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超越亲疏：全球博弈中的美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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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驻比利时特派记者 牛瑞飞 环球时报记者 丁雅栀】编者的话：“面对跨大西洋关系的转变，在座的人中，没有人比我更加遗憾，但对于美欧关系美好过往的怀念与追忆并不能改变现实。”2月2日，德国总理默茨在德意志交易所集团总部发表讲话时这样说道。他强调，美国对欧洲“愈发敌对”，再也容不得欧洲“感情用事”，欧洲“必须更加独立自主”。本系列上期文章讲述了美欧关系二战后80多年以来的起起伏伏，如何反复破裂又重新修复。本期文章将进一步剖析，在这对关系反复调整的背后，离不开美欧双方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实力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变化，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整体变化的影响。当前，移民问题、极右翼力量崛起等外部变量也在从不同方向影响着跨大西洋传统联盟的协调模式。 冷战结束，从“分享红利”到“管控分歧” “人们常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的成立是为了应对苏联带来的威胁。这只是部分事实。”北约官网上这样写道，“联盟的成立是为了实现三个目标：威慑苏联的扩张，通过北美在欧洲的强大存在禁止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复兴，鼓励欧洲政治一体化。”一些美欧媒体也把这三重目标概括为“赶走俄国人，请来美国人，压住德国人”。由此可以看出，美欧在“马歇尔计划”、北约框架下的捆绑，既出于双方同根同源的身份与价值认同，也出于对当时国际竞争、美欧实力对比的多重考量和现实选择。 二战结束时，美欧实力差距悬殊。根据估算数据，1945年前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GDP的30%甚至更高，美国是当时唯一公认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其工业产能、金融实力、科技水平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相比之下，被战争削弱的传统西欧大国实力与影响力一落千丈，尤其英国和法国急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大国地位。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1948年提出“三环外交”，即英联邦、英语世界（即英美特殊关系）、联合起来的欧洲是三个相互关联的圈子，而英国在其中处于最关键位置。在国际上，美国大肆渲染“苏联威胁论”，英、法、荷、比、卢五国1948年3月签署《布鲁塞尔条约》，希望加强西欧安全合作以防止德国军事威胁卷土重来，并应对苏联的潜在威胁。这一条约的局限性，加之欧洲国家在安全和经济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给美国策划以自身为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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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50至70年代，欧洲经济快速恢复，一体化进程启动，美欧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缩小。不过，美欧军事领域的差距并未同步缩小。冷战格局下，美国在核威慑、全球部署和指挥体系上始终占据主导，欧洲安全高度依附北约框架。这种“经济接近、军事依赖”的不平衡结构使跨大西洋关系暗含变数。 冷战结束后，美欧实力对比再次发生变化。1993年成立的欧洲单一市场和1999年统一货币欧元的问世使欧盟实现了更高程度的经济整合，在国际贸易和规则制定领域的话语权上升。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和高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欧洲学者分析说，在这一时期，欧洲的危机感下降影响到美欧关系的变化，1991年苏联解体后，欧洲对美国安全保护的紧迫需求明显减弱。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冷战结束后的几年，美欧双方均将自身视为冷战的‘胜利者’，彼时的美欧关系进入了一个分享胜利红利、扩大势力范围的阶段，双方共同巩固以美欧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一时期，‘历史终结论’开始盛行，即认为以美欧为核心的西方秩序已稳固且将长久延续。但这种看似紧密的联盟关系并没有持久，双方在利益诉求与发展方向上的分歧很快暴露出来。” 在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相关问题上，美欧出现了二战结束以来首次重大战略分歧。欧洲认为美国过度使用武力进行军事干预、“只破坏不建设”的做法，会直接损害欧洲在中东周边地区的利益；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进程推进以及欧元的问世，客观上挑战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大地位，被美国视为重要威胁。这一时期，美欧双方在共同价值观、相处模式及利益联结上仍有共识，能够通过协商化解矛盾、管控分歧，但战略与利益层面的裂痕已初步显现。崔洪建对记者表示，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至2009年期间，美欧关系处于“有明确合作基础与方向，但矛盾开始出现且可管控”的状态。 2016年是重要转折点 进入21世纪，美欧经济关系呈现出高度互嵌的特征。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空前紧密，使双方“脱钩”的成本极高。然而，在科技领域，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芯片和平台型企业方面形成系统性优势，而欧洲更多通过监管和规则维护竞争力。欧洲媒体常将这种对比概括为“美国输出技术，欧洲输出规则”。 崔洪建表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尾，美欧分别遭遇了沉重的债务与金融危机：美国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随后蔓延到全世界引起金融动荡和经济滑坡；欧洲随后陷入欧元区债务危机。