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白云怡 赵觉珵】编者的话:“中方愿同非方在未来三年实施‘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涵盖文明互鉴、贸易繁荣、产业链合作、互联互通、发展合作、卫生健康、兴农惠民、人文交流、绿色发展、安全共筑十大领域。”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刚刚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中,中方公布了未来三年单方面支持非洲重点举措。《环球时报》记者近日对话在非洲经营“小有成绩”的几位企业家,通过他们的讲述,了解如何出海非洲寻找商机,以及如何在非洲现代化领域做好投资。
“Mr.Wifi”的肯尼亚“大冒险”:把网费价格降到0.07美元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诺联科技公司(Ahadi Corporation)的创始人周涛在当地人中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昵称——“Mr.Wifi”。自2020年起,他一直致力于为当地社区提供可负担的网络服务。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肯尼亚的互联网服务价格高昂:据了解,内罗毕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网费大约需要25美元,这对家庭月收入不过100美元到400美元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与非洲其他国家相比,肯尼亚的光纤接入十分领先,但受益的只是金字塔塔尖的高收入者,而对于那些居住在郊区、城乡接合部的大多数来说,如何获得可负担的网络服务仍是一个难题。
在看到这一数字鸿沟和其中蕴含的巨大市场潜力后,周涛和他的团队启动了一个叫“Konnect Internet”的项目,通过与中国电信肯尼亚公司合作,结合WiFi技术和城域光纤网,为当地社区提供高性价比的无线宽带网络服务,他还为此设定了一个目标:“5美元使用50G流量。”
用周涛的话说,这个目标当时很像天方夜谭,但几年过后,它真的实现了。现在,Konnect用户平均每月消耗50G数据流量,是非洲平均水平60多倍,而每G仅需0.07美元,相比非洲大陆超过4美元均价,实现颠覆性的改变,有效地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更多中低收入者因此链接上了互联网这个奇妙而广阔的世界。
为什么Konnect能这么便宜?在周涛看来,秘诀就在于去除中间环节再加上技术快速迭代。“我们的整个链条几乎都是自己做。我们既做运营商,也做设计、安装、销售、软件开发、客服和维护。”他介绍说,目前,诺联科技在肯尼亚的员工人数已经有5000人,“我们自己的安装团队,每天都在肯尼亚的各个楼里布线、入户装设备,一个月要安装上万个家庭。”
“截至今年8月,我们已经拥有超过120万用户!”周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未来5年,诺联希望覆盖肯尼亚200万家庭,影响1000万以上的人口,并将业务扩展至其他非洲国家,“如果我们能在未来5年进入10个非洲国家,将可能覆盖3000万到5000万用户。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市场”。
在扩张的过程中,周涛和他的团队有过许多本土化的尝试:“刚到肯尼亚时,我看到当地人在街头卖西瓜,他们习惯于把一个西瓜切成二十多片来卖,一个人只买一两片,很少有人买一整个西瓜。我当时就想,也许我们做互联网服务,也不必像国内那样包月、包年,而是可以做更多‘小套餐’,比如包周、包日,甚至8小时、2小时、40分钟。”周涛对记者回忆道,“后来证明,这种套餐设计很符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习惯,我们的‘小套餐’用户人数远远大于包月的人”。
在为肯尼亚社区提供廉价宽带服务的过程中,周涛也发现了更多商机,并开始探索更加多元化的业务。“首先,我们在Konnect的基础上,推出了一个名为Konnect Food+的电商平台,专注于社区电商和物流配送。这个平台不仅方便用户购物,还通过集体采购降低商品成本,以减轻社区居民的生活负担。”这名中国商人介绍说,为此,他们还专门设立了仓储中心,每个仓储中心配备一辆面包车用于配送。
第二项多元化服务是“共享饮水”。在非洲的社区中,绝大多数居民没有自来水,依赖地下水,但地下水污染严重,不适合直接饮用。周涛和他的同伴设计一种共享饮水机,结合高通量的净水器和扫码支付的方式,为居民提供价格低廉的干净饮用水。
第三个新商机是“数字钱包”。据周涛介绍,肯尼亚现在已存在类似支付宝和微信的移动支付方式MPesa,但转账手续费较高。目前,他们在开发免费的移动支付钱包,以培育当地民众的移动支付习惯和场景,以便未来开发更多增值服务。
在这名“Mr.Wifi”眼中,中企在非洲投资数字行业有许多别国企业不具备的优势。“得益于中国在数字基础建设和互联网服务方面的丰富经验,以及国内规模化生产的优势,中企的技术实力和成本控制能力都非常强。”周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相较于欧美企业,中企很善于在新兴市场做精细化运营,尤其善于在社区长期深耕。“此外,中企在融资等方面也有较强的优势,一些民营企业也可以得到‘一带一路’的政策支持,使我们在海外大有可为”。
