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英文名Global Times Foundation,以下简称GTF)是由环球时报社发起设立的公益组织,经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于2012年11月27日正式成立。
GTF秉承“汇聚各界爱心,承担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和谐”的宗旨开展公益项目。其业务范围包括:组织开展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公益慈善项目;资助国内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社会性公益项目;资助国内高校开展与本基金会宗旨相关的学生项目或活动;推动媒体间的国际交流及其他公共外交活动。
GTF正在开展的公益项目有:中德媒体论坛、“希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让边疆不再遥远”大型主题公益活动、“中国边疆重镇”高峰论坛、“边疆之星”年度人物评选、“环球大讲堂”系列公益讲座、高校奖助学金项目、资助成立环球时报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地区教师来京参观学习等。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英文名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以下简称ORF)成立于1990年9月5日,为非营利组织,属印度公共政策智囊团。ORF主要由知识分子、学者、公众人物、社会活动家、商界领袖和高等教育机构人士组成,它的创始主席是R.K.Mishra。ORF规模百余人,下设机构主要包括亚洲研究所、安全研究院、政治与管理研究院、经济和发展研究院。ORF在全球范围内与近百所研究机构或社会组织建立伙伴关系。
自2009-2013年ORF发起了近百次讲座、研讨会、对话等活动,其中关于中国话题的活动有数十次。ORF网站China Weekly Report专区经常转载来自Global Times, China Daily, Xinhua News Agency的新闻或消息。曾撰写《中国2011年度报告》。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但两国的老百姓时常忘记两国是邻国,感觉彼此非常遥远。中国去过印度的人很少,印度来过中国的人恐怕也不多,两国民众经常是因为谈论边界冲突和领土争端的时候,才想到彼此是邻国,而且是两个充满问题的邻国。想到合作和友好时,大家往往就忘了。两个国家的媒体也彼此经常打交道,但是往往用最尖锐的一些话来关注彼此,这样就造成了两个国家民众之间的一些误解。今天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这是中印两国媒体的首次论坛,是两国舆论界真正相互了解的开始。
两国有很多值得相互学习的地方,中印两个国家成为朋友的话,亚洲就不会有大的问题,甚至从长远看,世界也就会稳定。
印中关系就像两条非常古老的河流,上千年来一直在不停流淌。中印之间虽然有些问题,但这并不能阻碍两个国家已有的长久合作,同时,这个河流流动的趋势是没有变化的。印度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媒体。中国的思想不止一种,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声音,中国有很多媒体,他们的声音都希望能够被世界聆听。
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以及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将会通过这种活动使两个国家走的更近。希望通过这种媒体对话会,使得中国的声音和印度的声音都能够被彼此所听到。
毛晓刚(北京日报评论部主任):中印媒体对话会无论是对两国关系还是对两国媒体的发展都是一种正能量。中国的主流舆论首先是欢迎和肯定印度的发展的,我们常说中国的发展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同样印度的发展本身也具有世界意义。印度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应该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清晰的现实,印度也正走在这条道路上,当然任何大国的崛起,不可能是在鸦雀无声之中实现,中国是这样的,世界上对中国的发展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或者说法,同时对印度也是如此。 由于受到媒体舆论的误导,中印两国之间有些怀疑和敌对的情绪,如果综合看待中印的关系,两国政府、官方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低调的,而且是比较稳固的,但是媒体报道中的中印关系往往是比较喧闹的,而且显得比较脆弱。实际上这是一种人为制造的错觉,中印关系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在今后十年到二十年里,中印双方共同面临的最大机遇是整个世界正在大调整、大变革;而我们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旧有的西方主导的并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在深深的制约着我们,我们有必要一起来改变这个世界。中印之间存在三个最紧迫议题是:第一,在新能源、新科技方面的合作;第二,贸易和金融领域方面的合作和协调;第三,共同改善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建立更为平衡的游戏规则。