“欧洲将债务危机部分归因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连锁冲击，美国则指责欧洲货币政策未追随自身步伐，双方相互推诿指责。从这一时期到2016年，美欧均将解决自身内部问题列为优先事项，彼此协调合作的意愿与力度大幅降低。与此同时，美欧也逐渐意识到，双方紧密的利益联结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会传导风险、造成互相损害。” “2016年是美欧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崔洪建分析说，英国“脱欧”公投与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件事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冲击：“脱欧”阵营的胜出让欧洲意识到自身内部的不稳定性，而特朗普政府在关税、政治理念及安全领域的一系列政策，打破了美欧联盟原有的平衡。拜登政府上台后喊出“美国回来了”的口号，试图塑造回归建制派、重视盟友与欧洲的姿态，但其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同样带有明显排他性，以北美乃至西半球为核心圈层，对欧洲等地区的投资与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后，美欧关系再次向安全同盟方向回摆。欧洲防务开支明显增多，对美军事依赖也逐步加深。欧洲媒体普遍承认，短期内欧洲难以在军事能力上实现真正的独立。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让美欧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也揭示了美欧关系中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经济上，美欧产业结构在诸多领域高度重合，存在难以规避的竞争关系，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欧加征关税的重要诱因。比如，美欧同为汽车主要生产方，特朗普认为美国的欧盟进口汽车关税较低，导致欧洲汽车“占了美国的便宜”，因此要通过征税打造所谓“公平竞争环境”，双方的产业竞争直接激化了贸易摩擦。 安全上，早在伊拉克战争时美欧双方的战略分歧就已显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时，欧洲希望盟友美国主导危机解决、对俄施压，但奥巴马政府选择让欧洲自行应对，最终冲突未能彻底解决，也直接为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埋下隐患。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要求欧洲增加军费也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实际上从奥巴马政府时期便已提出。在美国统治阶层看来，欧洲在安全领域早已成为美国的负担，只是奥巴马、拜登政府的表达方式较为温和。 在科技领域，美欧曾长期开展产业合作，使得双方在科技领域形成高度互嵌的产业链。但近年来，美国对欧洲加征关税、设置产业壁垒，促使欧洲从经济安全的角度重新审视与美国的科技和产业合作。欧洲提出“技术主权”概念，过去十年间还多次以各类规则为名对进入其市场的美国互联网及高科技企业处以罚款、实施限制。 移民问题、极右翼崛起、大国竞争，美欧关系的外部变量 有欧洲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除了内部因素，当前跨大西洋关系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来自外部变量的施压。移民问题、极右翼崛起、大国竞争等因素正从不同方向影响着传统联盟的稳定性。 在崔洪建看来，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积累成果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多矛盾，而欧美在应对这些矛盾的方式与路径上分歧日益扩大。他以移民、难民问题为例解释说，作为全球化与世界各地战乱、发展不均衡的产物，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且规模扩大，美欧均成为主要目的地，但双方在应对这一问题上并未形成共同立场。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更为直接粗暴的移民管控方式；在欧洲，多国也在不断收紧移民政策，但受自身“政治正确”的约束，无法像美国那样激进，这种差异不仅让美欧相互批评，也引发了欧洲内部的政治变化——极右翼政党借助移民问题批评主流政策，进而不断崛起，成为美欧关系对立的又一突出表现。 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个欧洲国家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影响已从舆论层面延伸至政策制定层面：更强调国家利益和成本核算；对长期对外军事承诺持保留态度；对北约义务和对乌援助更为谨慎。欧洲的极右翼力量倾向于将对美关系视为可重新谈判的政策选项，而非不可动摇的战略前提，这可能会给美欧在军费分摊、对外制裁和战略承诺上的协调带来挑战。 在一些欧洲学者看来，移民问题改变欧盟国家国内政治生态，进而也会间接影响欧盟的对美关系，比如欧盟成员国政府在外交上会更强调“国内稳定优先”，欧盟在中东、非洲问题上对美国政策的配合会附加更多条件，欧盟内部在移民分担问题上的分歧也削弱了欧盟整体的对美协调能力。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去年6月刊文分析称，欧洲当下兴起的民粹主义力量已不仅仅是短期选举周期内的波动，而是对全球化、精英政治和制度复杂性的一种结构性反弹，这种力量正在深刻重塑传统欧洲对外政策的逻辑。     崔洪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大国竞争也是影响美欧关系的重要外部因素。美欧双方在看待中国、俄罗斯以及全球南方的立场上，在战略优先顺序及应对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也会影响美欧双方的合作基础。本系列下期预告：“欧洲国家在衰退”“它们很软弱”……从北约议题到俄乌冲突，特朗普多次公开表达的这些观点，折射出美国对欧洲态度与战略定位的深刻转变，此番调整背后有着多重战略意图。当前，美欧关系已步入复杂多变的新阶段。本系列下期文章将为读者讲述，美欧未来的互动将呈现何种态势，这段关系的走向又将如何波及全球政治格局。</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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