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zniU article西园寺一晃:不应让孔子背上“文化间谍”的罪名/e3pmh22ph/e3pmt8os0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西园寺一家的历史总是那么令人津津乐道。【环球网报道 驻东京特约记者 蒋丰】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原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辅弼过日本两代天皇,其孙西园寺公一是世界和平理事会日方总代表,中日建交前的两国民间大使,其曾孙西园寺一晃毕业于中国北京大学,现任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本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可以说,西园寺一家的历史,就是中日两国近现代史的浓缩。2013年2月7日,记者到位于东京都新宿区,典雅内敛又充满浓郁中国风的孔子学院,听日本贵族后裔西园寺一晃谈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建议。荒唐无稽的“文化间谍”说《日本新华侨报》:中国为普及文化支持汉语学习,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目前日本国内也有13所孔子学院。在美国有批评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文化侵略”,甚至还有“文化间谍”的说法。对此您是怎么想的?西园寺一晃: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的确有那么一部分人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文化侵略”,这真是荒诞无稽。说这些话的人,应该不清楚时代的趋势所在。1989年冷战结束,世界自此开始全球国际化,国与国之间的墙壁变得很低,思想、文化也开始跨越国界、地界自由的交流。 在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会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异文化间相互撞击,产生文化冲突;一种是异文化间相互尊重、相互吸收、相互学习,产生文化共存。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时代趋势是全球性文化共存,这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好事。当一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富饶的时候,就会希望把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传播出去,进行“软文化出口”。凡是有大国意识的国家都会开展这种活动。其实,中国“软文化出口”的步伐已经是慢的了。德国很早就开始了,其次是法国,就连韩国都在全球范围内开设了韩国文化院。与中国相比,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得太不积极,尽管也有很多好的、值得推广的文化。战后日本过于重视经济发展,把经济和政治放在了第一位,忽视了文化。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只发展经济交流不推广本国文化的国家是无法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的,因为但凡是经济交流就会存在利益关系。像中国这样把文化发展放在首位的国家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民间外交支撑两国关系《日本新华侨报》:众所周知,在日本政界,西园寺家极富盛名,您父子两代作为民间大使和周恩来总理也有着深厚的交往。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的历程,请您谈谈民间外交的重要性。西园寺一晃:从前,在日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比喻,“对于两国来说,政治与经济就像是一个车的两个轮子。”请恕我直言,这个比喻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但是得看出它存在不足之处。政治与经济交流的好,就意味着两个国家可以相处得好吗?事实并非如此。除政治与经济外,国民感情也非常关键。想让两个国家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平相处,就需要促进彼此的国民感情。促进国民感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民间外交。有这样一组调查结果,无论是出于贸易目的还是观光目的,但凡是去过中国的日本人当中,有九成都会自此喜欢上中国,反之也一样。但自去年以来,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出现了变化,约有八成左右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亲近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现在两国的媒体,包括电视媒体与新闻媒体。我自己也曾是个媒体人,在《朝日新闻》工作过。同以往比较,现在的日本媒体真的奇怪,他们只关注中国不好的地方,对此进行夸张性宣传。中国可能也存在一样的问题。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好的一面与不好的一面,先进的一面与落后的一面,完美无缺的国家是不存在的,每个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都要面临许多课题。这个道理,还是周恩来总理教给我的。1958年,我跟随父母迁居北京。刚到北京不久,全家就受邀到周总理家里做客。我当时还是一名初三学生。周总理是这样对我说的,“第一、你今后要进入中国的学校学习,在校期间要多交朋友,将来一定会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第二、你今后要在北京生活,会看到很多事物,中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有先进的地方也有落后的地方,看到落后的地方以及不好的一面,你要积极的指出来。”周总理说,“比起那些只说好话的朋友,我更渴望得到一些能够从友好的立场出发指出问题的朋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他所说的话,对此我铭记至今。