拉贾•莫汉(印度快报专栏作家、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专家):中国崛起的原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缘因素,它的崛起对印度人产生了5种感觉:第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猛崛起改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国家,这点令印度人非常钦佩!第二,两个文明古国为整个的国际系统重新定义了秩序,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已经影响到整个亚洲局势;第三,印度和中国的结构不同,但是我们两国的目标一致,印度的经济改革要向中国学习,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参考;第四,中国对印度是一个机会,中国可以成为印度经济转型的重要助推剂;第五,经济发展导致军事发展,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军事力量薄弱的印度感到恐惧。 中印双方存在五个问题:第一,双方之间边境冲突问题;第二,西藏问题;第三,不平衡的贸易问题;第四,从全球范围角度来看,如何处理与第三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五,如何重新定义社会体制。
杨锐(央视英语频道主持人):印度的崛起、印度的活力和印度的竞争力都体现了印度是一个很有信仰的国家,这个国家很乐观,这个国家也特别自信,这些可能都是中国人需要学习的地方。
B.R.迪帕克(尼赫鲁大学中国及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从古至今,中印两国文明对话的程度一直在不断地变化,这种对外交流的水平也在不断的演进。但在近代由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印双方的交流却日渐萎缩。 经过了2000年的文明对话,中印双方仍然面临着如何应对变化这样的挑战。在西方国家强势背景的影响下,中印双方若要继续延续良好的交流,维持外交的双边关系,必须要在合作和解决冲突方面建立真诚的、相互信任的、切实可行的危机管理机制,中印两国目前所处的环境以及两国之间的友谊将极大的有助于机制的建立。
蓝建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经过冷战后20多年的互动,中印关系目前迎来“再平衡”、“再定位”的关键时期,两国正在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友好相处之道,以推动双边关系再上新的台阶。当前中印关系呈现出四方面的新特点:一是战略关键性显著提升。两国最高领导人均将中印关系升级为各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在各自外交议程中的位置稳步提升。二是强势回归务实和理性。过去很长时期内,由于双方互信赤字太大,情绪化波动一直是中印关系的重要缺陷,容易受风吹草动和突发事件冲击。近年来,中印关系在两国高层的直接引领下,强势回归务实理性状态。两国更加重视发现、学习对方的优点和长处,跳出以往的情绪化对比思维定势,积极利用和借重对方的优质资源,推动自身发展壮大。三是“求同”与“化异”齐头并进。近年来,中印双方同时意识到,通过沟通和对话、协商解决两国之间争端是增强双方战略互信、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的重要途径。两国在继续挖掘和扩大利益汇合点的同时,以积极姿态推动缩小或解决两国分歧。近来两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和实际努力都明显加强,对维护边界地区和平与安宁的重要性认识加深,避免边界问题绑架两国关系的意愿更趋强烈。四是新思维、新框架不断涌现。近年来各种促进中印关系的新提法层出不穷,如“中印关系新模式”、“中印关系2.0版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新兴大国相处之道”等。
蓝建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近十年来中印媒体报道中印关系呈现幂级放大效应,报道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均前所未有提升,但报道中仍存在捕风捉影、心态失衡、断章取义、逐利忘义、西方中心主义等问题。 媒体是影响中印关系的重要外因,但其影响力应该准确界定,既不应夸大,亦不能小觑。一方面,中印关系的性质和状态取决于两国相互利益格局,并不取决于媒体。把中印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分歧归罪到媒体炒作上,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中印关系的“媒体版”总比“现实版”紧张一些、灰色一些、悲观一些。但同时,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媒体在中印关系中又确实扮演十分重要的作用。媒体恶意炒作能迅速恶化两国民间好感,导致民众情绪对立,加深战略互疑,一定程度影响政府决策。大致而言,媒体对中印关系的作用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报道者和反映者,即媒体报道中印之间的互动,成为两国关系的晴雨表;二是引导者和塑造者,即通过媒体评论和引导,解读和分析中印关系,归纳双边关系发展现状和趋势,影响两国决策者和民众的看法。
扎卡(英语频道《Dialogue》栏目主持人):印度媒体是私有的,收视率是印度媒体的第一要务,是印度媒体的根本目标。中国的CCTV、环球时报等媒体也并不是印度媒体口中的政府媒体,而是一种以和谐为主的媒体。CCTV播的每一个报道不一定都是国家规定的,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观点也不一定就是官方的,中国媒体不仅仅是政府官方的口径,它报道的非常全面。双方媒体有动力来推动媒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促使中印记者展示出真正的报道,事实上中国比印度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印度也比中国想象的要好!
