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执政16年，默克尔如何从“被低估”到成为欧洲的“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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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丁雨晴 任重】编者的话：她是二战后执政时间第二长的德国总理，她是首位主动离开权力中心的德国总理，她被认为是不断经历风雨的欧洲的“中流砥柱”，她被视作西方与中俄之间的“关键对话者”——德国9月26日举行联邦议院选举前，国际舆论的目光始终聚焦在执政16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身上。一些人盛赞这位“德国母亲”谦虚、以共识为导向的政治风格，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她缺乏大胆的领导风格。不过外界普遍认为，在西方政治分化严重的喧嚣时代，默克尔是令人安心的存在。“当默克尔下台后，德国看起来将进入平庸状态。”英国《每日电讯报》这样评价。高人气：从未低于50%，经常80%“欧洲政坛的女长老。”《华盛顿邮报》德国分社社长洛芙迪·莫里斯这样形容默克尔。她写道，一代年轻德国人可能不会记得任何其他人掌舵。从“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到“当代圣女贞德”，默克尔的崇拜者称赞她无所不能。她一再被评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性。“当我回首过去8年时，世界舞台上再没有比默克尔更稳重更可靠的合作伙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离任前曾这样说。有分析称，历史学家或将在今后就默克尔的影响力展开辩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离任将留下一种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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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克尔政治生涯的开端可以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说起。当时，这名东德牧师的女儿35岁。“柏林墙限制了我的机会，它真的挡住了我的路。”2019年默克尔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在曾经只有一面黑墙的地方，突然打开了一道门。对我来说，该是走进那道门的时候了，接着我放弃科学家的工作进入政界。那是个令人兴奋和神奇的时刻。”不少分析认为，默克尔的成长背景以及两德统一的历史在很多方面塑造了她的政治——她试图将德国乃至欧洲定位成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进入政界后，默克尔迅速崛起。她加入传统、保守且由男性主导的基民盟，并在1990年当选德国联邦议员。作为时任德国总理科尔的“女门徒”之一，默克尔1991年就被任命为妇女和青少年部长。令德国政界震惊的是，默克尔在1999年底撰文批评科尔，称科尔和基民盟的声誉都受到当时一宗捐款丑闻的损害，并呼吁她的前导师辞职。美国《大西洋月刊》称，默克尔以自己的方式巩固了在党内的位置。在2005年的大选中，默克尔险胜前总理施罗德。在默克尔的早期政治生涯中，她被称为“科尔的女孩”。“由于这个昵称，很多领导人曾严重低估默克尔，认为她是政治新手。但很快，她就被视为可靠、有责任感、女性领导人影响力方面的榜样。”澳大利亚“对话”网站称。法国《解放报》22日描述说，对于一代德国人而言，默克尔是“如同英国女王”一般的存在。她目睹了众多国际领导人的更迭，历经四位美国总统、四位法国总统、五位英国首相、八位日本首相的任期。她以耐心、平静、善于调和矛盾和达成共识受到众人的尊敬。她身着款型不变的彩色制服上衣、习惯于不带随从在超市里购物、喜欢到同一个地方远足，这些都令无数德国人看到了生活中的自己——和默克尔一样，他们不喜欢改变。默克尔如今仍在德国享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气。英国《每日电讯报》说，默克尔的支持率从未低于50%，且通常维持在80%左右，这样的受欢迎程度是大部分西方国家领导人难以追赶的。《环球时报》驻柏林记者看到，现在当地商店里有各种默克尔纪念品，包括“默克尔泰迪熊”、纪念杯等。她的自传、演讲集、画册等也很畅销。危机管理能力被赞“提供稳定”，被批不果断面对媒体有关自己政治遗产的问题时，默克尔经常不会正面回答。《华盛顿邮报》称，2019年在海滨小城施特拉尔松德，当被问及希望50年后孩子们在历史书中读到有关自己的什么故事时，默克尔回答：“她尝试过了。”相比于默克尔的高人气，总结她的政绩要复杂得多。在国内政治上，默克尔坚持“中间道路”，很少以基民盟主席自居，而是致力于将各个党派团结在她身边。在默克尔任内，德国经济增长率在工业国家中名列前茅，失业率屡创新低，尤其是年轻人就业率一直位居欧洲前三。家住科隆的桑德拉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德国人评价一位总理好不好，主要是看自己身边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改变，而她切身体会到了默克尔致力于改善民生问题。比如，以前如果某人在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生了重病，是不会有保险公司允许他投保的。但现在，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就可以投保，而且费用和其他人一样。“在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大选前，德国人称赞默克尔的冷静和具有稳定作用的影响力。”英国路透社称，对于即将迎来一名新领导人，德国人既有憧憬又感到担忧。“默克尔头脑清楚、聪明，我已经开始想念她了，”柏林市民迪克说，“她总是在那里，像家一样。”不过一些年轻人也认为，默克尔的成功主要源自过去，她在解决气候变化、改善教育和推动德国进入数字时代等方面做得不够。<img data-alt="默克尔 资料图"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2b3e1c7ea059afad4881acab5519b578u0.jpeg?imageView2/2/w/1260" />在美联社看来，默克尔的遗产“将由其处理了一系列震撼脆弱欧洲的危机来定义，而非她为自己的国家制定了任何宏伟的愿景”。默克尔的盟友、巴伐利亚州州长泽德认为，她的主要功劳是“很好地保护了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当德国在这16年里不得不穿越“十字路口”时，穿越那些“从未在选举计划中出现”的“十字路口”时。