其实,日中双方的民间外交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关于理想的日中关系,郭沫若先生的谈话也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一名日本通,他曾在日中恢复邦交正常化前对我这样说过,“中日关系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中国人说,战争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要放眼未来。而日本人回答,为了永不重复之前的错误,我们绝不忘记那场战争,我们会把那场战争的教训讲给下一代人听。”现在日中关系和郭沫若先生说过的理想状态恰恰相反。现在,日中两国间的交流范围是扩大了,但是日中两国间的感情却变浅了。沟通渠道和人脉关系的数量是变多了,但是粗的渠道和厚的人脉却变少了。这就更显现出民间外交的重要性。期盼出现有大局观的政治家《日本新华侨报》:2012年末,日本自民党与民主党政权更迭,两党的外交路线存在明显的不同。为了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您认为自民党应该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西园寺一晃:首先,我认为日中关系包括多方面关系,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关系。现在,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最为首要的贸易对象。日本贸易总额的21%来自中国,中国贸易总额的9.4%来自日本,两国间有着剪也剪不断的关系,如果一方出现经济恶化,就会导致另一方经济崩溃。日中两国还存在许多可以彼此协助、彼此合作的地方,希望日中两国人民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在日本的政治家当中,我个人最为尊崇的就是宇都宫德马。他曾经说过:“日中友好是最有效的安全保障法。”在中国的政治家当中呢,我最为尊崇的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曾经说过,“从历史上来看,中日出现摩擦亚洲就会混乱,中日和平共存亚洲就会繁荣”。由此可以看出,日中两国的政界先贤们都是能从大局出发,站在同一角度考虑日中关系的。我希望日本自民党内也能多出现几位这样的政治家。日本应负责将领土问题恢复原状《日本新华侨报》:有这样一种说法,过去中日间的问题是围绕价值观出现的,比如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在中日间的问题是围绕海洋权益出现的,比如说钓鱼岛的能源问题,南海上的航线问题等。对此您有什么看法?西园寺一晃:我认为,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日中两国间,也存在于日美、中美间,完全没有矛盾的两个国家是不存在的。出现矛盾理所当然,如何处理才至为关键。在周恩来总理的那个时代,日中两国的政治家们遇到问题会面对面的坐下来探讨,耐心的说出自己的主张。如果双方都不肯让步,就选择将这个问题“搁置”。这是一种智慧的处理方式。因为在领土问题上,针锋相对地进行下去没有好结果,还极有可能引发战争。在恢复邦交正常化之际,在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之际,日中两国都选择了将问题“搁置”。所谓“搁置”,就是说双方都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下去,也不必改变自己的主张。就拿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来说,“搁置”就意味着维持现状,不把这个岛怎么样,也不在那里搞建设。日中两国的先贤们凭借非凡的智慧,创造出了这样一种可以将问题“搁置”的和平局面,但是日本的民主党政权在去年破坏了局面,把问题变得再也无法“搁置”。这是违反“游戏规则”,违反“君子协定”的做法。在日本,有这样一个单词,叫做“禁手”,也就是汉语里说的“禁区”。民主党政权踏入了“禁区”,他们将岛屿“国有化”,并且还要在上面搞建设。现在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将问题一旦恢复原状。既然问题是由日方挑起的,就理应由日方来恢复原状。我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期待中国今后越强大就越谦虚《日本新华侨报》:去年年末,中国开始启动新体制。您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之间有过交流吗?对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有什么期待?西园寺一晃:应该说,我是和胡锦涛主席同一个年代的人。当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在清华大学读书。对于年轻的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我不大了解。但有趣的是,习近平是我的学弟,我们都是北京二十五中学的学生,李克强也是我的学弟,我们都出自北京大学,所以我在心理上感觉和他们很亲近,也对他们充满期待。在我看来,胡锦涛主席的对日体制就是尽可能的减少摩擦维持友好,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现在我希望习近平总书记也能继承这个路线。但要想让习近平继承这个路线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日本也必须走相同的路线才可以。据我所知,习近平是一个具有协调性的人,能够从大局观出发的人,接下来就要看日本的新政权怎样做了。中国正在不断的变强,当一个国家在不断变强的时候,周边的国家就会感到一种威胁,就开始向它施加压力,这是自然的定律。再加上日本曾经对中国做过非常残忍的事情,现在难免担心强大了的中国会不会反过来报复自己。为此,我对中国新体制、对习近平的期待就是——越强大就越谦虚。回顾人类的历史,曾经出现过许多强大的国家,比如古代的罗马帝国,近代的波兰、西班牙、意大利,苏联、还有美国等。这些国家都存在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都进行过对外侵略,走过霸权主义路线。再过十年,中国毫无疑问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到那个时候,中国既不搞对外侵略,也不走霸权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就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强国,一个和平之国,一个对周边小国平等对待、友好相处的大国。