王磊(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印度官方语言众多,其媒体报纸、电视台和新闻广播,按单个媒体的发行量和受众群体来看都不会太大。在中国,由于汉族民众数量占主体,汉语媒体的收视率、收视份额和报纸的发行量都是巨大的,汉语媒体的影响面和受众群体数量也是巨大的,这是一个客观现象。不能说中国汉语媒体会推升民族主义,这个不能划等号。 印度媒体在呼唤社会正义,呼唤公平,打击腐败,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方面的实际做法是值得赞同的,他们很多地方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涉及到中印报道的问题上,印度媒体为了捕捉眼球,提升关注度,参杂了一些记者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个别报道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印双边关系。在一些报道中,也能窥见某些利益集团推波助澜的影子。尽管中印关系大的趋势是向好的,但其脆弱性也是无法回避的。双方的关系往往就会因为媒体的一两篇报道而迅速恶化,这是客观现实。 中印媒体存在着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印度媒体受西方观点的影响比较大;二是在媒体报道时,情绪化的东西也左右了报道的倾向。虽然经济的发展能够更好的促进政治上的交流,也能够加强中印媒体更好的合作,但是中印之间互信的建立还是不够的,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媒体之间的合作。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印媒体逐渐探索和进行商业化合作是较为理想的通路。这将提升双方合作的层次,加深了解,并增进互信。
何申权(环球时报编委):中印关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一个新的发展,过去中国媒体谈到全球化,更多的是说正面的一面,说到中印关系,更多的是说合作的一面,但是实际上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性的一面也体现的越来越明显,比如说中印关系,中印关系经济结构面临同质竞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将来可能越来越严重。可能有一种倾向,未来中印之间的竞争会大于合作,这可能会影响中印双边的战略,还有地缘政治的利益,也可能会使得双边的关系倒退。 我们的媒体是中国媒体,我们肯定首先替中国人着想,然后才能替印度人着想,印度人也是一样,不要指望首先替中国人着想,印度人肯定先替自己国家来着想。媒体要在市场上生存,它的报道有时不乏是片面的、有选择性的,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因此媒体人要守住一种专业精神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要编造。
拉杰什•马哈帕特拉(印度斯坦时报执行总编辑):中印媒体的实际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他们有着不同的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很多印度的媒体,实际上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中印媒体有着合作基础以及强烈的合作意愿,中印之间的关系总的趋势只会是上升的。
杨光(新浪网新闻中心副主编):我们了解印度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以及电影等途径,对印度正能量的认识最明显的体现于电影当中,印象深刻的两部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三傻大闹宝莱坞》给我们展示出来印度社会的繁荣程度跟中国相比已经并无二致了,甚至在有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中国,与我们之前想象的印度完全不同。
阿肖克•马利克(印度时报记者、专栏作家):在印度,9.2%的印度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都是消极的,4%是积极的,大部分都是中性的报道。媒体在印度外交政策制定当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是印度的一个强大的邻居,也是多极当中的一极,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对于中国负面的或者不准确的报道,可能是因为整个社会对于中国的看法不全面,这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然后才导致媒体不准确、不全面的报道,这也是整个社会症状的表现。
B.R.迪帕克(尼赫鲁大学中国及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对印度的报道90%都是中性的,但是从中文出版的这些媒体中是可以看到对印度的一些消极的报道,比如边境问题,军事问题,包括贫富差距、强奸案在内的社会问题,还有一些关于印度民主的负面报道,中国的报道中认为印度民主是一个失败的民主,它产生的很多问题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 中国媒体总是愿意将这些小问题进行深度的炒作,比如交通事故的问题,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等等。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中国和印度真正的合作,包括中国和印度媒体之间真正的合作。
