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傅高义先生遗志——中美学者倡议两国更好管控分歧加强合作
完成傅高义先生遗志——中美学者倡议两国更好管控分歧加强合作

去年4月,傅高义先生开始与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商议,着手起草名为《走向美中关系的优化管理》的倡议,但他在去世前未能定稿。傅高义先生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两位同事——宋怡明(Michael Szonyi)与陆伯彬(Robert Ross)对《走向美中关系的优化管理》的最终草稿进行了编辑。在保证文稿清晰与准确的同时,两位教授也力求忠于傅高义先生对美中关系做出的努力及其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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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处理对华关系,须看到中美三个差异——傅高义教授对中美关系的殷切期待
华盛顿处理对华关系,须看到中美三个差异——傅高义教授对中美关系的殷切期待

“傅高义教授的敬业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令我钦佩万分。他对中美关系的远见卓识和殷切期待,充分表现在我称之为‘傅高义倡议’的文件中。我认为,傅高义倡议是美国学者能够公开提出的最有利于中美关系平稳发展、能真正造福于两国人民的政策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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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明:悼念傅高义先生
袁明:悼念傅高义先生

“傅高义先生的突然离世,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前他一直在与王缉思教授联系,希望中美两国的学者,能够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呼吁中美两国加强合作,妥善处理分歧。为此他还起草了一份倡议书。这是他留下的一份遗愿,也是留给我们的一份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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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庆国:新时期搞好中美关系需要两国政府和有识之士做出更大的努力
贾庆国:新时期搞好中美关系需要两国政府和有识之士做出更大的努力

“总体上看,声明草案对两国关系的现状的描述是基本客观的,分析是合理的,提出的建议是理性务实的。希望引起两国政府的重视,认真分析草案中提出的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具体建议,尽快采取行动稳定中美关系,包括尽快重建两国对话协商机制,采取有效措施管控分歧,并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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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铁军:深切怀念傅高义先生
于铁军:深切怀念傅高义先生

“傅高义先生音容笑貌,如在眼前。相信先生的学识、精神和风范,未来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作为后来者,我相信对傅高义先生的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他未竟的事业,推动中美关系向着妥善处理分歧、逐步增加信任、努力加强合作的方向发展。‘傅高义倡议’经哈佛大学部分教员联名签署,既是对他遗志的继承,也是对未来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一种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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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士明:智慧因良知而闪光
范士明:智慧因良知而闪光

“中美关系自然为宏大的结构性因素驱动,但更离不开每一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因为国际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芯片与导弹之间的关系。傅高义先生之所以被大家缅怀,正是因为他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在促进中美两国知识界的建设性对话。他已经成为沟通两种文化、两个社会、两个国家的良知和理性的杰出代表,他的智慧和知识是有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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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云竹:傅高义教授对中美关系的期盼
姚云竹:傅高义教授对中美关系的期盼

“傅高义教授离世前几天,还在与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反复推敲修改、以期尽快发表一份中美学者的共同倡议。读完这份未完成的倡议,感慨万分。傅老先生一生致力于推动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在中美关系每况日下之际,他虽然心急如焚,但却是少数几位始终保持乐观的学者。他的信心,来自于对人性和文化共通性的理解,来自于对中美两国承担世界繁荣与和平责任的信念,也来自于对处理两国关系人员的专业水准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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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让中美关系回归理性与责任
朱锋:让中美关系回归理性与责任

“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先生不幸辞世,但他的学问、思想和对改善近40年中美关系所倾注的心血却永驻人间。傅高义教授在临终前的几个月,有感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疯狂打压,出于义愤与焦虑,与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频繁讨论,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提供‘北大-哈佛’声音,计划牵头两校学者就如何改善中美关系共同撰写一份文件。这是傅高义先生最后的‘绝笔’,却给陷入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已经跌入最低点的中美关系,带来了振聋发聩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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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反思、互动以及寻找最大公约数
季卫东:反思、互动以及寻找最大公约数

“作为法学研究者,我还特别关注和支持联合声明建议稿中提出的国际秩序问题和关于世界规则体系重构的建议。鉴于推翻重来的风险和成本太大,中美两国应该、也有可能维护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既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同时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全球治理的制度改革以及基本原则上逐步寻求最大公约数。为此,我相信中美两国的司法外交势必在塑形未来的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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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走向美中关系的优化管理
傅高义:走向美中关系的优化管理

“2020年,美中关系跌到了自两国于1970年代初期重新接触以来的谷底……鉴于两国间的广泛竞争、持续升温的摩擦、两国领导人与两国公众的不同观点,双边关系或许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改善。但是,随着美国新一届政府在2021年1月上台,双方获得了调整双边关系的管理方式、降低冲突风险、增进合作并追求共同利益的机会……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在明确符合双边利益的领域合作;二、采取措施避免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三、在国际治理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上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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