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仓促出台有内幕？独家揭露：IAEA“日本排污报告”埋着这些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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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樊巍 曹思琦 单劼】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简称IAEA）7月4日发布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认为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方案总体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此结论一出引起舆论哗然。尽管日本政府有意将IAEA的评估报告打造成“护身符”，意图借此证明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安全性，打消公众顾虑，但在专业人士看来，日本方面的相关操作漏洞百出，根本经不起科学严谨的推敲。多位参与相关工作的知情人士以及业内专家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揭露了日本为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营造“合理性”的内幕，在他们看来，尽管日方工于心计去打造“无害”的形象，但是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危害性是真实存在。从全人类的利益而言，本应有更好的选择，但是日方却弃之不顾，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img data-alt="7月5日，日本福岛县磐城市，日本中央政府官员和市政府首脑会议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左)发表讲话，讨论日本福岛核污水入海计划。（视觉中国）"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5106e5c6c727b71966027b1fa0da115au5.jpg?imageView2/2/w/1260" />IAEA报告无法给安全性“盖章”IAEA作为联合国系统中的独立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所得出的结论容易被视为带有天然的权威性，日本政府方面也有意借IAEA的报告去为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行为“正名”，然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所言，机构报告不能成为日方排海的“护身符”和“通行证”。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也向《环球时报》记者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认为IAEA评估报告的结论并不能为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安全性“盖章”。对于IAEA发布的这份报告，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以及生态环境部近日连续发声，对报告内容进行质疑，认为日方在排海的正当性、净化装置的可靠性、监测方案的完善性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秘书长邓戈表示，IAEA报告指出，日方采用的ALPS不能去除核污染水中的所有放射性核素。ALPS从以往运转情况看，已证明无法有效去除氚、碳-14等放射性核素，能否有效去除其他放射性核素也有待进一步试验和工程验证。据日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经ALPS处理的核污染水仍有70%以上未达到排放标准，需再次净化处理。在后续长期运行过程中，ALPS的性能有效性和可靠性还会随设备腐蚀老化进一步下降。日方没有证明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和可靠性。一位熟悉日本排海计划的内部人士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称，日本现有的排海方案和评估，均基于假定处理后的核污染水能够达标。但遗憾的是，根据东电此前公布数据显示，经过ALPS处理后的核污染水不仅仍有约70%不达标，其中有18%甚至超标10倍至2万倍。此外，ALPS不时出现的故障与部件破损，也让人不得不怀疑其处理核污染水的能力。据《环球时报》记者梳理，2021年8月，日方工作人员在将ALPS处理后产生的污泥转移到其他容器时，处理系统响起警报。经调查发现，用于吸附核素的过滤器出现至少10处破损。为了更换过滤器，全部ALPS设备自当年8月30日开始停止工作。随后东电发现，ALPS设备上的25个过滤器中，已有24个受损。到了2021年9月，东电又宣布，在ALPS中又发现5个过滤器发生破损，且在部分过滤器附近已经检测到放射性污染。 该内部人士进一步表示，若对这些不达标的水再进行二次ALPS处理，情况是否能得到改善也不得而知，东电提供的排海方案里，既没有说明如何确保核污染水满足排放达标要求，也未包含未达标排放的影响分析。而此前公开的数据显示，东电也只对0.25%的核污染水进行了二次处理，未公布二次处理所需的时间，没有解释核污染水二次处理计划。<img data-alt="7月5日，日本福岛县，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中）在与东京电力公司签署了关于提高海洋生物数量的信息交流合作协议后，观看了鱼缸。（视觉中国）"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1b48e046e6b34c47c87165e3f04d8640u5.jpg?imageView2/2/w/1260" />而日方公布的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受到了多方质疑。邓戈表示，东电公司近年来曾多次隐瞒、篡改核污染水数据。日方擅自批准排海方案、加紧推进排海准备，以各种手段对IAEA审查评估设限施压。IAEA仅基于日方单方面提供的数据和信息开展审查评估，仅对日方单方面采集的少量核污染水样本开展实验室间比对分析，在数据真实性、信息准确性有待确证，取样独立性和代表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即使IAEA审查评估作出排海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结论，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上述内部人士也认为，日方对于核污染水源项的监测，不仅不全面不完整，已测数据的真实性也令人怀疑。