中国女老板:非洲不是一个立刻让你赚大钱的地方
在来肯尼亚“种田”和“卖菜”之前,李奕曾有过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麦肯锡的咨询师。当时,正在美国洛杉矶办公室做着PPT、服务各行各业客户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短短几年后,她会在肯尼亚山脚下有1000亩的农场,会跟着货车去凌晨三点的市场卖番茄。
2020年底,李奕和肯尼亚的合作伙伴彼得·穆希共同创立了一家农业公司FarmWorks,主要业务是依靠先进种植技术,与当地小农进行合同种植,为小农提供种子、肥料等原材料和洒药等标准化服务,并负责后端的作物收购及销售。
“肯尼亚农业的起点比较低,但潜力大,天花板高。”李奕对《环球时报》记者这样形容自己创业时的考虑,肯尼亚农业的亩产较低,也缺乏人才,本地化运营能力较弱。但另一方面,非洲快速增长的人口、气候变化带来的农田退化、大量基础食物依赖进口,都使得当地对农业发展的需求十分强烈,尤其是对高产,具有成本效益,使用更好的种子、肥料和技术的农业。
在李奕之前,非洲也不缺少中国农场主,但他们大多针对的是当地中资企业、餐厅,种的也是中国人爱吃的蔬菜。但李奕想要的是做本地市场,并打造出一个可以规模化、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对此,李奕的做法是打造一个覆盖上下游的“全产业链”,既自建农场“种菜”,也通过合同种植的模式向当地小农“买菜”,还建立销售渠道“卖菜”。
“现在,我们的自营农场更像是一个‘示范田’,主要做培训、研究、技术验证、建立滴灌等设备、招聘并培训种植人员等。如果运作得不错,我们会把相应作物或技术推广给合作的小农。”李奕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而“买菜”和“卖菜”环节主要是为当地小农解决“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的问题,为他们提供种子、肥料,推动他们种植高价值的作物,为他们提供培训,并为小农提供市场渠道。
“对比当地传统的小农、市场、商超,我们的优势就是做到了‘稳定供应’,也就是每天都有货可卖。这在肯尼亚并不容易做到,‘缺货’一直是让许多客户最头痛的问题之一。当然,我们这样种出和采购的菜的品质也很不错,一些产品已经出口欧洲。”这名中国姑娘这样介绍说,而当地小农也可以因为有了稳定的收购商,获得了更高、更稳定的收入。
在非洲创业并不容易,用李奕的话来说,她遇到的问题就像是“打地鼠游戏”,“这里打掉一只,那里又会冒出来一只。”比如,内罗毕的社会治理和法治并不完善,熟人盗窃的事情时有发生,经过行业前辈的提醒,她才了解到,在当地雇用保安要用非当地部落的,避免和当地员工串通,还要经常更换保安。“还有拦路收小费的警察、城管……”她似乎永远都在解决问题的路上。
不过,在李奕看来,在非洲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创业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因为她有机会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比如,我们的农场去年年底曾和国际马铃薯中心合作建立全非洲第一个太阳能发电的红薯存储仓,用太阳能和水循环系统发电。用这样的存储方法,红薯的质量可以更好。”李奕告诉记者,这个在可持续发展路上的小实验让她觉得很有意思。
“也许从纯财务回报的角度来说,非洲不是一个立刻让你能赚钱、赚大钱的地方。但对我来说,能做一件一直有新挑战的事情是很快乐的,尤其是这件事还能为本地民生带来一些实际的改变。我觉得这很有价值。”李奕这样告诉记者,“在我看来,出海非洲,最重要的是耐心和愿意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的决心”。
传音联合创始人阿里夫:从四卡四待到“美颜”,手机非洲“破圈”有门道
从非洲东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到西非最大的城市尼日利亚拉各斯,当地居民经常能看到一整栋楼被粉刷上大色块的手机品牌广告,TECNO、itel和Infinix这三个品牌最热衷于此。这三家手机品牌都来自一家中国公司——传音。根据市场调研机构Canalys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第二季度,传音在非洲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超过40%,继续位列第一。
据非洲当地媒体报道,十几年前,传音正式开始在尼日利亚销售手机;2017年,传音在非洲超越三星,成为该地区最大的手机供应商。在最初开始探索这片大陆时,传音控股联合创始人、董事阿里夫——一名能讲流利普通话的孟加拉人——可能也没有想到一家中国企业能在非洲走得这么远。在日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阿里夫将传音的理念概括为“GLOCAL”,即“全球化思维,本地化创新”。
在一些商业分析人士看来,传音在非洲市场成功很大程度源于这种深度的本土化。尽管产品并不在中国国内销售,但传音手机的一些独特功能曾多次“破圈”:由于非洲的移动运营商数量众多,但覆盖范围有限,当地用户普遍拥有多张SIM卡,传音针对这一情况推出过四卡四待手机;为了满足非洲用户对拍照的喜爱,传音开发出针对当地人脸型、肤色的“美颜”模式;此外,传音还推出了防汗防腐、超长待机等一系列真正抓住非洲用户日常需求的功能。
