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osvb作者:乌元春article现场直播考验国家形象:人质事件成菲律宾“黑色一天”/e3pmh22ph/e3pmt8os0“对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来说,这场对全球现场直播的人质事件无疑也是一场悲剧。”菲律宾警方因解救香港被劫人质失败而遭到世界媒体的嘲讽,菲《问询者报》网站上一位网民留下了这样的慨叹。悲剧发生后,菲总统指责是媒体报道直接导致劫持案局势恶化,菲警方总结教训时,一直把媒体的“现场直播”当作导致解救失利的重要原因。英国天空电视台称,与其说电视直播坏了解救大计,不如说直播让全世界看到菲律宾警方的无能,令家丑外扬。近些年来,对各种自然灾害、恐怖、社会骚乱等突发事件,电视和网络的现场直播越来越频繁。2008年印度孟买恐怖袭击和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人质事件,媒体现场直播的“破坏作用”曾被激烈争论,而同样现场直播的1997年秘鲁解救人质的成功,为名声不佳的前总统藤森增光添彩。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毛寿龙表示,面对恐怖、灾害等突发事件时,现场直播的负面作用需要进行控制,但一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充分地展示全面客观的信息,才有助于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形象。菲律宾媒体“黑色的一天”29日,8万多香港民众在菲律宾劫持人质事件发生后的第七天走上街头。这是香港立法会所有党派发起的首次跨党派游行,发起者称此举要向菲律宾发出信息,“强烈要求菲政府彻查事件,公布真相”。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公开表示,电视直播导致歹徒门多萨对菲律宾特警的意图和部署了如指掌,给解救行动平添诸多麻烦。此后,菲外交部和警方也多次表示,由于旅游大巴上有电视机,门多萨不仅从电视上看到警方的动向和部署,更看到其弟弟被逮捕、总统府发言人称“不向暴力屈服”等信息,摸清了政府底牌,情绪发生很大波动,导致原本有和平解决可能的事件演变成一场杀戮。菲律宾《问询者报》27日称,人质事件不仅是菲律宾警察遇到的黑色一天,也是菲媒体的“黑色一天”。报道称,在解救人质失败这一悲剧事件中,警方“把目光瞄向媒体的缺点”。菲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有媒体的报道加剧了事态恶化。菲国家警察总署警告媒体今后不要卷入到这类事件中来,“我们尊敬媒体的权利,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报道的界限。一些人的生命正面临危险,你们应该小心谨慎。” ABS-CBN是菲律宾最大的电视台,该电视台在人质事件期间曾一直在现场直播。该台高级副总裁雷萨在27日举行的“媒体与人质危机”论坛上说,“人质事件凸显了媒体报道真相与当局必须解决危机之间的矛盾”。对于政府和警方的指责,这位电视台负责人称,菲警方当时并没有对报道事件的媒体施加控制,更没有为媒体报道制定指南。人质事件发生后,数百名记者蜂拥至现场。她同时表示,这次人质事件给媒体提供了很大教训,所有媒体都应坐下来总结教训。在ABS-CBN网站上,菲律宾网民对媒体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议论纷纷。网友Manila54留言称,“不管是否承认,媒体在这次悲剧事件中应负50%的责任,如果媒体保持克制和具有常识的话,悲剧或许能避免。不幸的是,媒体已经堕落成了一股拖后腿的力量。”网友kapitbisig认为,“在出现类似严重危机时,制定出媒体报道规则非常重要,因为这次过分的报道导致了随后的血洗人质事件发生。”但网友jgc225写道:“媒体的职责就是报道新闻,而政府的职责才是救人”。“谁该为事件受到谴责”事实上,国际上许多大媒体都对菲律宾这次人质事件进行了现场直播。对菲律宾政府和警方对媒体的指责,英国天空电视台认为,与其说菲律宾当局恼火的是电视直播坏了解救大计,不如说是直播让全世界一下看到菲律宾特警和政府的无能,让其家丑外扬。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文章称,客观地说,媒体对人质解救确实产生了干扰,整个人质劫持过程中,门多萨不停接听或打出电话,多数通话对象是媒体,他第一次威胁要杀死人质,传递“与人质同归于尽”的绝望心态,都是直接传递给媒体的。