西向,拓展对外开放大通道,改善开放合作的区位条件,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巩固欧美和东北亚的传统市场,加快融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强与南亚、中亚、俄罗斯和非洲、拉美等地区经贸与投资合作。在中国西部与南亚合作的“三轴一环”(图3)战略中,云南是重要组成部分。“一环”是北丝绸之路和南丝绸之路的闭环,这是古人的智慧。

2011年年初,重庆和贵州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这是“西四角”战略和“三轴一环”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四川盆地走向南亚和东南亚的重要举措,是打造“中国产业盆地”的客观要求,是建立内陆开放高地的必然要求,四川很赞赏,很支持。川滇和渝黔之间的合作,是中国西部兄弟省市之间的互惠共赢合作,既有竞争更有配合,能产生1+1>2和2+2>4的增值效应,对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发展能起到带动、辐射、示范的作用。四省市之间,将建立高层互访制度、联络工作制度、部门联系制度,主要领导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以上的互访或会晤,研究重大合作事项。通过这些合作,可以整合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资源,形成中国西部最具活力、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川渝云陕经济区”,从而带动整个中国西部跨越发展。

打破“诸侯经济”(行政经济),发展区域经济,是当今世界潮流。欧洲已经统一货币,“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都在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人类需求的高端化和多样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都无法满足本地人群的需求了,必须合作,这叫“非线性耦合作用”。世界的高速发展,信息和交通的快捷,地球成为了一个村,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无法孤立存在。中国省际合作是世界潮流的反映,是世界形势的缩影。中国西部和中部省市区之间的合作更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更为明显,经济、文化、社会等较落后,尤其是开放程度较低,市场意识差,创新能力弱,与国际接轨不够,但资源互补性强,必须加强合作。 我们认为,菱形经济圈和“西四角”战略包括“五大要素”和“五大力量”。

五大要素主要指:

资源要素——中国西部拥有中国最为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应该转为生产力。成渝地区优势自然资源密集,农副产品资源种类多样、规模巨大。近几年又有大量新的优势资源不断探明,这里拥有相当丰富的天然气、钒钛、稀土和水能等资源。在成渝经济区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发挥成渝地区丰富的水电、天然气、钒钛等资源优势,建设全国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围绕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重大装备制造业;依据农业生产条件和丰富的特色农产品资源,发展优势农产品加工业。

文化要素——巴和蜀分别作为川东、川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的这个格局连同巴和蜀的名称,一同保存直到今天。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已有5000余年发展历程,在中国上古三大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巴蜀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摇篮,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交通要素——中国西部交通枢纽构成天眼。把成渝经济区建设成为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承接华南华中、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东南亚的中国西部综合交通枢纽。一座中国西部地区最大、开通国际直达航线最多的国际复合型枢纽机场将在金堂规划建设。重庆也正在建设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综合交通枢纽。成渝地区的交通大战略,共同构成中国西部的“天眼”。

市场要素——成渝经济区面积约16.8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幅员面积1.8%,区域内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矿产资源、天然气、森林资源均位居全国前列;经济区2007年底总人口接近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8%,并有较大的熟练产业工人群体,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区域内GDP达1.2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5%,农业条件较好,是中国粮食、生猪、柑橘、蔬菜、蚕丝、中药材等的重要生产基地,工业和交通也有了相当基础。

产业要素——成渝经济区产业基础雄厚,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冶金化工、国防工业、水电能源、农副产品加工业已经形成规模和特色。科技实力较强,科研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众多,科技人才总量在全国位居前几位,是中国西部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

菱形经济圈和西四角有五大力量

要素整合力——把中国西部地区的五大要素进行高度整合。有必要通过一个核心区域实施,从而形成系统合力,推动中国西部及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带动力——该区域的发展,对东部和中部能全面良好承接聚合,形成东西互动。同时,该区域能对青藏民族地区、西北及新疆地区、东南及东盟地区的发展建设有战略辐射作用和地缘带动作用,成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战略的长久布局。

