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美国大学——从“神学院”到“象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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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 当地时间6月6日，特朗普政府与哈佛大学的“斗法”出现反转——《华盛顿邮报》称，美国国务院当晚通知海外使领馆恢复处理哈佛大学外国学生的签证申请。此前一天，美国联邦法官颁布临时限制令，阻止特朗普政府执行4日颁布的对哈佛大学国际学生实行签证限制的公告。 特朗普政府与哈佛大学的斗争跌宕起伏，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被视为美国保守派与精英大学利益分歧加剧的结果。从今天开始，《环球时报》将刊登系列深度认知报道《“政治高压”下的美国大学》，为您讲述大学在美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它如何在二战后助力美国提升硬实力和软实力、国际学生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以及特朗普政府针对大学的行动将如何影响美国的未来。 《科学：无尽的前沿》开启政学合作模式 随着哈佛大学卷入与特朗普政府的司法斗争，这所美国最古老高等教育机构的历史受到关注。早在美国独立之前的1636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立法机关就创立了这所当时还被称为“新市民学院”的机构，选址就在今天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为纪念该学院的首位主要捐助者、从剑桥大学毕业的清教徒牧师约翰·哈佛，学院后来更名为“哈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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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是进行研究和教学的场所，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当美国和欧洲的第一批大学成立时，它们主要是宗教机构，旨在加强宗派思想和信仰。”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研究生院副教授莱文此前在网上撰文写道。据《印度快报》报道，17世纪，哈佛学院的学术和学生生活是由宗教机构指导的。该学院1643年发布的一份小册子阐明了学院的愿景：“促进学习并将其传承给子孙后代；害怕给教会留下不识字的牧师。” 哈佛大学校友辛哈在接受《印度快报》采访时表示，在这所大学所处的美国东北部地区，后来汇聚了耶鲁、普林斯顿等多所名校。与哈佛学院类似，这些大学的成立都是基于宗教原因，例如1701年耶鲁大学的前身“大学学院”（后曾被称为“耶鲁学院”）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一些人反对哈佛学院教授的“自由主义”神学，而长老会信徒因为不满意哈佛学院和耶鲁学院教授的神学而于1746年建立了自己的学院“新泽西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两次重要战争期间，高等教育受到重视。独立战争期间，《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杰斐逊表示，如果美国要建设一个民主国家，那就必须扩大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强调了教育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后，奴隶制被废除，美国政治和经济迅速发展，而1862年通过的《莫雷尔法案》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意义重大。该法案授予每个州3万英亩（约合1.2万公顷）的土地，用于建设农业和机械学校。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等都是因为该法案而建立的大学。有学者表示，这是美国的第二代大学，是按照德国模式建立的现代研究型大学，而美国早期大学是按照英国模式建立起来的。 虽然美国很早就在各地建立了高等教育机构，但在二战之前，美国大学在全球并非占据领先地位。据《哈佛杂志》 报道，在20世纪初，德国大学是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它们是全球科研中心。直到1932年，柏林大学（现在的柏林洪堡大学）仍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 二战后，美国大学迅速崛起，成为该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引擎。带来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大学合作模式的诞生，而该模式是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33年至1945年在任）的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推动建立的。《纽约时报》称，布什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中设想了这样一种制度：联邦政府拨款资助大学进行科研，进而推动美国科技的崛起。硅谷企业家布兰克介绍说，二战之前，美国大学的科研主要由对特定项目感兴趣的公司资助，基础研究的资金主要来自两个非营利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布什认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承担资助大学的长期、高风险基础研究任务，这些研究将带来突破性技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扩大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规模，并创建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作为公私合作研究机构，进而使美国在科研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这在美国引起强烈震撼。美国公众与政界普遍认为，教育系统如果落后，将危及国家安全。1958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的讲话中呼吁，美国教育政策必须紧密配合国家防御需求，并主张联邦政府应承担关键角色。《国防教育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1958年通过的这一法案授权在接下来的7年中拨款超过10亿美元用于发展教育。这一举措不仅展示了美国对教育的空前重视，也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在公民教育事务中的角色实现了实质性扩展。 “曼哈顿计划”与“俄国研究中心” 在上述制度、机构和法案的推动下，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不仅本国学生大增，还吸引了大量国际学生，并在科技领域取得巨大进步。有数据显示，自1901年第一次颁发诺贝尔奖以来，美国已有420多人获奖。 大学的崛起带来了美国硬实力的迅速增强。在科技领域，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网站发表的文章显示，从普通的调频广播到关键的卫星技术，美国大学的创新涉及多个领域。