阿里夫告诉记者,在人工智能(AI)等技术的加持下,传音继续在深肤色影像领域基于本地化需求进行深度定制。此外,针对非洲本地语种,如阿姆哈拉语(埃塞俄比亚官方语言——编者注)、斯瓦希里语(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等国使用的语言——编者注)、豪萨语(非洲最重要的三大语言之一,在马里北部、尼日尔南部、乍得北部等被广泛使用——编者注)等,传音建设了一套本地化低成本、高质量的语料数据生产体系,并将这些技术成果运用于多语种语音助手、翻译等产品上。
除了产品“对非洲用户的胃口”,传音的供应链、销售体系和售后体系也高度本土化。阿里夫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称,传音在非洲的当地员工比例超90%,许多优秀的非洲本地员工在公司生产、采购、销售各个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2018年,传音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大型生产制造中心A期投入使用,本地员工占比达95%以上,且大部分管理人员和总工程师都是本地人。
当地用户的需求塑造了产品与服务,来自中国的创新技术也在实实在在地改变当地人的生活。走过许多非洲国家的阿里夫说,从移动支付到即时通信,从音乐流媒体到短视频社交,中国的数字科技产品和服务正在改变非洲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在非洲的一些偏远地区,当地没有银行网点覆盖,当地农民已经通过手机实现了存取款、转账、借贷等金融服务。
近年来,继东南亚、南亚等市场后,非洲市场也成为中国手机厂商出海的新目标。在一些非洲城市街头,vivo、OPPO、小米等手机品牌的标志也越来越常见。分析人士认为,目前非洲正处于智能机取代功能机的关键时期,各国手机厂商都希望在这个潜力无限的市场占得先机。
“非洲是全球最后一个‘10亿级人口以上的蓝海市场’,也是人口结构最年轻的大陆。”阿里夫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和人均消费能力的提升,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下,当地居民对智能终端产品的需求将持续增长,拥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同时,随着非洲手机渗透率和移动互联网接入率持续提高,非洲人民对优质移动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移动互联产业也将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对比手机等通信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中国,阿里夫认为,很多沉淀下来的创新技术和成熟的商业模式都可以为非洲相关行业发展提供借鉴,但非洲市场本身也自有特点。
他分析称,非洲跳过PC时代直接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许多新颖产品和服务得以跳跃式地抢占市场,非洲用户也多为初次互联网使用者,可塑性强,也更容易接受新的产品和服务。其次,不同于中国的十亿级用户的单一市场,非洲可看作多个割裂的亿级与千万级用户市场,这就对产品和业务在差异化情况下快速复制的能力提出较高要求。
此外,非洲网络环境基础差、流量数据资费昂贵、基础设施不健全,阿里夫认为,如何省流量,如何把产品做轻、在弱网环境下提供流畅的使用体验,如何针对本地支付、物流基础设施欠缺的现状打造因地制宜的业务模式,对出海非洲的手机企业来说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非洲“朝阳产业”也有独特机会
“中非经贸投资合作将迎来新周期、新领域,尽管新冠疫情对中非经贸投资合作带来一些挑战,却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转型升级,进而为非洲新兴行业的发展带去了资金和技术。”今年8月发布的《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报告(2024)》这样概括近来中企投资非洲的新动向,“之前,中国民营企业对非投资主要集中在四个行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工业园区、贸易,现在,更多企业投资到新领域——医疗卫生、交通物流、电子商务、农产品加工”。
这份由中非民间商会组织编写发布的报告认为,从产业上看,矿产加工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纺织业、建材、化工、医药、新能源等行业正在成为非洲具有一定禀赋优势的“朝阳产业”,这也为中国投资者将上述产能转移到非洲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中非产业合作并不是一味地转移落后产业,而是走适合中国和非洲实际情况和发展模式的创新路径,是加增量而不是去存量。”报告称,为满足非洲加快推进工业化的核心关切,应对粮食危机、缩小贸易逆差、降低债务负担的现实诉求,以及构建一体化市场共同愿景,中非投融资合作未来应聚焦于助力非洲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发展清洁能源、推动农业现代化、提高资源品附加值,并扩大非洲商品对华出口。
