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检察改革能终结“青瓦台魔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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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黄元载 环球时报记者 李萌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李静】编者的话：“青瓦台魔咒”是韩国政坛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多位总统在任时和卸任后难逃被调查、入狱乃至死亡的厄运。在这场不断循环的政治清算中，检察系统的身影贯穿始终。如今，支撑其强大权力长达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正迎来重大改变。8月4日，韩国政府审议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的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权限。有观点认为，这将有助于打破“青瓦台魔咒”。还有分析人士表示，相关改革将在短期内加剧韩国分裂，长期则可能缓和韩国社会的对立。 <img data-alt="韩国首尔青瓦台（视觉中国）"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659f3f48ad787f84906f36f844de33c7u5.jpg?imageView2/2/w/1260" />从“政权附庸”到“检察共和国” “将侦查权与起诉权分离，是使不正常的刑事司法体系正常化的起点。”8月4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这样说。这一天，韩国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的直接侦查权和补充侦查权，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该修正案及相关法律将于10月2日起正式实施。届时，成立于1948年的韩国检察厅将被正式撤销，起诉和维持公诉职能由新设的公诉厅承接，侦查工作由重大犯罪调查厅、警察等机构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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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为何要对检察机关进行改革，李在明直言，数十年来，检察系统权力过大。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院内发言人李柱熙称，上述修正案体现了该党解决“政治化检察官温床”问题的决心。 尽管检察官在韩国被视为最具吸引力的职业之一，但检察机关却频繁卷入政治争议。外界对其权力过大、滥用职权以及开展针对性调查的批评不绝于耳，甚至有观点认为检察系统的问题与“青瓦台魔咒”存在关联。 由于日本殖民时期遗留下的警方滥权与刑讯问题十分突出，韩国在独立后，社会转而期待检察机关能够制衡警方，这为韩国检方进一步扩权提供了舆论土壤。 1949年《检察厅法》与1954年《刑事诉讼法》相继颁布，韩国由此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检察体制。检方同时掌控直接侦查、指挥警察、起诉及申请逮捕令等多项权力，其讯问笔录亦被赋予法定证据效力。 不过，韩国检察机关并非始终手握重权。据韩国《韩民族日报》报道，李承晚执政时期，警察系统的权力远超检察机关；朴正熙时代，军方与中央情报部居于检察系统之上；全斗焕时期，保安司、安全企划部及警方更为强势。有学者称，李承晚以及朴正熙、全斗焕执政时期，检察机关只是政权附庸。 检察系统真正跻身韩国“核心统治机构”的行列，始于卢泰愚政府时期。他1987年12月当选韩国总统，1993年2月卸任。在这一时期，随着军人出身势力的退场，大邱、庆北出身的检察官群体填补了权力真空。检察系统主导了以“维护公共安全”为名的政治局面，并掀起大规模“扫黑”风暴。彼时，总统秘书室长、国家安全企划部部长等核心要职均由检察系统出身人士担任，“检察共和国”的称号由此在韩国不胫而走。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韩国检察机关的政治中立性争议愈演愈烈。争议的焦点集中于被称作“检察总长直属部队”的大检察厅中央搜查部。该机构专司各地检察厅难以独立处理的政商要人腐败案件，包括1997年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次子金贤哲腐败案和2004年总统大选资金案，韩国现代史上诸多重大权力型腐败案件的查办均出自该部门之手。 这支被誉为“司法正义之剑”的特别侦查力量，实则是一柄双刃剑。随着检察机关侦查权与公诉权不断扩张，大检察厅中央搜查部充当“政权工具”的阴影也日益浓重。因与权力集团利益深度交织而导致侦查独立性与公正性受损的事件频频发生，“政治检察”的标签如影随形。《韩民族日报》称，韩国已形成一种模式：新政府上台后，检方以清算前任政权换取现任政府信任，从而规避针对自身的改革；而到了执政后期，检方又将调查矛头转向现任政府官员与总统亲属，借助朝野对立态势不断扩张自身势力。 检察机关与政治权力展开博弈 韩国政府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始终在合作与博弈之间交织。《韩国先驱报》认为，卢武铉是韩国首位推动检察系统改革的总统。