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成欧美“隐私保护转折点”？美学者：需找到两全其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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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驻德国、美国、奥地利、法国、西班牙特约记者 青木 侯义莹 夏雪 姚蒙 王方】是“生命高于隐私”，还是“隐私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个问题，特别是对欧美国家民众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场争论也在欧美国家持续——应对隐私保护的新困境：有些国家的民众看上去有所“让步”，有些则在坚守。当“抗疫优等生”德国推出的“新冠警报App”下载量达到1500万人次时，德媒认为“疫情成为德国人隐私保护的一个转折点”。而在法国，下载类似应用的人数不到50万。在西班牙，宵禁令解除的同时，跟踪疫情的App也停止使用。表面上争论围绕着追踪感染病例接触者的智能手机App，而深层次已上升到怎么看“资本主义监视文化”。欧美民众深受恐怖袭击毒害，因此在“大数据反恐”方面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少。那么，在后疫情时代，欧美国家能在保护个人隐私和确保公共利益的问题上找到两全其美的策略吗？德国出人意料：“新冠警报App”受欢迎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7月6日发布数据称，自6月16日发布以来，德国“新冠警报App”下载量已达1500万人次。德新社在报道该消息时感叹：“这是出人意料的结果!”德国卫生部长认为，“德国新冠警报App比欧盟其他国家的类似应用都要更普及”。据德媒报道，该应用第一天下载量就达到了650万人次。《环球时报》记者看到，这款App在苹果商店的评分达到4.7分，许多德国用户认为“很有创意，又方便又实用”。该App可通过蓝牙功能，定位两米内的其他用户，通过交换代码的方式，匿名记录14天内的“密切接触者”。如果有用户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可自愿将该结果输入App系统，其他“密切接触者”将收到系统警告信息和措施建议。这款App由德国电信公司、软件企业SAP等制作。德国联邦数据保护专员克尔贝表示，德国这款自愿下载的App相比其他国家类似的App更注重保护隐私，如注册时无须提供电子邮件或姓名，且全过程使用代码，无法回溯使用者身份等。不过，也有不少专家质疑这款App的效果。因为许多用户下载后，并没有真正用起来。据德国电视一台5日报道，只有300名感染者在App上注册。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也认为，类似的App有六成民众使用并遵循其警示信息时，才能阻止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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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新闻电视台6月30日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2/3以上的德国人相信“疫情期间提供的个人数据可以被保护”。《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到，疫情期间，进入德国一些公共场所，如咖啡馆、餐厅、企业、健身房、政府机构等，有的也要求登记手机、证件号等。大多数人认为，这情有可原。德国内政部的数据显示，至今以“侵犯保护隐私”为由投诉的约有60人。德国《焦点》周刊近日分析说，在疫情中，“生命高于隐私”是一条定律，从“新冠警报App”到“健康码系统”，再到远程医疗等，德国数字抗疫取得很大的成功，“新冠疫情成为德国人隐私保护的一个转折点。”《法兰克福评论报》在报道有关“后疫情时代的新数据保护”话题时表示：“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一场新变革，但必须为了个人和社会的卫生安全而妥协。而且，这可能只是个开始。”德国民众在隐私保护方面显得有所宽容，但这不意味着个人信息可以随便被人泄露。在德国，图林根等州甚至规定，如果教师在给学生上网课时，泄露学生隐私，将被处以100欧元到1000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也针对疫情中数据保护问题制定了相关的“保护指引”。柏林工程师马库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官方需要获取民众详细的健康数据，用于疫情防控和研究的做法可以理解，这是拯救生命。关键是政府要有严格措施，不泄露这些数据。” 西班牙宵禁解除，防疫App也停止使用在南欧的西班牙，为更好抗击疫情，人们在保护个人隐私的问题上也有所改变。《环球时报》记者认识的一位华裔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他在治愈后告诉记者，医生提醒被治愈者，出院后应告知身边的人自己感染的过程，让大家提高警觉。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不多见的，毕竟很多人把病患看成是很大的个人隐私。据记者了解，在西班牙疫情最严重阶段，很多城市都要求民众自愿下载跟踪疫情的App，填写真实姓名和健康状况，以便政府全面了解疫情，同时，自己也可通过应用和当地医院直接联系。西班牙《先锋报》的调查显示，81.5%的受访者认同这一防疫举措。在西班牙疫情高发期间，有400余万人下载使用了这款App。据了解，６月下旬，随着西班牙各地陆续解除宵禁，这款App也停止使用。谈到西班牙人对隐私问题的一些变化，一家安装汽车卫星跟踪器公司的总经理罗德里格还给《环球时报》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因西班牙偷车事件多，而警方缺少人办案慢，民众抱怨声很大。为此，七八年前，西班牙政府大力推荐私家汽车安装卫星定位器，并给予政府补贴。按理说，有了定位器便于破案，还有利于追踪被偷汽车是否会用于恐怖活动。但出人意料的是，西班牙《国家报》的民调显示，反对安装的民众竟然超过70%。强调隐私权的人认为，如果私家车被卫星记录下全部行程，等于是“脱光衣服裸走在大街上”。但随着这些年智能手机定位的普及，许多人明白，即便不装汽车定位器，手机定位一样保不住隐私，因此，安装汽车定位器的人越来越多。欧洲国际问题研究所外交与网络空间教研室主任肖恩·里尔登近日在西班牙环球网撰文说，应对传染病的关键是要快速识别和跟踪感染者，尤其是基于大数据分析，从手机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获取数据，进行早期预警，并跟踪感染者、识别传染病发作或传播相对应的模式。