互联网、谷歌搜索、人工智能模型和自动驾驶技术背后的核心技术突破，都可以追溯到大学在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图像识别和机器人技术方面的研究。如果没有联邦政府资助大学进行数十年的持续研究，如今的数字经济就不会存在。硅谷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科技中心并非偶然，其繁荣是由邻近两所知名研究型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推动的。 在军事领域，“曼哈顿计划”是二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与高校合作的成功案例。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该项目当时耗资2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00多亿美元），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校的科研人员参与。美国政府与学界的合作还催生了其他军事创新，包括氢弹的发明等。 《华盛顿邮报》称，联邦政府对大学研究的支持也使得美国在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获得优势。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磁共振成像、人类基因组计划等项目都取得了进步。 在外交政策和国家软实力方面，大学也为美国提供了重要资本。“在国家处于意识形态战争时，知识就是力量。”美国《时代》周刊今年5月发文称，自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华盛顿迅速意识到大学不仅能在科学技术和国防领域提供实现突破的机会，还能在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历史、政治、社会、心理等人文社科角度了解敌人同样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因此，美国开展了一系列政府资助项目，推动学术研究朝着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帮助的方向发展。美国政府在创建新的学术领域（包括区域国别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出于战略目的塑造了社会科学研究。《时代》周刊以1948年成立的俄国研究中心举例称，这家设在哈佛大学的机构是学者与政府合作的产物，由哈佛大学教职员工领导，董事会由来自不同大学的教授组成。该中心主要借鉴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以及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其开展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政府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战争提供有力支持，其中包括对于苏联爱国主义根源的研究以及苏联人对于“个人自由受压制”的感受。凭借这些知识，美国利用苏联民众不满情绪加剧当地不稳并利用相关异议反对苏联的政策。 “科学超级大国”地位还能维持多久？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府大学合作模式为美国带来了不少好处，却也埋下了隐患。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批判性学术能够用来剖析敌人，也可能“刀刃向内”剖析自身。那些研究其他国家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脆弱性的学科，也可能带来对美国自身的批判性审视，挖出关于美国历史以及该国在民权、社会动荡、帝国主义等方面的不光彩行径，“这使得大学变得危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就曾怀疑那些对美国本国历史和政策提出批评的学者具有所谓的“反美”倾向，并对这些学者进行监视和威胁。1956年，一项对美国2000多名教授的调查显示，他们中61%的人曾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联系过，40%的人担心学生可能会曲解他们的政治立场，约1/4的人因害怕政府而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 与此同时，美国高校对联邦政府拨款极其依赖。《纽约时报》称，仅在202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的研发拨款就达到600亿美元。经通货膨胀调整后，这是美国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收到政府拨款的30多倍。“联邦资金成为白宫驯服美国高校的武器。”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高校通过复杂的公共资金网络与联邦政府联系在一起，而联邦政府拨款和援助是这个网络中最重要的元素，也是高等教育机构不可或缺的资源。如果没有这种支持，高校的研究项目将会停止，学术项目将会受到缩减，成千上万的低收入学生将受到影响。根据美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去年联邦政府为高等教育提供的资金超过1600亿美元，用于支持学生和高校，这证实任何削减这些资源的威胁都会直接影响学术基础设施。 其实，美国联邦政府早已开始削减对大学的科研拨款。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近年来，联邦拨款在大学学术研究经费中所占的份额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降低。2012年，联邦政府拨款支付了美国大学61%的研究经费，而如今，这一比例降至55%。在20世纪60年代，华盛顿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2%用于研究，而现在这一数字不到1%。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前校长芭芭拉·斯奈德2021年发文称，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相比，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美国各州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减少了大约90亿美元。 “美国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它将继续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人士的首选目的地。”英国《自然》杂志援引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方面的表态说道。报道称，在美国去年大选前，从研发资金限制到科研日益政治化，再到关于移民的激烈辩论，人们对美国科技发展的担忧“五花八门”。现在，美国是世界“科学超级大国”，但这一地位还能维持多久？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冯亚仁 环球时报记者 徐嘉彤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李静】 </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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