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姆旺吉·瓦奇拉接受《环球时报》专访：“十五五”蓝图为中外合作提供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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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白云怡 谢文婷】编者的话：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在本期“环球对话·海外学者谈向新的中国”报道中，《环球时报》记者对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姆旺吉·瓦奇拉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这位知名经济学家肯定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强劲的创新能力，并认为中国将国家规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参考。他还表示，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变为“全球创新设计者”，而“十五五”蓝图将为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在工业化、数字化等领域进行合作创造新机遇。 “这些成果更多体现的是中国的创新能力，而非简单模仿”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十五五”规划建议有哪些新亮点？ 瓦奇拉：我认为，中国的“十四五”规划注重巩固多年来出口驱动型增长的成果，同时通过刺激国内消费、扩大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绿色发展，把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更多地依托于相对稳定的群体——中国国内消费者。 “十五五”规划建议又展现出了一些新动向，更加强调“科技自立自强”，着力推进能源、食品、医药、半导体和航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从而减少受制于人的风险。与此同时，这份蓝图也很注重持续完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复杂外部环境下提升中国经济体系的韧性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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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您认为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带动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哪些领域或技术最可能成为中国新的增长引擎？ 瓦奇拉：多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众多行业都高度重视培育新质生产力，并努力把科技突破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和应用。研发投入可作为判断中国政策和产业优先方向的一个参考指标。 我注意到，根据国家统计局等中国政府部门发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研发投入居前的五个行业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以及通用设备制造业。这些重点行业整体反映出中国对创新能力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而创新正是提升产品竞争力、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关键因素。从中长期看，上述这些行业都有望逐步成长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环球时报：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创新能力？一直以来，西方有观点认为“中国善于模仿，而美国善于创新”，且美国的体制比中国“更激励创新”。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瓦奇拉：历史经验表明，每个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模仿和借鉴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无论是他国曾经借鉴中国的造纸术，或者获取高质量丝绸的制作技术，还是中国在工业化初期学习和引进其他国家的汽车制造经验，情况都大致相同。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些西方国家基于一种并不成立的假设，即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拥有“先天优势”或垄断地位，指责中国“模仿”或“抄袭”。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反映了这些西方国家对他国发展成果的不适应甚至贬低的心理。 现实告诉我们，中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已经取得了不少原创性突破，这些成果更多体现的是中国的创新能力，而非简单模仿。 在我看来，由于一些政治因素，有些人夸大了美式创新体制（主要依托大学和私营研究机构推动前沿创新）和中式创新体制的差异。事实上，美国许多在关键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高校和研究机构高度依赖联邦政府的长期资助和项目支持。在运行方式上，它们与中国的科研体系并不存在本质差别。换言之，在实际操作层面，两种模式的界限并没有外界想的那么清晰。 “追求科技自立自强，是应对这一挑战最稳妥的路径” 环球时报：您如何评估“十五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面对地缘政治变化、供应链重塑等全球不确定性，您如何评价中国经济的韧性？ 瓦奇拉：本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5%，这一调整主要是因为中国近期推出的一系列刺激国内消费的宏观政策举措，以及贸易战阶段性降温。 IMF的这一判断再次表明，即便面临贸易摩擦带来的压力，中国经济依然展现出较强韧性。事实上，过去几年，在应对新冠疫情带来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韧性已得到充分验证。 IMF建议中国继续推动经济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型，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同时，该组织还建议中国持续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引导家庭储蓄向更有效配置转化。据我观察，这些措施已经在逐步落实中，并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希望中国保持既定方向，同时加快步伐。 环球时报：有分析认为，中国正从“传统制造优势”向“先进制造驱动”的方向转变。您认为，这种转变在未来五年将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要在升级传统制造业与发展先进和高端制造业之间保持平衡，您有哪些建议？ 瓦奇拉：在过去这些年里，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形成的比较优势，但随着机器人研发技术不断提高，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可能减少，也会在结构和技能要求上发生变化。 要适应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教育和培训体系势必需要进行相应调整，而这一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很可能会超过五年。在未来五年内，先进制造业带来的直接回报，例如明显的成本下降，恐怕会比较有限。正如当年的数字化转型一样，先进制造业要全面释放其经济效益，往往需要更长时间。 环球时报：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中国的科技封锁。您怎么看这对中国和全球科技创新体系的影响？ 瓦奇拉：限制技术获取自然会对开放和全球化产生负面影响。要解决这一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靠勤奋努力。追求科技自立自强，是应对这一挑战最稳妥的路径。中国对科技的持续投入，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能够垄断创造力。所以，也许在现实层面，对技术的限制会产生意外的效果——推动全球创新体系的发展，这一规律长期存在。 “中国在国家规划与市场驱动之间实现了一种较为合理的结合” 环球时报：相比西方强调的“完全靠市场调节”，您认为中国制定五年规划同时结合市场机制的实践，对其他经济体有哪些意义？ 瓦奇拉：市场驱动型的治理更适合目标不明确或分散的情况。它鼓励多样化目标和私人利益的追求，强调个人主义，这既可能带来建设性的创新，也可能产生破坏性。因此，在某些情境下，市场驱动型治理可能消耗大量资源、人力和时间，但它同时也能激发惊人的创造力。 目标导向、集中管理的治理模式，则在实现明确的共同目标（如应对生存性威胁）时非常高效。它可以集中力量，优先考虑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经济也并非完全依赖市场机制。 不过，这两种治理方式并非水火不容。实际上，无论政府形式如何，它们通常会在一个国家中并存。能够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的国家无疑更具优势。中国在国家规划与市场驱动之间实现了一种较为合理的结合，因此吸引了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前来研究借鉴中国的经验。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中国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具有哪些全球价值？ 瓦奇拉：我认为，中国的“十五五”蓝图将把发展重点从劳动密集型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创新、绿色转型以及社会包容。 这一转型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涵盖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和先进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和人才，这是对中国在全球环境下所面临挑战的回应。通过推动国内创新，这一转型有望将中国从“世界工厂”逐步转变为“创新设计者”。 在全球层面，这一变化的价值首先将在中国周边地区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在这一地区，中国已和一些本地投资者合作，生产了大量消费品。中国注重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创造新的机会。 不过，其他全球南方国家能否像中国一样实现向新质生产力的跃迁仍存在不确定性。它们能否跳过劳动密集型增长阶段，直接进入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生产阶段？我打一个问号。比如，即便在一些国家使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来监测作物健康、提高产量，这也不能改变一个现实：把这些产出转化为最终消费品，仍需要在工厂进行加工。以非洲东部和中部的矿产资源为例，这些原材料仍需开采和加工，才能变为消费品。这说明在全球南方，工业化仍是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关键环节。尽管工业化充满挑战，但它仍然是实现自立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路径。 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五五”蓝图对新质生产力的重视，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自身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也将为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在工业化、数字化以及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合作提供新机遇，为推动各国加强团结与合作注入新动力。</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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