福岛核污染水来自与熔融堆芯直接接触的废水，理论上含有堆芯中所含有的裂变核素、铀同位素和超铀核素等成百上千种核素。但东电起初仅列出了H-3、C-14等共64种核素，来作为监测分析、排放控制、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这64种核素中，未包括铀同位素和其他部分α核素，而这类核素半衰期长，部分核素的毒性很大。在取样监测方面，东电起初仅仅对核污染水中除氚外的9种核素进行取样监测，2023年调整为29种。但这对于核素组成极其复杂的福岛核污染水而言，依旧远远不够。“东电的这些操作，使得核污染水的源项信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进而大大增加了后续监测方案制定和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难度。”该内部人士称。实际上，即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报告认为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方案总体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但这当中的风险依旧是存在的。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研究员魏方欣7月6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核辐射安全标准是公众所受剂量限值为每年1毫西弗，但是即便是低于1毫西弗依旧存在受到辐射影响的风险，“这就好比高速限速100公里每小时，这不意味着汽车时速保持在100公里以下就一定是绝对安全的。如果日本不将核污染水排放到大海中，或是选择其他更优的处置方式，我们其实是不需要承担这些额外的潜在风险的。”该专家表示。魏方欣同时指出，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中的核素很多，处理起来是很困难的，每一种处理技术它都是有局限性，只能处理特定种类的核素，而其他核素或杂质又会对这项处理设备造成影响，福岛核污染水的成分复杂，比如它的含盐量较高，杂质较多，这就会对核污染水处理系统的性能造成影响，长此以往处理系统的性能下降，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有可能放射性活度浓度超标。“长期来看，日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肯定会受到核污染水排海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辐射防护角度，在可行的范围内，还要尽可能采取措施降低对人员的危害，但就核污染水的放射性而言，无论多小，它都有一定危害性，现实情况是，在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造成放射性污染已经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要求日本尽可能去减少对外排放的放射性核素量。” 魏方欣称。IAEA公正性广受质疑7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IAEA发布的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表明中方立场，汪文斌表示，IAEA就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方案发布的综合评估报告未能充分反映所有参加评估工作各方专家的意见，有关结论未能获得各方专家一致认可。中方对机构仓促出台报告表示遗憾。“这份报告是以格罗西总干事名义发布的，虽然在报告发布前，IAEA秘书处曾就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再次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达成协商一致，就仓促发布了该报告。我对此表示遗憾。”参加IAEA对福岛“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刘森林研究员7月6日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了报告出台的内幕。在他看来，IAEA的评估报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份评估报告既没有包括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有效性和长期可靠性，也没有解决国际社会对日方排海决定正当性的关切，更没有就后续审查评估任务和长期监测安排进行充分讨论并作出妥善安排等。刘森林认为，IAEA的评估属于国际同行评估性质，主要基于日方提供的数据和资料作出评估并提出意见。在近两年的评估任务中，技术工作组各方专家就处理后核污染水排海所涉及的政府职责与功能、主要原则与安全目标、授权程序、源项表征、排放系统及过程的安全问题、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源监测与环境监测计划、职业辐射防护、公众咨询与相关方参与等技术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讨论，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并未完全形成一致意见。“IAEA发布的这份报告并不代表IAEA认可日方排海决定的正当性，也不代表IAEA核可或批准日方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刘森林强调。魏方欣也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问题中扮演的是一个评估者的身份，而不是决策者的身份，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角度来说，其发布的综合评估报告认为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只能理解为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方案具有可行性，但可行性并不意味着该方案是最优解，相反还有很多质疑日方并没有给出答案。IAEA此次有失公允的表现也受到多方质疑。有韩媒引用所谓日本外务省的一名人士的爆料称，“IAEA接受了日方100万欧元贿赂修改最终报告。”在7月4日发布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韩国记者也就此问题追问IAEA总干事格罗西，对此，格罗西予以否认。对于IAEA此次仓促出台的这份报告，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7月6日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从IAEA的评估结果来看，其立场很明显更偏向于日本政府一方，但其认为这当中应该有两方面原因。该人士认为，IAEA本身确实也很想尽快地去解决福岛核污染水的问题。