资源转化力——中国西部拥有中国最为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应该转为生产力。包括三峡工程、二滩工程、向家坝、溪洛渡等金沙江大规模水电开发,川东北大型天然气田的发现和开发,实现经济腾飞。

产业凝聚力——除国家扶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和对内开放等传统发展模式之外,在中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可以大胆尝试符合中国西部经济与社会特征的特殊发展思路,包括社会及产业的高度聚集战略模式。

战略聚合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提出,一个人口超过17亿、经济总值达24000亿美元、可望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为西南和成渝经济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更新更高层面的机遇。

同时,菱形经济圈和西四角有五大效应

透镜放大效应——指“西四角”的东西对进凸透镜放大效应。中国地形呈西高东低走势,以北纬三十度为例,海拔最低的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而海拔最高的拉萨,则是最不发达的区域。四川省提出建设中国西部经济高地的战略构想,就是要把四川由地理高地建设为经济高地。西四边形构成一个巨大的凸透镜,向西向东都有形成放大效应,一方面把东部优秀的人才资源、资金和技术资源输入中国西部,另一方面把中国西部的优质生态资源、自然资源放大并输入全国。

聚宝盆效应——指四川盆地构成藏风聚气、收纳宇宙微波的效应。当前,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危机尚未结束,亚洲的崛起不可逆转,尤其以中国、印度为核心的东方文明正在兴起。四川盆地作为中国的“中国西部天眼”,完全能发挥打通内部的国际通道,打通入海口,推进“大通道”建设的枢纽作用。从地缘、距离、历史、文化等因素看,面向东南、西南的对外开放大通道,泛珠三角、东盟、西南经济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三亚欧大陆桥和南方丝绸之路,向北、向西的通道区域合作对成渝经济区对外开放的地位和作用,也将大大提升。

对角互动效应——四边形在几何意义上具有灵活性,其对角线长短可变,在边长确定的情况下,四边形打破了三角形的不变性,能灵活伸长开合移动利于发展辐射。对角线上的两个点能够互动融合,形成特定节点区(或结合为一个大的节点),同时,另外两个点能有力向外辐射伸张,加强对东北地区、东盟的辐射互动合作。

翅膀经济效应——四边形内轴(对角线)互动,外轴(任意边)延伸成翅膀。是线段与线段的关系,线段间是翅膀经济,各个点是选择、聚集、互动的模式。四边形经济区要在加速推进的中国西部开放中有地位,就必须倾全力振兴产业,提高腹地实力,增强辐射力,成为周边区域和中国西部沿边区域的发展依托。

欧亚联边支撑臂效应——当前,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危机尚未结束,亚洲的崛起不可逆转,尤其以中国、印度为核心的东方文明正在兴起。联边,就是与边境相连,打通内部的国际通道,支撑臂,就是打通入海口,推进“大通道”建设。从地缘、距离、历史、文化等因素看,面向东南、西南的对外大通道,泛珠三角、东盟、西南经济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三亚欧大陆桥和南方丝绸之路。

贵阳在四边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云贵川渝构成一个四边形,符合上面提到的四边形五大效应。二是兰州、重庆、贵阳、南宁连成一条直线,连通西北与西南,打通西北地区的入海口,连接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轴线和中枢。

在“西四角”经济区背景下,能产生“蝴蝶效应”与“蝶形模式”。

“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是一种混沌现象。包括“自然体系”与“社会体系”在内的复杂系统,其内部也是诸多因素交相制约错综复杂,其相应的“蝴蝶效应”也是在所必然的。对于一切复杂系统,在一定的“阈值条件”下,其长时期大范围的未来行为,对初始条件数值的微小变动或偏差极为敏感,即初值稍有变动或偏差,将导致未来前景的巨大差异。“蝶形模式( The Butterfly Model)”则是中国西部大开发,尤其是以成渝经济区为核心的四边形区域,不仅从地形上貌似一只蝴蝶,而且这个区域的在耗散结构的“涨落”效应下,这个区域对中国经济前景、中国战略发展、国家民族振兴等方面可谓至关重要,在该区域进行的改革、创新等变化,可能深刻影响中华文明的进程。这里的关键是盘活成渝经济区,打通南线,打开“天眼”,实现大开放,走向蓝色海洋。