唐璐(新华社高级编辑):要把中国媒体和印度媒体双方定义分清楚。我们所说的印度媒体,实际上指的是印度的英文媒体,而印度媒体说起中国媒体也是比较片面的,印度媒体所看到的主要是中国的英文媒体,包括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新华网的英文版,这些媒体的受众是不一样的。比如报道印度,英文媒体和中文媒体的报道观点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个人的观点往往被印度媒体传递成中国专家的观点,这样非常误导印度人看中国。另外印度媒体在印度外交政策上发挥的作用比中国媒体大,因为中国媒体是受政府控制的,而印度媒体大多是私营企业,不受政府控制。
马诺伊•乔西(印度评论员和专栏作家、前印度政府国家安全问题组成员):中印媒体需要意识到各自的起源背景,中国的媒体是完全国有化的媒体,在印度99%的大的媒体是电视媒介所拥有的,但是平面媒体都是私营部门所控制的,由于受西方传统媒体的影响,印度记者的报道和媒体的态度更倾向于反对主义,因此负面报道比较多。
拉贾•莫汉(印度快报专栏作家、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专家):第一,媒体报道的问题的确存在,只不过被放大了事实,比如边境冲突问题,只有政府尽量减少这些问题,媒体的报道才能变得正面。第二,若要减少中印双方相互报道消极的信息,就要不断加强相互的交流,但是问题在于怎样让报道变得更积极同时又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只靠媒体了解一个社会是不够的,尤其是中国社会,因此在双方交流的基础上还要了解彼此的社会背景;第三,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马尼什•昌德(India Writes网站主编):中印两国存在的一些成见影响着彼此的报道。很多时候由于记者与报道对象接触的渠道非常有限,使得媒体不得不做出这种单方面的或者说有偏向的报道。另外,中国在进行军事现代化,经济是印度的四倍,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对称性一度引起印方的担忧,这也使得有些报道不够正面。
董迎春(央视财经频道国际事务组制片人):首先,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媒体的责任不应被放大,中印之间如果存在一些问题,也应该是几千年的文明所造成的,这是首要责任。然后就是政治家的责任;其次,矛盾和冲突永远是媒体最关注的焦点,无形中就把中印存在的一些军事方面、边界方面的问题放大,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一点不必过于担忧;最后,新闻媒体报道时除了要尊重事实,还要尊重基本的价值观。
杨锐(央视英语频道主持人):中印之间存在三个最主要的问题:第一个是西藏问题,第二个是边界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印巴克什米尔问题。我们不要用非黑即白的两分法来看待中印两国媒体的相互认知或者他们对问题的报道,这是一种偏见,中国媒体越来越有偏见。我们双方媒体不要仅仅局限在小小的边界问题上,也不要将目光仅仅停留在1962年所发生的那段历史中,双方的媒体都应该放开眼界,更多的去关注国际性的、地区性的事务。
马诺伊•乔西(印度评论员和专栏作家、前印度政府国家安全问题组成员):媒体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它并不能够真正改变两国之间的关系。媒体有力量去塑造民意,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了解,媒体报道往往有些歪曲,报道的质量也相对比较低。 对印度民主最大的批评的声音来自于印度人本身,印度社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多元化的社会。印度人所理解的民主是每一个人都有投票权,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民主政治,并不是所有的选民都是理性的,他们投票的时候是受感情影响的。作为一个民主国家,选民要有更多的理性才能够选出真正对社会进行良好治理的政党。 关于印度人口控制的争论已有数十年,由于政治原因印度政府是无法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目前脱贫是减少人口最好的方法,我们发现控制人口,就会降低贫困,减少贫困更能控制人口,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由于人口的增加,我们还看到了来自于中国的竞争,我们看到中国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正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才导致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问题,老龄化是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口劳动力和人口红利的。然而印度的社会现在正处在一种人口分化阶段,我们现在有非常大的工作人群,年龄从 20到40岁,他们属于工作黄金时段,他们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不是只靠社会来供养,因此印度无法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这也不是印度人做事的方法。