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拉尔夫·波尔曼也认为，在危机时刻“提供稳定”是默克尔最重要的遗产。“一连串的危机确实构成（我们的）生存威胁……而她的成就是带领德国、欧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领世界安全地克服这些危机，尽管你可以批评一些细枝末节之处。”在国际媒体评述默克尔“危机管理能力”时，提到最多的是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她应对这些危机的方式，舆论褒贬不一。2009年欧元区爆发债务危机后，默克尔引领了共同拯救行动。“如果欧元失败，欧洲就会失败。”她曾表示。后来，默克尔成为要求节俭的代言人，在希腊等被迫实行大幅财政紧缩的国家，她成为被痛恨的人物，有希腊报纸甚至将她比作希特勒。不过，默克尔最终帮助德国和欧元区消除了“生存威胁”。最近她表示，这是自己执政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但英国《卫报》认为，南欧国家被迫实施紧缩财政政策未能解决欧元区经济架构的真正问题。对此强烈反对的情绪开启了一个政治动荡和民族主义蔓延的时代。默克尔执政生涯最具决定性的时刻被认为是2015年，当时，她对100万难民打开了德国的大门。“德国之声”说，这项决定令她“闻名天下”，同时也成为国内外对她褒奖的分水岭。默克尔同数不清的叙利亚难民拍了自拍照，《时代》周刊当年将她选为“年度风云人物”，称其为“自由世界的总理”。但默克尔受到德国极右翼势力的攻击，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些欧洲国家也认为，她试图将慷慨的难民政策强加给整个欧盟。《华盛顿邮报》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后，默克尔“凭借以科学为导向的态度脱颖而出”，德国虽然在疫情中暴露了不足，但整体上，多数德国人支持默克尔的政策。不过柏林政治学者霍尔泽格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难民危机和疫情中，民众对默克尔的不满情绪比较明显。难民涌入德国后，社会上发生不少性侵事件，甚至出现恐袭；在疫情期间，尽管默克尔不断提醒德国正经历“二战以来的最严峻挑战”，但民众仍然上街抗议防疫措施。“德国之声”认为，默克尔应对各种挑战时采取的是一种“反应式”行事方式，尽管她能帮助欧盟维持团结，但她经常是在尽可能长时间躲避决策后才采取行动，“默克尔通常不愿意向前迈出一步，直到自己的背已靠到墙上”。英国《经济学人》认为，默克尔是犹豫不决的政治人物。外交型政治家在政治分裂时代，她令人安心美国《大西洋月刊》称，与许多德国政治家一样，默克尔缺乏领袖魅力，喜欢冷静的讲话而不是长篇大论或花言巧语，没有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野心。这种低调的风格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引发一些疑虑：如果她有更大的想象力和战略野心，本可以解决更多问题。“默克尔离任后，人们将记住她的风格，而不一定是她的政治。她维护了国家繁荣，满足于管理国家，而不是改造国家。”法国《解放报》说，默克尔从其前任施罗德的改革中获益，却没有启动实现一些必需的改革。德国《明镜》周刊认为，“默克尔时代是错失良机的时代”。在“对话”网站看来，与其前任科尔和施罗德专注于国内政策相比，默克尔是“外交型政治家”。“当你想打电话到欧洲时，你会给谁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问。在过去16年，答案一直是默克尔。“默克尔在2018年G7峰会上直面特朗普的照片反映了她近年来扮演的角色”，《经济学人》说，在一个充斥喧闹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作秀者的时代，默克尔是令人安心的存在。她是国际舞台上合作、达成共识的重要旗手。“2005年默克尔上台时，德国的外交议程远没有今天复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当时德国只需处理好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和法国在欧盟框架下的合作关系，以及以经济贡献的方式推动欧盟一体化即可；今天的德国则需要独自面对和美国、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大国关系。随着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上升，国际社会对它也会产生更高的要求。在西方舆论中，默克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德国《商报》近日就称，默克尔对拜登倡导的“民主联盟”不以为然，但“这一主张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中国成为“西方的体制竞争者”且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默克尔的对华政策显得“不合时宜”。上海外国语大学德国问题专家姜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默克尔对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务实、稳健的对华执政理念和风格，“这使得她不仅成为欧洲国家领导人中持续深入推动中欧关系的政治家，也因此成为德国和欧盟本身利益最重要的实现者”。“在默克尔前两个任期内，中德关系取得较大发展。”崔洪建说，但从默克尔第三个任期末期开始，德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一定变化，这主要源于德国舆论对中国认知的变化，默克尔对华政策受党内和政府内牵制的因素越来越大。他认为，在“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将导致其对华政策有更多争论和博弈，不确定性上升，同时受中美博弈大环境的影响，德国将不得不考虑更多中美平衡的因素。“不过，无论谁接班、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都绕不过要在默克尔对华政策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和修改，全部翻盘的可能性很小，”崔洪建说，“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建立在维护德国利益的核心上，尤其是经贸领域的利益，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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