136144290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qixiaohan环球网136144290000011["9CaKrnJznej","9CaKrnJzmC9","9CaKrnJzllQ","9CaKrnJzeYG","9CaKrnJzeQS","9CaKrnJzlWF"]{"email":"qixiaohan@huanqiu.com","name":"qixiaohan"}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西园寺一家的历史总是那么令人津津乐道。【环球网报道 驻东京特约记者 蒋丰】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原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辅弼过日本两代天皇,其孙西园寺公一是世界和平理事会日方总代表,中日建交前的两国民间大使,其曾孙西园寺一晃毕业于中国北京大学,现任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本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可以说,西园寺一家的历史,就是中日两国近现代史的浓缩。2013年2月7日,记者到位于东京都新宿区,典雅内敛又充满浓郁中国风的孔子学院,听日本贵族后裔西园寺一晃谈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建议。荒唐无稽的“文化间谍”说《日本新华侨报》:中国为普及文化支持汉语学习,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目前日本国内也有13所孔子学院。在美国有批评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文化侵略”,甚至还有“文化间谍”的说法。对此您是怎么想的?西园寺一晃: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的确有那么一部分人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文化侵略”,这真是荒诞无稽。说这些话的人,应该不清楚时代的趋势所在。1989年冷战结束,世界自此开始全球国际化,国与国之间的墙壁变得很低,思想、文化也开始跨越国界、地界自由的交流。 在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会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异文化间相互撞击,产生文化冲突;一种是异文化间相互尊重、相互吸收、相互学习,产生文化共存。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时代趋势是全球性文化共存,这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好事。当一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富饶的时候,就会希望把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传播出去,进行“软文化出口”。凡是有大国意识的国家都会开展这种活动。其实,中国“软文化出口”的步伐已经是慢的了。德国很早就开始了,其次是法国,就连韩国都在全球范围内开设了韩国文化院。与中国相比,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得太不积极,尽管也有很多好的、值得推广的文化。战后日本过于重视经济发展,把经济和政治放在了第一位,忽视了文化。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只发展经济交流不推广本国文化的国家是无法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的,因为但凡是经济交流就会存在利益关系。像中国这样把文化发展放在首位的国家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民间外交支撑两国关系《日本新华侨报》:众所周知,在日本政界,西园寺家极富盛名,您父子两代作为民间大使和周恩来总理也有着深厚的交往。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的历程,请您谈谈民间外交的重要性。西园寺一晃:从前,在日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比喻,“对于两国来说,政治与经济就像是一个车的两个轮子。”请恕我直言,这个比喻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但是得看出它存在不足之处。政治与经济交流的好,就意味着两个国家可以相处得好吗?事实并非如此。除政治与经济外,国民感情也非常关键。想让两个国家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平相处,就需要促进彼此的国民感情。促进国民感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民间外交。有这样一组调查结果,无论是出于贸易目的还是观光目的,但凡是去过中国的日本人当中,有九成都会自此喜欢上中国,反之也一样。但自去年以来,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出现了变化,约有八成左右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亲近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现在两国的媒体,包括电视媒体与新闻媒体。我自己也曾是个媒体人,在《朝日新闻》工作过。同以往比较,现在的日本媒体真的奇怪,他们只关注中国不好的地方,对此进行夸张性宣传。中国可能也存在一样的问题。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好的一面与不好的一面,先进的一面与落后的一面,完美无缺的国家是不存在的,每个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都要面临许多课题。这个道理,还是周恩来总理教给我的。1958年,我跟随父母迁居北京。刚到北京不久,全家就受邀到周总理家里做客。我当时还是一名初三学生。周总理是这样对我说的,“第一、你今后要进入中国的学校学习,在校期间要多交朋友,将来一定会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第二、你今后要在北京生活,会看到很多事物,中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有先进的地方也有落后的地方,看到落后的地方以及不好的一面,你要积极的指出来。”周总理说,“比起那些只说好话的朋友,我更渴望得到一些能够从友好的立场出发指出问题的朋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他所说的话,对此我铭记至今。