肖恩认为，在2020年之前的西方社会中，这些措施都引发过有关隐私和数据保护的争论，但在今年防疫过程中，“可以理解人们可能会更愿意提供数据，因为这有助于防范疾病”。相比德国、西班牙，法国人在保护隐私的问题上态度非常“执着”，即使遇到恐怖主义袭击与新冠疫情大规模蔓延也没有明显“妥协”。2015年“11·13”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和2016年“7·14”尼斯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很多法国人表示，同意和默认在公共场合安装摄像头，但不希望警方过多影响自己的私生活。为应对新冠疫情，法国政府专门组织了一个伦理道德委员会，来审查与检视所有应对疫情的措施是否侵犯人们的隐私权，是否有违法理与道德伦理。6月初，法国政府专门推出一款名为“阻止病毒”的手机应用程序，让民众自愿安装。但从法国卫生部6月23日公布的统计数据看，下载该应用的人数不到50万，其中还有10万人下载后一直没有启用。这对总人口6700万的法国来说，确实显得有些少。该应用启用３周后，只有64名感染病毒者将自己的信息输入程序，而那段时期法国每天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都超过这一数字。《环球时报》记者一直开着这个“阻止病毒”应用，但从来没有收到过警示信息。据一些法国媒体透露，人们之所以不愿意用该应用程序，是因为相关数据将会汇总到一家私人公司。一位在法国卫生部工作的公务员告诉记者，在法国这样的国家，人们对隐私权有着极其强烈的保护心态，因此，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很多人也不想牺牲自己的隐私权。为更加高效地防止病毒传播，奥地利政府也让民众在自愿和知情的情况下使用手机上的“阻止新冠病毒”应用。奥地利司法部长向公众承诺，政府不会对民众进行任何形式的个人监控，所有收集的数据都会进行匿名处理，并且仅用于防疫目的，一旦疫情结束，所有数据都会被删除。奥地利数据保护专家勋伯格表示，欧盟颁布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健康至上”的原则，即挽救生命远比数据保护重要，所以大数据可以用于防疫。但他强调，这种现象只能适用于疫情的特殊时期，疫情过后这种“非常操作”必须停止。奥地利律师协会数据保护工作组主席、数据保护专家莱斯勒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欧洲社会传统的数据保护模式发生转变，因为在公民集体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法律保护的角度也会从个人利益向集体利益进行转移。莱斯勒称，数据保护应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的，在抗击疫情的背景下，难免出现牺牲个别人隐私的情况。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即使在疫情最严重时，奥地利的一些公共场所也没有对民众采取类似国内检查“健康码”、人脸识别等措施，出行限制及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的执行基本依靠民众自觉。进入暑期后，欧盟内部逐渐放开，记者身边已有朋友开始跨国旅行，据称在部分边境检查站虽然有摄像头记录车牌，也有边检人员值守，但并未有停车问讯或填写相关信息等措施，来往车辆基本畅通无阻。这样开放的边境检查，也让人们对疫情的防控情况有所担忧。美国学者：“需要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美国人对隐私特别重视。“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小布什政府颁布的《爱国者法案》因涉及美国公民隐私问题而广受争议。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法律研究员保罗·罗森茨魏格说：“政府在大街上进行视觉监视不需要得到法庭许可，因为你在大街上走本身就把自己暴露在公共场所。法庭判决说，你的朋友可以跟踪你，乞丐可以跟踪你，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也就可以跟踪你，这么做不需要得到法庭许可。但如果政府侵犯你的隐私，如信件、电话或者电子邮件等不对外公开的信息，那么，就要到联邦法官那里提出合理的理由，说明他们从你那里获取的信息可以为犯罪活动或者恐怖活动提供证据。”现如今，很多美国人还在坚持使用现金支付，甚至连银行卡都不用，理由是不喜让欢银行追踪他们的财务信息。疫情期间，一些美国民众发现自己的智能手机中多了一款名为“Contact Tracing”（接触者追踪）的软件。该软件由谷歌和苹果联手推出，能够在用户与新冠病毒肺炎感染者有接触时发出通知，而且加入的人越多，对病毒的追踪效果越好。美国一些民众批评说：“既然是让民众自愿加入，为何又在不经大家同意的情况下在后台自动安装呢？”一位已快退休的女性职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如果官方真想监控人们行踪，技术上并不难。我们就算反对，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不让人们用手机了吗？”美国《外交杂志》最近援引哈佛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斯蒂芬·沃尔特的话说，在后疫情时代，隐私问题将日益凸显，比如，在许多国家，人们旅行时要习惯接受体温测试甚至咽拭子取样，要习惯电话被监听、形象被拍照，要习惯位置被跟踪，而有些时候，此类信息的使用并不总限于公共卫生事务。美国计算机密码专家、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布鲁斯·施奈尔认为，为了公共利益，就需要收集个人的隐私。但在西方国家，人们会讨论“资本主义监视文化”的话题，担心个人信息泄露。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英国作家詹姆斯·克拉布特里认为，相比之下，一些亚洲国家有相对宽松的隐私管理手段，因此，在防疫方面表现得不错。布鲁斯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给这场争论增添新的紧迫性，并引入诸如公共卫生当局和医疗部门等新的行动者，如医学界会以疫情为理由，更加强烈地要求能获取详细的健康数据进行研究或预警。他建议：“要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设计出以集体方式利用我们的数据来造福全社会的系统，同时保护每一个具体的人。”</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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