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讲述中国人权理念和实践发展:中国理念抓住全球人权治理核心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赵觉珵 刘欣】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展深刻影响着全球人权治理,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一直以来,中国学者在国际平台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真实的人权状况是怎样的?对此,中国学者往往会用一系列数据回答:中国实现了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0年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2%,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增长到2019年的77.3岁……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让中国学者在面对质疑甚至来自西方的攻击和抹黑时越来越自信,能够自豪地说出“我们做得很好!”

《环球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3名背景不同但都专注于人权问题研究的中国学者。他们的经历与观察折射了中国人权理念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进步与成就。这些曾多次参与国际人权会议的学者均认为,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人权成就,书写了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壮丽篇章,为国际人权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不断赋予中国人权发展新内涵

“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1991年11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部白皮书,也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官方文件,向国际社会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观点以及中国人民享有人权状况,成为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人权话语体系。白皮书提出一个重要概念——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白皮书还提出‘发展权应优先受到重视’。”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永和对《环球时报》记者说。30多年来,张永和一直从事人权问题研究。他1991年的硕士论文《论人权保护》是中国最早研究人权的学术论文之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围绕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主线,中国人权理念随着人权实践领域的发展持续拓展、完善,不断赋予中国人权发展新内涵。《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人权保障”单独作为一部分进行阐述。多位专家认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不仅是在保护当代人的人权,更是在保护下一代、下几代中国人的人权。2019年《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提出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权研究迎来了春天。”张永和表示,十年来,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提出了很多新的人权理念,比如“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等,这些指引了中国人权事业向前推进并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人权研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回应时代需要,围绕实践建构理论,理论反过来又推动实践。通过逐步摸索,中国已经很好地把人权的普遍性和中国的特殊性有机结合起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

中国人权理念不断拓展的背后,是人权实践领域的发展,其中的一个里程碑无疑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202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提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也是中国人权事业全方位发展的进程,始终体现和包含着解放人、保障人、发展人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新疆曾是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地区之一。2020年底,新疆成功攻克深度贫困堡垒,3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然而,新疆在消除贫困等一系列领域取得的人权成就经常被西方所无视,新疆的真实状况被扭曲、抹黑,相关话题成为西方攻击中国人权的借口。

为揭穿这些不实信息,新疆大学副校长祖力亚提·司马义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讲述新疆的人权事业发展状况。她向大家分享的最主要案例之一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祖力亚提·司马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在重男轻女思想等负面因素影响下,女性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不独立。这种状况在1949年后得到巨大改变,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男女平等观念,如今新疆各族女性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本人就是一名生活在新疆的女性,我的故事就是一名少数民族女性成长为知识分子的典型案例”。

祖力亚提·司马义表示,当前新疆安定团结的局面极大地保障了新疆妇女充分享有发展权。她们可以从事自己热爱的职业,将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哈密市伊州区五堡镇的热娜古丽·素批就是一个例子。在当地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她和母亲最开始主要制作刺绣工艺品,将刺绣融入高定服装中,其作品还登上了巴黎时装周。热娜古丽·素批和母亲的成功带动更多农村妇女加入刺绣行业,绣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我们有强烈的使命感,要让中国声音能被世界听到”

随着人权理念和实践的发展,人权话题在国内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与讨论,而一些西方国家以自己的理念为标准对中国发起攻击。张永和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西方将人权概念狭隘地、简单地限定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范畴内,忽视了人权更加绚丽多彩的方面,如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他认为,人权应该是一个开放性概念。随着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构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脱贫攻坚、精准扶贫、以人民为中心、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些都涉及人权概念,人权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此前,西方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优势,其他国家的经验都被忽视了、屏蔽了、否定了,但西方模式在不少国家的失败与中国取得的进步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以发展促人权的理念越来越具有说服力。”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俊响分析说,中国与西方的人权理念在哲学基础、主体、普遍性和特殊性等方面存在不同,西方热衷于推广制度和观念,中国则将发展作为关键词,认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中国理念抓住了全球人权治理核心,在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也是中国人权理念得到广泛认同的根源所在。”毛俊响说。

“时代在进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毛俊响表示,对于人权领域的青年学者而言,当今这个时代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以及更自信的基础。“十几年前,我们没有意识到要把中国人权经验、人权话语讲出去,更多的是‘你说我听’,但是现在我们有强烈的使命感,要让中国声音能被世界听到。”

祖力亚提·司马义、张永和与毛俊响都曾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平台上积极发声,介绍中国人权理念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越来越自信,声音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能够引发其他国家共鸣。“在和外国学者的交流中,我们早就没有当‘学生’的感觉,而是带着我们的理论与他们平等交流。与此同时,我们也更加主动地设置议题,如减贫与人权、抗疫与人权等。”毛俊响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对于能够以客观中立立场看待中国人权事业的外国学者而言,他们也越来越认同中国的理念和实践。

来自德国的学者赫尔曼2019年年底前往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进行交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赫尔曼回到欧洲,在不同场合讲述他在长沙看到的真实抗疫情景。“2020年四五月前后,长沙基本恢复正常,而欧洲却出现疫情大规模暴发的情况,赫尔曼开始思考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反差。”毛俊响表示,赫尔曼对自己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各国不同的人权观念相关,中国做到了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的平衡,而过分强调自由主义的欧洲连戴口罩都成为问题。

毛俊响说,近10年来,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不断总结提炼自身人权保障实践经验,向国际人权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2017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会议通过中国提出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决议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要坚持多边主义,加强人权领域对话与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一定会对世界人权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的人权道路也一定会对世界人权事业产生影响。我们没有走西方的人权发展道路,我们的路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张永和说。

相关新闻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