他曾尝试推进检警分权、裁撤大检察厅中央搜查部，启用非检察官出身的女性法务部长，还与检察官公开对话。不过，韩国检方转头查办卢武铉亲信，借选举资金案塑造检察机关“不惧强权”形象。卢武铉卸任后遭检方大规模调查，其离世使针对检察机关选择性侦查、另案侦查和借助舆论施压办案的争议集中爆发。 李明博政府也认识到检察机关权力过大，推动进行了检察厅和警察厅关于侦查权限的调整。然而，这一时期，检方与青瓦台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据韩国《京乡新闻》报道，李明博任内共有22名检察官辞职后进入青瓦台工作。朴槿惠时期，检方被诟病对权贵和大企业调查宽松，却严厉侦办政府批评者。“亲信干政”事件爆发后，曾被视作朴槿惠“护卫”的检方迅速转向调查青瓦台。 文在寅政府先后两次压缩检方侦查权限，将其可直接侦查的案件从六类缩减至仅腐败、经济两类，并废除检方对警方的侦查指挥权，赋予警方首次侦查终结权。然而，相关改革仍留有制度漏洞。文在寅政府初期为清算前朝积弊，保留检方特搜部门，未彻底取消其侦查启动权。 在文在寅政府时期，尹锡悦出任检察总长后，因为反对检察改革，于是从调查文在寅亲信曹国入手，矛头对准文在寅政府，检政矛盾彻底爆发。尹锡悦随后辞职从政并当选总统。《韩民族日报》评价称，至此检察机关从“政权的手脚”变成“政权本身”，甚至走向“检政一体”，检察系统的政治影响力由此达到顶峰。 不同于此前政府的渐进限权，李在明政府选择直接撤销检察厅、拆分侦查与公诉职能，从制度上终结检察系统延续70余年的“侦诉合一”。据韩媒分析，此次改革能够落地，首先与韩国社会限制检察系统的呼声升高有关。尹锡悦执政时期，检察机关公然开展针对性的政治调查，对当时作为在野党党首的李在明实施全方位调查，而对涉嫌德意志汽车公司股价操纵案的金建希的调查，最终以免于起诉告终。共同民主党掌握国会绝对多数席位，则为相关法案迅速过关提供了政治条件。同时，检察总长职位长期处于代理履职状态，检察官接连辞职，也使检方未能形成以往那样的集中反弹。 短期加剧极化，长期或缓和对立 此前，韩国多届政府试图约束检方权力的行动，最终都因制度设计留有余地或政治博弈反噬而未能根本扭转格局。相比之下，李在明政府近期的举措，被执政党方面定义为“完成检察改革的最后一步”。然而，改革力度越大，围绕其实际效果的争议也越激烈。对于外界关注的“青瓦台魔咒”能否就此失效，各方观点不一。 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吕超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青瓦台魔咒”与韩国检察机关权力过大有着直接且密切的关系。随着韩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检察官不再拥有随意处置前任或现任总统的特权，“青瓦台魔咒”有可能因此被打破。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造成“青瓦台魔咒”的原因比检察机关权力集中更为复杂，单纯依靠机构改革难以从根本上将其破除。美国《新闻周刊》此前分析指出，该魔咒与韩国总统的任期密切相连。韩国是少数实行总统五年单任制的国家之一，这一规则在1987年制定时意在防止强人政治卷土重来，从这一层面看确实奏效。然而，单任期也使韩国总统职位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治理国家更像一场短跑而非马拉松。总统几乎没有时间或动力去建立共识或达成妥协，从一开始便被裹挟至“政治遗产”的追逐之中。他们通常只享有短暂得可怜的“蜜月期”，随后可能因为施政举措等被攻击。 据《韩国先驱报》报道，韩国全北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李善宇（音）认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韩国总统拥有异常广泛的权力，这使得总统及其身边人更容易卷入腐败案。总统难以有效监督其政治网络中的每一位成员，从而增加了被幕僚或家属连累的风险。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朝鲜半岛问题学者朴振完（音）此前发文，进一步剖析了“青瓦台魔咒”的其他成因。他提到，韩国政治对抗氛围浓厚，尽管检察官在法律上保持独立，但总统拥有任命检察总长的权力，这为总统间接影响检察机关调查优先级提供了通道。这种机制在各届政府之间形成了可预见的“起诉循环”。 朴振完还指出，韩国总统与财阀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前者屡遭调查的重要原因。朴正熙时期启动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公共资金扶持三星等企业，推动民营部门发展壮大，也催生了公私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此后历任总统定期召集财阀负责人，不仅讨论产业政策，还要求后者配合增加就业或投资等施政目标。这种亲密关系虽然有利于韩国政府协调经济发展，却常常蜕变为以优惠政策或放宽监管为交换条件的非法资金输送。 尽管检察改革未必能彻底终结“青瓦台魔咒”，但或可在缓和政治极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韩国先驱报》称，美国芝加哥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文表示，韩国推动检察改革无疑会在短期内加剧该国政治极化，因为一个极化的社会对改革本身亦有极化的看法。然而从长远来看，改革若成功实现检察机关的去政治化，则有助于缓解韩国社会的对立。</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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