何申权(环球时报编委):根据对中印各十家影响最大媒体的调查,近三年印度对华报道呈上升的趋势,用词多是“边境、入侵、不信任”,中国对印报道是下降的趋势,内容从印度的民生转向军事对抗,用词多是“合作、携手、友好、凝聚”;中国的媒体对印度的报道,很多是被动反应式的,中国对印度的主动关注还不够,一般都是印度报道什么,中国跟着报道什么;中国对印度的报道无害化、娱乐化的更多一些,而印度媒体对边境冲突报道多一些,他们可能在培养一种敌对的情绪;中印媒体的报道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从相互比较中寻找自信。 中印之间相互不了解,但是相互不了解比一知半解好,尤其比明明一知半解却还以为了解好。中国的舆论对印度的尊重可能不太够,相互之间的尊重程度也不够,即使是相互不够尊重,也比相互敌视好。
比诺德•辛格(北大南亚研究中心讲师):中印之间开始了一场心理战争,不论是媒体还是政府都有责任,都不能摆脱责任。我是印度人,但是我生活在中国,在中印的这场“战争”之间,我是一个受害者。希望中国媒体对印度进行真实的报道。
拉贾•莫汉(印度快报专栏作家、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专家):民主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原则上来说,尊重个人的选择就是民主,但是种性、语言、宗教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民主。事实上并不存在完美的民主,它是有自己的局限性,它是允许不同的政党去进行竞争。现代有很多新的政治集团、群体或者政党出现,这就是民主发展的表现。其次,民主的关键就在于选举,有了选举才有民主,而且民主还不能够去控制媒体,去迫害那些人士,这个选举其实也是一个受控的过程。我们的民主并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然。无法想象现代印度如果不当民主国家,它还有什么选择,因为这是我们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各种族之间需要达成一种社会契约,也就是民主。
杨锐(央视英语频道主持人):没有人质疑民主的优势,像丘吉尔曾经讲过民主的美德,没有人质疑。西方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治理形势方面的竞争。美国认为中国的这种不断上升是对他们价值观普世性的一种挑战,是对价值方式的挑战,因为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国家资本,我们是建立在技术之上的一个系统,是以德治人的系统,美国就完全不一样。
阿肖克•马利克(印度时报记者、专栏作家):其实如果中国完全照搬美国的治理系统或者政治系统,还是会作为新的大国而崛起,它也将会和美国共享同一个地缘政治空间,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美国当年的崛起实际上也威胁了欧洲,尽管他们有着同样的宗教,属于同样的人种。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这种模式,无论你是在美国,还是在印度,都能看出中国的模式只适用于中国。
毛晓刚(北京日报评论部主任):印度跟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民主化过程还在进行当中,对国家利益的确定也在进行当中,包括对思想价值、信仰的形成,也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具体到人口问题,这也是一个发展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可能十年之后,印度的人口会超过中国,但是也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做一些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口红利问题在于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而印度的人口红利的问题,在于人口素质的提升没有中国这么普遍、有效率。要将漫山遍野的贫民窟的年轻人培养成印度工业化、城市化可利用的人力资源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关于人口红利这个问题,不应该简简单单从人口政策的角度来看,而要从我们发展的目标这个角度去看,从如何提高人口的利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角度来考虑。
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大国,印度跟西方主流社会政治上是一致的,而中国不太一致,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问题,但这一点也给中国带来了领导力和发展速度。新中国建国前夕,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中国是半殖民地,当时两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差不多。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现在GDP总量大概是印度的四倍,发电量也是印度的四倍,显然比印度发展的要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中国不断受到西方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强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是我们在漫长的时间里挥之不去的压力,这给中国的未来增加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杨光(新浪网新闻中心副主编):互联网的出现影响了整个世界,从日常的交流到人际交往,从政治诉求到贸易往来,从科学的研究到教育和培训,从新闻传播到文化交流,几乎我们涉及到的任何领域都已被互联网的浪潮所触及,而且被深刻的改变。