英国《泰晤士报》的评论写道,“无需过度解读现场直播给劫持者提供信息的意义,因为菲律宾特警控制现场的能力是如此拙劣,那样笨拙的攻击和近乎可笑的拿着大锤砸窗户,已经给歹徒提供了远比电视直播更多的有用信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近些年来,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对突发事件的直播报道。在欧美,直播节目已占新闻频道节目的70%以上,65%以上的突发事件都有直播报道。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场直播节目的比例也较5年前增加了4倍,40%的突发事件会有电视直播。他说,现场直播可以让民众身临其境地了解突发事件的全过程,有利于民众从中选取信息,做出相应的判断。比如发生自然灾害后,民众通过电视直播了解灾害情况,许多人也是亲眼目睹灾害惨状后决定进行捐助等。但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无准备直播”对于事件的发展无法预期,难以有效控制节目内容,报道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人质或恐怖事件中,很可能干扰危机的解决,同时播出的血腥场景也可能对观众造成心理伤害。菲最大的新闻网站布拉特拉网28日的评论标题是“谁该为人质事件暴露出的拙劣和缺陷受到谴责”,文章称,菲警方把责任归到媒体身上是找错了对象,媒体仅如实报道了警方的做法,正是警察的行为才引发了凶手的“膝跳反应”。俄罗斯近年来曾几次发生恐怖事件,媒体对这些突发事件都进行了现场直播。俄罗斯infox通讯社时事评论员叶普盖尼·诺维克夫称,电视直播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会参与到正发生的事件中去,成为影响新闻发展的一个因素。但这只是一个因素而已,它可能有一定负面影响,但只要它客观公正,也会放大正面因素。对于菲警方在人质事件中指责媒体,诺维克夫称,是媒体让民众知道了真实。很难想象,如果不是直播,营救失败后,又会是怎样一种解释?128330196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佚名环球时报128330196000011[]
“对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来说,这场对全球现场直播的人质事件无疑也是一场悲剧。”菲律宾警方因解救香港被劫人质失败而遭到世界媒体的嘲讽,菲《问询者报》网站上一位网民留下了这样的慨叹。悲剧发生后,菲总统指责是媒体报道直接导致劫持案局势恶化,菲警方总结教训时,一直把媒体的“现场直播”当作导致解救失利的重要原因。英国天空电视台称,与其说电视直播坏了解救大计,不如说直播让全世界看到菲律宾警方的无能,令家丑外扬。近些年来,对各种自然灾害、恐怖、社会骚乱等突发事件,电视和网络的现场直播越来越频繁。2008年印度孟买恐怖袭击和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人质事件,媒体现场直播的“破坏作用”曾被激烈争论,而同样现场直播的1997年秘鲁解救人质的成功,为名声不佳的前总统藤森增光添彩。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毛寿龙表示,面对恐怖、灾害等突发事件时,现场直播的负面作用需要进行控制,但一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充分地展示全面客观的信息,才有助于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形象。菲律宾媒体“黑色的一天”29日,8万多香港民众在菲律宾劫持人质事件发生后的第七天走上街头。这是香港立法会所有党派发起的首次跨党派游行,发起者称此举要向菲律宾发出信息,“强烈要求菲政府彻查事件,公布真相”。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公开表示,电视直播导致歹徒门多萨对菲律宾特警的意图和部署了如指掌,给解救行动平添诸多麻烦。此后,菲外交部和警方也多次表示,由于旅游大巴上有电视机,门多萨不仅从电视上看到警方的动向和部署,更看到其弟弟被逮捕、总统府发言人称“不向暴力屈服”等信息,摸清了政府底牌,情绪发生很大波动,导致原本有和平解决可能的事件演变成一场杀戮。