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nZIQ作者:乌元春article迷信学历成亚洲“社会病” 韩日视学历为成功关键/e3pmh22ph/e3pmt8os0“功名”———在解析中国人重视学历的现象时,外国媒体想到了词。而同样身处“功名化社会”的还有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长久以来,不少国家将学历比喻成“身份证”、“入场券”甚至“信用卡”,将个人的能力、人格和前途与学历挂钩。然而,过度的重视带来了学历的大幅贬值和社会的畸形发展。与亚洲国家在等级观念、考试文化、发展阶段上存在较大差异的欧美,学历虽然同样有效,但少了几分“霸气”,在一些重要领域,学历是让位于能力和工作经验的。学历在形式上虽然只是一纸证书,但人们对它的态度则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亚洲国家从古至今都重视“功名”中国人对学历的重视近来在世界媒体上引起不少议论。英国广播公司日前评论说,华人有崇尚“功名”的心态,因此对学历几乎到“迷信”的地步。因为在中国的职场,学历就好比古代的功名一样,是一张重要的“入场券”,而且社会对高学历人士的确另眼相看。《华尔街日报》18日的评论称,在中国,学历长期以来是决定许多人命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古代,中国官僚机构基本由科举考试的成功者组成。近代以来,高校尤其是顶级学府仍然是培育精英阶层的摇篮。其实看重学历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日本政坛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首相的宫泽喜一毕业于东京大学,最喜欢问别人毕业于哪一所大学,另一位前首相竹下登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就很被他看不起,他甚至带着揶揄的口气问:“你进早稻田大学时考试了吗?”没有上过大学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尽管有出色的政绩,但也常因为没有大学文凭而遭人嘲笑,乃至他当年因为洛克希德行贿事件出事以后,还有评论家称他就是因为“学历太低”才会做出此事。 韩国更是一个有着深厚学历情结的社会。一家求职网站曾进行过题为“在韩国成功的主要因素”的问卷调查,结果韩国男性认为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学历”,而女性认为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外貌”。不同学历之间的收入也明显不同。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高中学历的城市劳动者月均收入超过200万韩元,大学学历者超过300万韩元,而研究生学历则近400万韩元。相当于文凭每提高一个等级,月薪也会跟着平均增加100万韩元。在通常人们认为跟学历关系较小的行业,学历也往往被人为设成一道坎。韩国演技派演员李泰兰就曾透露,她因为是商业高中学历而遭到过电影公司拒绝。《朝鲜日报》评论说,韩国是一个如果没有像样的学历,就不被认可、不受尊重的社会。即使认可了某人的能力,但知道他的学历水平不太好后,就会在不知觉间改变看法。但是,以明片取人,根据毕业学校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乃至人格,将人程序化、等级化的社会问题很多。有韩国教授斥责称:“韩国大学发行的是被称为毕业证的身份证书,大学是身份判定机构。”在世界许多国家,高学历或名牌大学毕业同样是求职的重要砝码,有时候甚至为持有人带来身份认同的满足感。在印度,印度理工学院等名校毕业生最受大企业青睐,而去英美镀金则是上层人士的最佳选择,印度许多政府高官都是牛津、剑桥毕业的。在美国,公司招聘时如果遇到麻省理工学院这类名校的求职者,招聘人员有时会向上司专门强调一下。《环球时报》记者在德国多年,时不时感受到这个国家对学历的重视。一些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人,不仅名片上印着博士、硕士字样,就连自家门牌上都忘不了加上“博士”或“硕士”。而在写信、交谈中,对话者往往得尊称对方“某某博士先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世界知名大学的学位在许多国家都有助于敲开用人单位的大门。美国44位总统中有8人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根据猎头公司的调查,2004年以前入选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读的院校中,哈佛排在第一。西方国家更强调按需选人与中国蔚然成风的考研、考博热情相比,西方人在这方面要冷静许多,即使读也往往是工作之后觉得自己哪方面有所欠缺或者确定自己今后发展方向后再读。而且社会在筛选人才方面有更多的标准,用人单位在招人时往往依据岗位选择特定人才。比如德国很多企业,在招聘时并不对学历有特别要求,甚至一些记者、主持人岗位也并不要求学士以上学位,只要接受过相关培训,完成了实习就可以了。德国很多政客、议员也是高中毕业生。而如果能力不够,学历再高也常常会失业。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当出租车司机的大有人在。近年招工市场的统计曾披露,10名硕士、博士怕找不到工作对自己的文凭做了手脚,冒充学士、硕士找低薪工作。与传统国家相比,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对学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用人单位更多考量的是“本地相关专业经验”。