菱形经济圈和西四角的五大价值包括:

有利于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融合——历史上,黄色文明是农耕文明与土地文明的代名词,蓝色文明则是海洋文明、探索冒险与征服文明的代名词。通过西四边发展区,融合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打通中国西部地区的出海口。通过文明的融合效应,实现四个融合:

巴文化与蜀文化的融合:历史尚有巴蜀之争,如今更应完全融合。

楚文化与湘文化的融合:长江中游文明的重点代表。

国内文明与南洋文明融合:四川人是最早下南洋的民族,与南亚诸国及东盟的合作发展。

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融合:农耕文明强调自给自足,海洋文明讲究资本运作,在全球化资源整合时代,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融合,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结合,体现耗散结构在新一轮竞争合作中的有序和谐。

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中国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集聚地,也是社会稳定任务最重的地区。西藏、新疆民族地区如果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不稳定因素将增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成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布局的重大问题。“蝶形”则是中国西部大开发,尤其是以成渝经济区为核心的四边形辐射带动的区域,对西藏、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对东盟及欧亚大陆线的影响互动,意义极其重大。

有利于中国向西向南大开放和大发展——在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石油天然气已经和正在建设输向新疆的油气管道,新疆将成为中国油库,在国家能源安全和世界能源战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在广西,越南总理倡导的“两廊一圈”。在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均已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联结中国与中南半岛最便捷的大通道“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日渐升温;曼昆高速公路正在加紧施工;泛亚铁路开始设计;带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与东盟10+1合作中实施了早期收获计划,对缅甸、老挝、柬埔寨三个欠发达国家提前实行零关税政策。无论从已经开启的沿边开放态势还是从国际战略和地缘战略看,可以肯定,中国沿边开放将进一步提速,并推动新疆、云南、广西、内蒙古四省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提速。

有利于中国向东向北大开放和大发展——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深刻变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区域经济大整合需要区域内部沟通更加便利、联系更加紧密的国际大通道。大陆桥作为一种便利、快捷和高效的海陆联运方式,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大整合的必然选择。根据陆桥经济理论,人类社会发展的环境空间与布局已跨越了“江河经济”与“海岸经济”阶段,正在进入“陆桥经济”阶段。目前亚欧大陆有两条洲际大陆桥,一是西伯利亚大陆桥,也称为亚欧第一大陆桥。这条大陆桥东起俄罗斯东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西至荷兰鹿特丹;二是新亚欧大陆桥,也称为亚欧第二大陆桥。这条大陆桥东起中国连云港,通过陇海兰新铁路,从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穿越中亚地区,连接俄罗斯、德国等欧洲国家,最终抵达鹿特丹。构想中的第三亚欧大陆桥东起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沿海港口群,由昆明经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从土耳其进入欧洲,最终抵达鹿特丹港,横贯亚欧非21个国家(含非洲支线4个国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埃及),全长约15000千米左右,比目前经东南沿海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要短3000千米左右。第一亚欧大陆桥贯通亚洲北部地区,第二亚欧大陆桥连接从东到西的亚洲中部地区,而第三亚欧大陆桥进一步将亚洲南部和东南部连接起来,使整个亚洲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广大地区第一次通过铁路网完整地联系起来,它将是中国陆路最便捷的国际大通道。

有利于中国西部大开发和扩大内需——经济新常态是巨大的机遇,正是西部整合资源、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良好时机。一方面,要使资源向优势行业企业集中,提高资源配置使用效率,同时淘汰低效落后、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企业,着力支持发展高附加值的行业企业。另一方面,应该开发广大的消费市场,如农村消费市场等。中国西部地区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国家深入实施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给出了许多特殊政策,要把优惠政策转变成发展优势,必须整合资源,协同发展。在 “十三五”规划实施中,菱形经济圈和“西四角”经济区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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