从实际项目来看,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正在产生越来越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在交通、能源、电力、住房及民生等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实施了一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有力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同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领域,中国企业的积极参与也推动了非洲国家的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升级。从投资方式来看,除了独资和合资方式外,参股和并购等方式也逐渐增多。
赞比亚华侨华人总会会长张键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近年来,中企在赞比亚等非洲国家的投资偏好以及非洲国家对中企投资的需求都出现变化,如赞比亚等国希望中国企业能够更多地进行技术转让,真正实现“授人以渔”。目前,中企正在该国积极寻找光伏、农业、电子商务等新投资领域,以光伏为例,该国电力短缺严重,但全年光照时间较长,光伏行业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不过,多名出海非洲的业内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出海非洲也应做好充分的前期调研和风险评估。一名经常前往尼日尔等西非国家的中国商务人士告诉记者,部分非洲国家受经济状况、社会矛盾等因素影响,国内安全、政治、经济局势存在不稳定情况,一些投资者“血本无归”的情况时有发生。中国投资者普遍不熟悉当地复杂的情况,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尽量规避政治、民族、宗教等风险因素,例如在选举中不给任何一方“站队”。
此外,投资非洲也要注意到非洲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据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今年上半年联合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肯尼亚篇提醒称,从实践中看,中企在肯直接投资仍然存在着较多风险。比如,由于肯外债累积速度加快,加之疫情影响,政府财政日益吃紧,招标项目预期进一步减少,存在工程拖期欠款现象。此外,在金融结算方面,肯尼亚金融业融资成本偏高,且肯尼亚无外汇管制,受疫情及美元加息、俄乌冲突影响,肯货币汇率波动大。
因此,中企在肯尼亚开展投资、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事前调查、分析、评估相关风险,做好风险规避和管理工作,包括对项目或贸易客户及相关方的资信调查和评估,对项目所在地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分析和规避,对项目本身实施的可行性分析等。
而《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南非篇则提醒称,南非工会大会是三方执政联盟之一,中资企业要严格执行合法用工制度,避免与工会发生纠纷。南非高度重视国内就业,中国劳务人员进入南非市场难度较大。此外,南非环境保护法规严格,当地人民自觉环保,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很强。中资企业应遵守环保标准的规定,了解和遵守当地环保法规,尤其是地方性法规,在项目规划之初就应当向当地政府或相关机构咨询环保事宜,在投资经营活动中注重生态和环境保护,防止工业污染。
“近年来,受非洲巨大商机的吸引,不少没有资金、技术、管理优势的企业也纷纷‘出海’。这不仅面临巨大经营风险,也会让当地民众产生‘中国企业影响各行各业’的错误认知。”一名在赞比亚开设建筑企业的中国生意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企业赴非投资需要结合自身特点和当地需求,盲目赴非并不可取。
肯尼亚政府顾问、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姆旺吉·瓦奇拉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凭借年轻的人口、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全球需求的商品和矿产,非洲有望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历史告诉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曾经历过政治不稳定、不安全、治理不透明等风险,但最终他们克服了这些挑战,有效降低了投资风险。”他表示,“非洲的投资风险并非是独有的。那些今天面临冲突和治理不善的非洲国家,最终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稳定下来,变得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