因为IAEA的宗旨之一就是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在全球范围内更多地促进核能的开发，而福岛核污染水处置问题一直悬而不决，整个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整治迟迟没有进展，这必然会对全球核能的开发造成不利影响，“IAEA的角度而言，它们是想尽快地推动日本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它会在这当中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该人士称。此外，该人士还认为，日本在IAEA当中较大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从我们了解的信息来看，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中任职的日籍人士较多，近10年来都是这种趋势，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活跃，它们会自掏腰包，选送一些专家或者是顾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中任职或是提供服务。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角度而言，能够享受到免费的专业服务，当然是持欢迎态度，而从日本的角度而言，通过这种方式就扩大了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该人士称。日方相关操作意在蒙混过关在推行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中，日方从始至终都无法证明其核污染水排海决定的正当合法性。这也是其请求IAEA开展审查评估的原因之一，这当中，日方的相关操作又暴露出其不会长期负责任地处置相关问题，只是急于一时蒙混过关的态度。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7月4日表示，日方刻意限制IAEA技术工作组授权，使审查评估仅限于排海一种方案，而将其他可能的处置方案排除在外。即使IAEA认为排海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也不能证明排海是处置核污染水的唯一或最佳方案。刘森林则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IAEA是在日本政府单方面作出核污染水排海决定后，应日方请求开展审查评估的。IAEA的评估局限于日方经处理后核污染水的排海方案、日本政府的监管程序和监管活动以及东京电力公司对方案的实施是否符合IAEA安全标准，并不包括排海以外的其他可能处置方案，也不包括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有效性和长期可靠性。魏方欣则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称，对于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曾经有过多种方案，日方最后把范围缩小到地层注入、海洋排放、蒸汽排放、氢气排放和地下掩埋这五种方案，其中海洋排放、蒸汽排放是日方主推的两种方案，但在2020年，日本在这两种方案中最终决定采取海洋排放，日方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一则是因为这是最省钱的方式，其次就是采用蒸汽排放的方式可能会对其本土的生态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今日本选择把核污染水排放到公海中，对其而言这是最简单省事的方式，又减少了经济负担，还减少了对于本土的危害，但却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潜在的危害，这相当于是把自身风险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魏方欣同时强调，这当中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在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处置方案时，并不是把所有具有可行性的方案都拿去给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而是把对自己最有利的排海方案拿去给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这种评估本身就是有局限性和片面性。“这就像我们在做设计方案时，一定是在满足标准的情况下，制定几种可行的方案，进行比较再优中选优，而日方的做法就是拿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唯一方案去评估，它也不会拿出不可行的方案，而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该方案可行后，就会造成一种信息差，让公众错觉这就是能采取的最好的方案，从而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放心了。”该专家称。而为了压制对于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质疑声，日本《读卖新闻》等日媒炮制出“中国核电厂氚排放是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氚排放的6.5倍”的话题试图混淆视听，为日方自私的排海行为减轻舆论压力。而对于日媒的相关说法，中国生态环境部7月5日回应称，事实上，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和世界各国核电厂正常运行液态流出物有本质区别。一是来源不同，二是放射性核素种类不同，三是处理难度不同。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来自于事故后注入熔融损毁堆芯的冷却水以及渗入反应堆的地下水和雨水，包含熔融堆芯中存在的各种放射性核素，处理难度大。相比之下，核电厂正常运行产生的废水主要来源于工艺排水、地面排水等，含有少量裂变核素，严格遵守国际通行标准，采用最佳可行技术处理、经严格监测达标后有组织排放，排放量远低于规定的控制值。魏方欣则进一步介绍称，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和全球各国核电厂正常运行液态流出物的放射性核素明显种类不同，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最典型特征就是含有一定量毒性较大的长寿命核素，例如危害性较大的I-129和超铀核素等。“日媒反复拿氚进行炒作显然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福岛核污染水排放问题上掩人耳目，蒙混过关。” 魏方欣称。</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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