而社交媒体的出现,则让互联网的影响进一步深入人心,它走进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让政治不再冷冷冰冰,让政府机构不再高高在上,让新闻资讯不再离普通人遥远,让网上交易更加精准直接,让交流和交往随时随地的发生。 数字时代虽然有了观点分歧和历史的纠葛,但是中印两国的交流渠道更加多样,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交流的频率更加密集,交流的范围更加广泛,两国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以及交往基础,让我们站在了更高的历史起点。2000多年来,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从未阻碍过两国之间的交流,双方之间的传统友谊无法抹煞。当驶入社交媒体的新纪元,回首中印的历史,两国前辈奠定的基础让人钦佩不已。而社交媒体的到来,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沟通方式以及信息的传输模式,更为中印两国的合作创造了新的契机,像facebook、推特以及微博社交媒体,让中印两国的民间交流跨越了时空限制,也使中印两国人民增进了解和信任。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传播的模式,尤其是微博的介入,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报道模式,同时也改变了媒体发声的先后次序。 未来社交媒体的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第一,大数据和商业化;第二,品牌和产品的集中化;第三,现实生活的深入化,社交媒体继续深入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文化体系当中的一部分,甚至正在影响着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
拉杰什•马哈帕特拉(印度斯坦时报执行总编辑):社交媒体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威胁。社交媒体使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社会动员,但是它没有领导,没有纪律,也没有组织,社交媒体的这种混乱的性质能把一个好的政治意愿变为一个政治运动。讨论社交媒体,一方面要从政治上来讲,另一方面要从信息的吸收来讲,从这两个方面去关注和管理它,同时要接受它的现状控制它,遏制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好的一面,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社交媒体是一个非常透明的媒体,对于普通的受众来说,社交媒体是一个表达自我的平台。对于政党政府、社区的领袖来说,社交媒体能促使人们的观点和意见得以被倾听,人民的忧虑得以解决,人民能够因此受益,整个国家体制也因此受益。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噪声,这些噪声是需要忽略的,这个挑战就在于如何去把有用的反馈和噪声区分开来。
董迎春(央视财经频道国际事务组制片人):从媒体的角度来看,社交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改变有三点:第一点,社交媒体改变了媒体的力量。尤其是在反腐败方面,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之下,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仅仅靠传统媒体去反腐败,它的力量其实是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后,我们才拥有这种力量,第二点,社交媒体改变了媒体生态。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媒体,在中国有一些微博用户粉丝已上亿,几个明星就可以覆盖全社会,报纸发行量达不到这种程度,所以社交媒体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这种业态,也使所谓的传统媒体面临着一种困境;第三点,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两者之间既可以相互竞争,也可以相互合作,传统媒体也可以借助社交媒体的平台扩大影响力。
毛晓刚(北京日报评论部主任):社交媒体的出现对媒体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具有社会动员的功能,能够引导社会话题,包括具有舆论监督的功能,尤其是网络反腐的现象。中国有句话叫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对社交媒体好的一面,我们肯定要利用,但是对坏的一面也得要运用法律的力量、行政手段加以管控。对传统媒体来说,新媒体具有一种挤出效应,甚至说的严重一点是替代效应。新媒体被各种利益所操纵,谁最有话语权,谁的能量就发挥的最大的这种现象实际上越来越普遍,作为媒体人应该深刻的考虑,怎么引导社交媒体,引导新媒体,使它更符合公众的利益,更符合国家的利益,而不是被某一些个人的利益或者集团的利益所操纵。
