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智库专家蔡昉：准确把握趋势，发掘中国人口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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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杨沙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3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显示，到2023年年中，印度的人口约为14.286亿，而中国为14.257亿，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去年，中国出现近61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人口负增长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新挑战？又会带来哪些新的产业机遇？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人口负增长时代》作者蔡昉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人口负增长的事实不会改变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期，但我们需要及时且准确地把握不断变化的人口数据及其揭示的发展趋势，警惕“黑天鹅事件”。 印度不应是参照对象 环球时报：印度和中国在历史上曾经交替做过“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是否有历史经验证明，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必然也是经济强国？ 蔡 昉：在工业革命之前可以这么说，工业革命之后就未必如此。科技革命不断拓展生产要素的新边界，创造出新的要素和资源。可见“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再那么重要了。对中国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的恰当参照系也不是印度。关键还是保持经济增长，如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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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多年来，大家一直尝试回答这个谜题。一定程度上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也回答了“李约瑟难题”。我们通过改革开放释放农村劳动力，推进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提高人均GDP。也就是说，近代以来，尽管中国有人口规模优势，但如果不能把人口条件变成实在的发展，人口红利也不会直接转化成经济强国。即便人口结构变得不那么有利，更大的改革力度和进一步扩大开放，仍可以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 环球时报：联合国报告数据显示，美国人口排名第三，今年年中，估计有3.4亿人口。您认为中国的参照对象应该是美国，而不是印度。为什么这么说？ 蔡 昉：中国“十四五”规划提出，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要求我们从现在开始，要保持5%左右的GDP增速，即比美国2%左右的潜在增长率快1倍以上，按照这一速度，在2030年前后，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和美国比是有意义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只是对标美国，而是说，按照我们自己的目标，到时间节点自然的结果就应该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环球时报：学者预计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前提是，中国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但2022年，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轨道，也就是说，中国人口提前8年达到峰值。这是否影响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蔡 昉：根据预测，中国2021—2035年潜在增长率从原来预测的4.84%降到最新预测的4.53%。降低的潜在增长率并不实质性妨碍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何况有改革红利：更大的改革力度提高生产率，就能够提高潜在增长率，预测结果可提高到4.80%。 积极应对挑战 环球时报：中国比原来预期更早地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是什么原因？ 蔡 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生育率。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发展速度提升显著，生育率下降也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当然，中国还有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特因素。 环球时报：提高生育率是多国现在面临的难题。如何提高生育率？ 蔡 昉：对于政府而言，可以从“七有”（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入手，以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原则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或者说推进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 环球时报：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的挑战，您有什么建议？ 蔡 昉：第一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让生产要素充分流动，也就是说还要推动市场化的改革。第二要让企业充分竞争。第三是推进需求侧改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入新阶段，越来越依靠消费。恰恰这个时候，新的人口结构不支撑消费需求，办法就是让现有的人有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消费能力，以及更高的消费意愿。对政府来说，一方面需要让低收入或者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充分就业，提高收入，另一方面就是要实现社会保障的全覆盖。 新的产业机遇和潜力 环球时报：从产业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是否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新机遇？ 蔡 昉：按照日本、欧美的经验来看，老年人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消费群体。他们的生活用品以及护理照料等服务，是新的产业机遇和潜力。 而就消费来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为17.9%，居民消费支出仅占12.8%，如果能让中国消费和人口的全球占比相等，可以将中国居民消费总支出增加39.4%，该增量甚至大于日本、德国、英国和印度各自消费总量，这就是我们的超大规模人口效应。 住房方面也有潜力。比如，1.72亿进城农民工变成户籍市民，这一庞大群体需要改善居住条件。中国的城镇化，特别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7%，距离一个高收入国家80%的城市化率水平还有巨大空间。 此外，中国人口数量减少，就要用质量去补充。质量是什么？就是提高人们受教育年限。在现在普及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往前延3年覆盖学前教育阶段，向后延3年覆盖高中阶段，就是用政府埋单的方式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可以达到延长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目的。 环球时报：在中国人口今后的动态变化过程中，您认为会发生什么类型的“灰犀牛事件”？是否也会发生“黑天鹅事件”？ 蔡 昉：人口变化趋势是相对确定的。总体来说，人口变化及其影响是“灰犀牛事件”。但是，在“灰犀牛事件”之中或之外，不排除“黑天鹅事件”发生。作为“黑天鹅事件”的反面，还存在一种现象，如果所有事情都做对了，某个时刻会出现未曾料想的好结果，我们来看两个国家的经验。 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口红利减弱，经济增长减速。但日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供给侧挑战，反而采取了强刺激政策，大规模释放货币。制造业比较优势丧失，与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构成矛盾。最终钱都去了不需要比较优势、竞争力、生产率的领域。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失去的30年。在这里，人口红利消失、增长减速是“灰犀牛”，应对不力，泡沫经济及其破裂和长期经济停滞就是“黑天鹅”。 欧洲国家瑞典，20世纪30年代也遇到人口危机，经济学家提出警告并推动政策改革。主要举措是鼓励生育。既然生育意愿体现在一生的各个阶段，所以人口政策演变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建设。在80年代以后，在美国、英国等实施去福利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瑞典也进行了改革，但保留和完善了社会福利体系，公平与效率得到良好兼顾。在全球金融危机时，该体制表现出良好的韧性。 </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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