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天象频至，全球气候治理何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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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中新社记者：邱艺宁 继今年3月近十年来最强沙尘暴天气席卷中国北方大部分城市和多个东亚国家后，4月14日至16日，内蒙古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自西向东再次出现沙尘暴、扬尘和浮尘天气，部分地区有短时PM10重度污染。<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58e39108f739cdc429f6d7fb5b7152c1.png?imageView2/2/w/1260" />资料图：4月15日，呼和浩特出现沙尘天气，天空昏黄。中新社记者 刘文华 摄 今年以来，全球极端天象频至。美国遭遇极寒天气，多地出现史上最低温度纪录；英国受暴风雨侵袭，引发罕见冬季洪水；澳大利亚城市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地区遇60年以来最严重洪灾；日本多地遭遇强降雪，局部地区积雪厚度超2米。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14日至17日访问上海，也是为气候问题而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为何多发频发？人类又该如何应对？“在气候问题上，各国之间没有屏障。”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书肖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三月间起源于蒙古国的强沙尘暴乘风而来，高度达上千米，数米的防护林是无法阻挡的。本次沙尘天气由今年第三次蒙古气旋东移导致。今春影响中国的沙尘明显增多，是异常气候模式下带来的结果。这也形象地说明，极端天气无国界，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0abca017028661d8e1a035be1d64665f.png?imageView2/2/w/1260" />资料图：3月28日，北京故宫角楼笼罩在沙尘中。当日，北京受到强沙尘天气影响，空气质量已达严重污染。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缘何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至？ 近年来，得益于大力植树造林和防沙治沙，中国境内，尤其是北方的沙尘天气已有明显好转。王书肖表示，在本次强沙尘传输过程中，中国千万公顷防护林发挥了作用，使沙尘暴途经中国曾经的沙源地时，没有进一步增加强度。有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全球温度持续上升，不断突破历史纪录，同时高纬度地区升温幅度平均大于低纬度地区。这一气候变化趋势或导致强沙尘天气频次的增加。相比呼啸而过的沙尘，极寒天气、高温热浪、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会带来更严重威胁。首届气候适应峰会2021年初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时，一项数据显示，极端气候灾难使全球经济在本世纪损失2.56万亿美元，过去20年有约48万人死于与极端天气有关的自然灾害。极端天气频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王书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全球变暖会使一些类型的极端天气更频繁或更强烈。此外，日常和季节性天气模式以及自然气候模式也会影响极端天气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世界气象组织(WMO)今年初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850至1900年期间水平高出1.2摄氏度，是有纪录以来的3个最暖年份之一。“气候变化带来两个事实，一是全球变暖，二是极端天气多发频发。”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兵指出，持续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导致气候系统所有组成部分进一步变暖并出现长期变化，从而增加造成人类及生态系统严重的、普遍的、不可逆影响的可能性。<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b026f68cc9d9b391e68a12a4d51a8073.png?imageView2/2/w/1260" />当地时间2021年2月17日，哥伦比亚，由于降雨量少，苏埃斯卡泻湖遭遇干旱，河床土地龟裂。 《雾都孤儿》的时代结束了么？ “199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表第一次评估，首次确认了气象灾害与气候变化相关联的科学基础。”周兵介绍，该报告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暖一半以上是由人类活动造成，并促使联合国大会作出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决定。然而，还有不少人在质疑全球变暖理论，导致各国在制定气候政策时首鼠两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其任期内一直对气候科学持怀疑态度，视全球气候变化为一场“骗局”，并于2017年6月以“给美国带来不公平的经济负担”为由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王书肖表示，不可否认历史上确实存在更暖的时期和更高的地表温度，但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高。夏威夷莫纳罗阿天文台2019年5月测量数据显示，当时二氧化碳浓度已超415.26ppm，比工业革命前全球平均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了约48%。工业革命时期，煤炭被大规模应用在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数以十万计的烟囱、蒸汽机释放出大量烟尘和二氧化硫，但那时人们普遍将滚滚浓烟视为一种进步、繁荣的象征。“夜色一片漆黑，大雾弥漫。店铺里的灯光几乎穿不过越来越厚浊的雾气，街道、房屋全都给包裹在朦胧混浊之中。”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1838年以雾都伦敦为大背景创作了写实小说《雾都孤儿》，使“雾都”形象根植人心。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迎来高速发展。但繁华之下，空气污染、剥削压迫、贫穷等随之而来。1930年1月，比利时发生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是20世纪有纪录以来最早的一次大气污染惨案。美国洛杉矶上世纪40年代初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危害延续了数十年。英国伦敦1952年12月发生持续5天的毒雾事件，造成数千人死亡。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在上世纪也相继面临污染威胁。为此，比利时在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后出台《反对大气污染法》，同时优化发展方式、鼓励绿色交通。