马诺伊•乔西(印度评论员和专栏作家、前印度政府国家安全问题组成员):社交媒体新闻报道方式是有问题的,它和传统的媒体不一样,它是不需要经过编辑室的,人们无法确定它所表达的消息的真实性。而传统的媒体无论是电视台还是报纸、评论员,他们都是把自己的名誉作为信息真实的依赖,也就是说,人们因为他是有信誉的,才相信他们报道的内容,这种正式的新闻报道和表达意见之间,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大差别的。
唐璐(新华社高级编辑):文化产业所指的领域非常广泛,它涉及到电视业、电影业、音像业、出版业、广告业、演艺业、游戏业等等,迪帕克先生(尼赫鲁大学中国及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曾经提到了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在与中印文化名人交流的活动中曾开门见山地指出,文化是沟通两个民族的桥梁,中印交往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中国和印度这样彼此拥有古老的文明,而又互相借鉴,当我们肩负着继续推进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任时,必须重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马尼什•昌德(India Writes网站主编):中印两国都是多元化的国家,尽管我们两国都有数千年的文明,但我们在彼此了解当中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一系列文化方面的成见也影响着彼此的印象。两国之间缺少相互信任,国与国之间存在一种误解,这样就使得我们产生了各种偏见和相互诋毁。展望未来,通过文化产业的交流,可以弥合文化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深入了解对方的文明,加强文化方面的交流,从长远来说是一项非常好的投资,这有助于构建中印两国之间长期和谐的双边关系。 希望中印两国加强流行文化的交流,将流行文化与高端文化结合起来,这样就需要印度和中国的合资企业在文化方面共同达成探索投资。媒体也可以作为合作渠道进行更加深层次的交流。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探讨彼此的想法,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当我们在谈论对方的时候,才能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真正改变我们两个国家一直以来所固有的这种关系。
董迎春(央视财经频道国际事务组制片人):全球化和互联网是给我们这些传统媒体带来重大挑战和机遇的两大因素。央视国际财经频道主要通过四个方面来推进国际化进程的:第一,为频道的所有的项目活动提供国际嘉宾和资源的支持;第二,积极参与国际财经大事的报道;第三,国际通路建设;第四,加强与国际一流财经媒体的合作。依据我们和国际上其他媒体合作的经验,在对待中印媒体合作的问题上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我们可以在对方国家设记者站点并提供一些支持和协助;第二,在节目上进行合作;第三,在项目和活动上进行合作。在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中印之间的分歧可能会永远存在,但是只要我们携起手来加强合作,中印之间的误解就不会永远存在。
拉杰什•马哈帕特拉(印度斯坦时报执行总编辑):印度媒体应该对中国负起责任,中国媒体也应该更加开放,若要媒体帮助建设好中印两国的关系,媒体之间就必须相互合作相互帮助,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做,双方媒体都能够成为彼此积极的催化剂,也能成为利益相关方。 印度媒体和中国媒体的合作潜力非常大,但中国的媒体是国有的,印度媒体大多是私人的,这是最大的挑战和障碍。我们需要根据两国媒体不同的企业性质来制定一个合作框架,因为媒体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合作的整体框架,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印媒体对话的意义。
阿肖克•马利克(印度时报记者、专栏作家):在讨论文化合作交流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关注中印两国在海外的群体。我们在中国和印度都各有着来自于对方国家非常大数量的群体,他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帮助国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唐璐(新华社高级编辑):影响中印报道的最主要因素是边界问题,由于长期没有解决而造成的这种彼此疑虑。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也在影响着中印媒体报道,比如媒体市场化、西方舆论导向,还有政府不能给媒体提供更多有效的信息,还包括印度的国内政治因素,大部分因素基本上是属于非媒体人所能控制的。而来自我们媒体自身的因素又是什么呢?第一是媒体人的心态和思维;第二是两国媒体之间存在的认知误区;第三是媒体人存在着严重的语言障碍,这个主要是指印度方面;第四,中印媒体报道的互动。对于构建良好的中印关系中国媒体应该发挥其重要作用,首先中国媒体人必须加强对印度的了解,这样才能知道报道印度的哪些方面。其次我们要以一种平和和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印度,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报道不搀杂更多的感情因素,才能客观的评论印度以及中印关系。 中印媒体未来的合作,不仅要加强媒体与媒体、媒体人与媒体人之间的合作与理解,同时也要加强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合作与理解,我们需要清楚几点:第一,不要试图立竿见影,我们要有一个长期的计划;第二,要考虑到印度媒体的属性是私人的,而中国的媒体是国家的,中印政府需要在媒体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三,鉴于印度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所以媒体合作应重点着眼于年轻人。