菲律宾《问询者报》27日称,人质事件不仅是菲律宾警察遇到的黑色一天,也是菲媒体的“黑色一天”。报道称,在解救人质失败这一悲剧事件中,警方“把目光瞄向媒体的缺点”。菲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有媒体的报道加剧了事态恶化。菲国家警察总署警告媒体今后不要卷入到这类事件中来,“我们尊敬媒体的权利,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报道的界限。一些人的生命正面临危险,你们应该小心谨慎。” ABS-CBN是菲律宾最大的电视台,该电视台在人质事件期间曾一直在现场直播。该台高级副总裁雷萨在27日举行的“媒体与人质危机”论坛上说,“人质事件凸显了媒体报道真相与当局必须解决危机之间的矛盾”。对于政府和警方的指责,这位电视台负责人称,菲警方当时并没有对报道事件的媒体施加控制,更没有为媒体报道制定指南。人质事件发生后,数百名记者蜂拥至现场。她同时表示,这次人质事件给媒体提供了很大教训,所有媒体都应坐下来总结教训。在ABS-CBN网站上,菲律宾网民对媒体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议论纷纷。网友Manila54留言称,“不管是否承认,媒体在这次悲剧事件中应负50%的责任,如果媒体保持克制和具有常识的话,悲剧或许能避免。不幸的是,媒体已经堕落成了一股拖后腿的力量。”网友kapitbisig认为,“在出现类似严重危机时,制定出媒体报道规则非常重要,因为这次过分的报道导致了随后的血洗人质事件发生。”但网友jgc225写道:“媒体的职责就是报道新闻,而政府的职责才是救人”。“谁该为事件受到谴责”事实上,国际上许多大媒体都对菲律宾这次人质事件进行了现场直播。对菲律宾政府和警方对媒体的指责,英国天空电视台认为,与其说菲律宾当局恼火的是电视直播坏了解救大计,不如说是直播让全世界一下看到菲律宾特警和政府的无能,让其家丑外扬。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文章称,客观地说,媒体对人质解救确实产生了干扰,整个人质劫持过程中,门多萨不停接听或打出电话,多数通话对象是媒体,他第一次威胁要杀死人质,传递“与人质同归于尽”的绝望心态,都是直接传递给媒体的。英国《泰晤士报》的评论写道,“无需过度解读现场直播给劫持者提供信息的意义,因为菲律宾特警控制现场的能力是如此拙劣,那样笨拙的攻击和近乎可笑的拿着大锤砸窗户,已经给歹徒提供了远比电视直播更多的有用信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近些年来,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对突发事件的直播报道。在欧美,直播节目已占新闻频道节目的70%以上,65%以上的突发事件都有直播报道。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场直播节目的比例也较5年前增加了4倍,40%的突发事件会有电视直播。他说,现场直播可以让民众身临其境地了解突发事件的全过程,有利于民众从中选取信息,做出相应的判断。比如发生自然灾害后,民众通过电视直播了解灾害情况,许多人也是亲眼目睹灾害惨状后决定进行捐助等。但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无准备直播”对于事件的发展无法预期,难以有效控制节目内容,报道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人质或恐怖事件中,很可能干扰危机的解决,同时播出的血腥场景也可能对观众造成心理伤害。菲最大的新闻网站布拉特拉网28日的评论标题是“谁该为人质事件暴露出的拙劣和缺陷受到谴责”,文章称,菲警方把责任归到媒体身上是找错了对象,媒体仅如实报道了警方的做法,正是警察的行为才引发了凶手的“膝跳反应”。俄罗斯近年来曾几次发生恐怖事件,媒体对这些突发事件都进行了现场直播。俄罗斯infox通讯社时事评论员叶普盖尼·诺维克夫称,电视直播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会参与到正发生的事件中去,成为影响新闻发展的一个因素。但这只是一个因素而已,它可能有一定负面影响,但只要它客观公正,也会放大正面因素。对于菲警方在人质事件中指责媒体,诺维克夫称,是媒体让民众知道了真实。很难想象,如果不是直播,营救失败后,又会是怎样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