其实,日中双方的民间外交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关于理想的日中关系,郭沫若先生的谈话也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一名日本通,他曾在日中恢复邦交正常化前对我这样说过,“中日关系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中国人说,战争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要放眼未来。而日本人回答,为了永不重复之前的错误,我们绝不忘记那场战争,我们会把那场战争的教训讲给下一代人听。”现在日中关系和郭沫若先生说过的理想状态恰恰相反。现在,日中两国间的交流范围是扩大了,但是日中两国间的感情却变浅了。沟通渠道和人脉关系的数量是变多了,但是粗的渠道和厚的人脉却变少了。这就更显现出民间外交的重要性。期盼出现有大局观的政治家《日本新华侨报》:2012年末,日本自民党与民主党政权更迭,两党的外交路线存在明显的不同。为了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您认为自民党应该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西园寺一晃:首先,我认为日中关系包括多方面关系,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关系。现在,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最为首要的贸易对象。日本贸易总额的21%来自中国,中国贸易总额的9.4%来自日本,两国间有着剪也剪不断的关系,如果一方出现经济恶化,就会导致另一方经济崩溃。日中两国还存在许多可以彼此协助、彼此合作的地方,希望日中两国人民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在日本的政治家当中,我个人最为尊崇的就是宇都宫德马。他曾经说过:“日中友好是最有效的安全保障法。”在中国的政治家当中呢,我最为尊崇的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曾经说过,“从历史上来看,中日出现摩擦亚洲就会混乱,中日和平共存亚洲就会繁荣”。由此可以看出,日中两国的政界先贤们都是能从大局出发,站在同一角度考虑日中关系的。我希望日本自民党内也能多出现几位这样的政治家。日本应负责将领土问题恢复原状《日本新华侨报》:有这样一种说法,过去中日间的问题是围绕价值观出现的,比如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在中日间的问题是围绕海洋权益出现的,比如说钓鱼岛的能源问题,南海上的航线问题等。对此您有什么看法?西园寺一晃:我认为,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日中两国间,也存在于日美、中美间,完全没有矛盾的两个国家是不存在的。出现矛盾理所当然,如何处理才至为关键。在周恩来总理的那个时代,日中两国的政治家们遇到问题会面对面的坐下来探讨,耐心的说出自己的主张。如果双方都不肯让步,就选择将这个问题“搁置”。这是一种智慧的处理方式。因为在领土问题上,针锋相对地进行下去没有好结果,还极有可能引发战争。在恢复邦交正常化之际,在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之际,日中两国都选择了将问题“搁置”。所谓“搁置”,就是说双方都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下去,也不必改变自己的主张。就拿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来说,“搁置”就意味着维持现状,不把这个岛怎么样,也不在那里搞建设。日中两国的先贤们凭借非凡的智慧,创造出了这样一种可以将问题“搁置”的和平局面,但是日本的民主党政权在去年破坏了局面,把问题变得再也无法“搁置”。这是违反“游戏规则”,违反“君子协定”的做法。在日本,有这样一个单词,叫做“禁手”,也就是汉语里说的“禁区”。民主党政权踏入了“禁区”,他们将岛屿“国有化”,并且还要在上面搞建设。现在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将问题一旦恢复原状。既然问题是由日方挑起的,就理应由日方来恢复原状。我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期待中国今后越强大就越谦虚《日本新华侨报》:去年年末,中国开始启动新体制。您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之间有过交流吗?对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有什么期待?西园寺一晃:应该说,我是和胡锦涛主席同一个年代的人。当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在清华大学读书。对于年轻的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我不大了解。但有趣的是,习近平是我的学弟,我们都是北京二十五中学的学生,李克强也是我的学弟,我们都出自北京大学,所以我在心理上感觉和他们很亲近,也对他们充满期待。在我看来,胡锦涛主席的对日体制就是尽可能的减少摩擦维持友好,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现在我希望习近平总书记也能继承这个路线。但要想让习近平继承这个路线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日本也必须走相同的路线才可以。据我所知,习近平是一个具有协调性的人,能够从大局观出发的人,接下来就要看日本的新政权怎样做了。中国正在不断的变强,当一个国家在不断变强的时候,周边的国家就会感到一种威胁,就开始向它施加压力,这是自然的定律。再加上日本曾经对中国做过非常残忍的事情,现在难免担心强大了的中国会不会反过来报复自己。为此,我对中国新体制、对习近平的期待就是——越强大就越谦虚。回顾人类的历史,曾经出现过许多强大的国家,比如古代的罗马帝国,近代的波兰、西班牙、意大利,苏联、还有美国等。这些国家都存在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都进行过对外侵略,走过霸权主义路线。再过十年,中国毫无疑问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到那个时候,中国既不搞对外侵略,也不走霸权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就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强国,一个和平之国,一个对周边小国平等对待、友好相处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