美国联邦政府于1955年、1963年、1967年先后颁布《空气污染控制法》《清洁空气法》和《空气质量法》，直至2007年洛杉矶地区的空气才达到清洁标准。英国在1956年颁布《清洁空气法案》，后来用30年才摘掉伦敦“雾都”帽子。“空气污染虽得以基本解决，但长期累积的温室气体作用仍持续加剧。这也是现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责任分配上存在明显分歧的历史原因之一。”周兵表示，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都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却相对较大，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也更弱。此外，资金援助、技术转让等领域分歧也为全球治理带来挑战。<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af22f484f3e4459c1ba70c75287f34d5.png?imageView2/2/w/1260" />资料图：2020年1月9日，泰国首都曼谷雾霾严重。中新社记者 王国安 摄 如何弥合分歧、为地球降温？ 自20世纪80年代起，气候变化逐渐成为涵盖全球治理、外交、环保、经济发展等领域的综合议题。人类也愈加警醒，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性、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从科学认识气候变化到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国际社会经历了很长时间。”周兵强调，极端天气并非仅影响某一地区、某一人群，而是具有全球性或区域联动性，牵一发动全身地产生难以预测后果的蝴蝶效应。周兵进一步介绍，从1992年多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如今《巴黎协定》进入全面落实的关键阶段，国际气候治理逐步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国家自主贡献”推进，谋求以制度设计弥合分歧。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也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居前的国家。周兵强调，在国际气候治理中，大国作用和责任更加突出。据统计，“十三五”期间，中国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下降18.2%，全国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炭机组达到8.9亿千瓦，占煤电总装机容量的86%。中国建成的世界最大规模超低排放清洁煤电供应系统，光伏、风能装机容量、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全国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23.4%。同时，在2020年9月举办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首次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12月，中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美国总统拜登就职首周即在白宫签署多项政令，宣布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举措。2月19日，美国宣布正式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白宫日前发表声明称将于本月举办领导人气候峰会。各种迹象表明，美国也正在从无视气候变化、废除气候变化道路上“回归”。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双方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14日至17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同其在上海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克里任美国务卿期间曾与解振华共同参与《巴黎协定》制定，并推动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眼下，两人重新对话，或为中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注入积极因素和确定性。”邹骥表示。<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7b0673c0edb99f0206f96ca6a5477854.png?imageView2/2/w/1260"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6年4月22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协议《巴黎协定》高级别签署仪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当天至少有175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协定》上签字。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惟合作能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回溯历史，中西方文明有不少关于气候与极端天气的记载。千百年来，人类面临各种灾害的侵袭，对灾害的抗争和思考也从未停止。中共中央党校文史研究部教授王学斌介绍，在人类无法对自然现象作出科学合理解释的原始社会，往往神化风雨、雷电、洪水等现象，以大洪水为题材和背景的传说是流传范围最广的神话类型之一。中国古籍《山海经》中详细记载了三皇五帝时期洪水泛滥，大禹率领民众历时13年与洪水斗争，最终获得胜利的传说。在西方,《旧约圣经》中明确记载了大洪水的起因、过程和结果，以及诺亚方舟的建造方法和最终停靠的时间、地点。此外，在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古印度的梵书圣典《百道梵书》、玛雅的圣书，以及墨西哥人、希腊人的古书记载中也都出现过“洪水灭世”的有关传说。王学斌说，中国上古洪水神话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属于不同类型。面对自然灾害，不同民族的人们应对方式是存在差异的，但这恰恰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元并进。中国的应对方案用一个字总结就是“治”。周兵表示，在气象观测仪器发明前，人类对气象灾害的感知仅停留在“靠天吃饭”阶段。随着气象科学的发展，人类才逐渐对气候及极端天气现象产生与时俱进的认识。事实上，人类并未治愈对于自然灾害的普遍恐惧，只是对象从传说中的“洪水灭世”变成今时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邹骥呼吁，面对气候变化，各国都应从短期利己主义中跳脱出来，用长远目光和大局意识去审视现状，寻找应对策略，在合作之中推进解决问题。和合共生，命运与共。周兵强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的难题，需要全球所有国家共同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有助全球气候治理开启新航程。 </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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