拉杰什•马哈帕特拉(印度斯坦时报执行总编辑):我们应该进一步打开心扉,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来进行交流,坦诚地讨论各种问题。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时建立了一个共同工作组,旨在翻译两国的经典文献,加强两国之间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希望印度和中国能够合理选择经典文献,而不是基于文化市场的角度去选择。比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由季羡林教授编译,这部作品翻译成英文后,将会极大的帮助印度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
蓝建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印媒体人及分析人士应保持仁爱厚道,将心比心,突出合作共识,带头培植理性环境,积极促进彼此善意,放大媒体对中印关系的“正能量”。在推动两国的媒体合作和交往的进程中,需要注意很多技术性细节,比如签证便利化问题,这些复杂的细节问题不应该成为阻碍两国合作的障碍。
马尼什•昌德(India Writes网站主编):关于未来中印媒体的合作问题有五个观点:第一点,我们鼓励中印媒体之间更专业、更真实的报道,尤其是印度的记者对印中关系的报道,我们应该鼓励投入更多的资源让印度媒体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及文化背景;第二点,中印之间很多的负面报道,大都是关于边界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更积极的角度进行文化的渗透;第三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该是我们交流的最重要的部分;第四点,民众的支持能够提升两国之间的信任,改善中印关系;最后一点,中印之间的贸易不应该仅仅是产品和服务,文化也是中印之间交流的核心内容。
拉贾•莫汉(印度快报专栏作家、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专家):中印是两个非常大的国家,两个国家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我们基本上属于同样的情况,都是从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国家转变成为发展中的现代社会。但是我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60年我们并不需要来自于西方的赞赏才能生存下去的,我们并不需要西方国家拍拍你的肩,说你这个做法是对的,是符合我们的。西方对世界的统治是非常短暂的,我们要设定我们自己的基调。中国和印度现有的实力、还有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都会使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增强彼此的协作,增强文化产业的协作,使双方都能够受益。
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印两国都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严峻课题,这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改变的,而是一个世纪的课题。整个21世纪,中印两国都要致力于自己国家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是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我们需要让人民过得富足,让人民过得更开心,这些都首先取决于我们两个国家的全面进步,我们两个国家能够学习彼此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世界顶级的人口大国,都是文明古国,只是在两国的政治上走了不同的道路。我们应该彼此促进,相互学习,而不是相互鄙视,相互对立。中印两国可以携起手来共同做这件事情,我们都是新兴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的巨大任务,中印两国媒体也应把这一点看成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看成我们合作的最重要的基础。我们也要去面对两个国家各种各样摩擦的现实,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印两国在这个世界上应当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两国媒体更应当有这样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