不仅如此,在这些国家,各行业都有自己另成体系的准入资格考核,只有取得相关证书,才能获得在这一行业的就业许可,在加拿大,不但工程师、医师等需要这样的证书,一些冷门职业如针灸师和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职业如风水师也不例外。一般来说,在欧洲技工类岗位更注重报考人员的毕业院校,因为各个技工学校都与工厂企业有挂钩的实习协议,用人单位会根据学生所学专业、实习单位与本部门的相似性来决定是否录取。对于工程师一类的高技能岗位,则同时考察学生的学位与毕业学校,越是名校、学位越高的学生越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但欧洲对学历的要求也有例外,即企业或公共组织在选拔领导时,对于学位、毕业院校的要求会放到次要地位,主要考量应聘者以往的工作经历及业绩。以瑞典爱立信公司为例,该企业数万员工中,相当多的技工并没有学位,但又大多毕业于与爱立信公司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专门技工学校。绝大多数工程师毕业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斯德哥尔摩大学等名校。在爱立信公司的中高层领导中,学历状况就千差万别了,其中既有世界级名校的高材生,也有像盖茨那样中途辍学的创业者。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如果把人才比做一个金字塔,那么在金字塔底部的基础工作看重人的毕业院校,因为这部分人数量最大,更多发挥群体而非个体的作用,所以“依校选人”便成为多数用人单位的选择;在金字塔中间部分,毕业院校与学位同等重要,因为这一位置对技术含量的要求更高;而在金字塔顶部,学位、毕业院校的权重反而变低了,因为这是金字塔最重要的部分,综合能力才是最重要的。127984950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佚名环球时报127984950000011[]
“功名”———在解析中国人重视学历的现象时,外国媒体想到了词。而同样身处“功名化社会”的还有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长久以来,不少国家将学历比喻成“身份证”、“入场券”甚至“信用卡”,将个人的能力、人格和前途与学历挂钩。然而,过度的重视带来了学历的大幅贬值和社会的畸形发展。与亚洲国家在等级观念、考试文化、发展阶段上存在较大差异的欧美,学历虽然同样有效,但少了几分“霸气”,在一些重要领域,学历是让位于能力和工作经验的。学历在形式上虽然只是一纸证书,但人们对它的态度则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亚洲国家从古至今都重视“功名”中国人对学历的重视近来在世界媒体上引起不少议论。英国广播公司日前评论说,华人有崇尚“功名”的心态,因此对学历几乎到“迷信”的地步。因为在中国的职场,学历就好比古代的功名一样,是一张重要的“入场券”,而且社会对高学历人士的确另眼相看。《华尔街日报》18日的评论称,在中国,学历长期以来是决定许多人命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古代,中国官僚机构基本由科举考试的成功者组成。近代以来,高校尤其是顶级学府仍然是培育精英阶层的摇篮。其实看重学历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日本政坛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首相的宫泽喜一毕业于东京大学,最喜欢问别人毕业于哪一所大学,另一位前首相竹下登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就很被他看不起,他甚至带着揶揄的口气问:“你进早稻田大学时考试了吗?”没有上过大学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尽管有出色的政绩,但也常因为没有大学文凭而遭人嘲笑,乃至他当年因为洛克希德行贿事件出事以后,还有评论家称他就是因为“学历太低”才会做出此事。 韩国更是一个有着深厚学历情结的社会。一家求职网站曾进行过题为“在韩国成功的主要因素”的问卷调查,结果韩国男性认为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学历”,而女性认为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外貌”。不同学历之间的收入也明显不同。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高中学历的城市劳动者月均收入超过200万韩元,大学学历者超过300万韩元,而研究生学历则近400万韩元。相当于文凭每提高一个等级,月薪也会跟着平均增加100万韩元。在通常人们认为跟学历关系较小的行业,学历也往往被人为设成一道坎。韩国演技派演员李泰兰就曾透露,她因为是商业高中学历而遭到过电影公司拒绝。《朝鲜日报》评论说,韩国是一个如果没有像样的学历,就不被认可、不受尊重的社会。即使认可了某人的能力,但知道他的学历水平不太好后,就会在不知觉间改变看法。但是,以明片取人,根据毕业学校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乃至人格,将人程序化、等级化的社会问题很多。有韩国教授斥责称:“韩国大学发行的是被称为毕业证的身份证书,大学是身份判定机构。”在世界许多国家,高学历或名牌大学毕业同样是求职的重要砝码,有时候甚至为持有人带来身份认同的满足感。在印度,印度理工学院等名校毕业生最受大企业青睐,而去英美镀金则是上层人士的最佳选择,印度许多政府高官都是牛津、剑桥毕业的。在美国,公司招聘时如果遇到麻省理工学院这类名校的求职者,招聘人员有时会向上司专门强调一下。《环球时报》记者在德国多年,时不时感受到这个国家对学历的重视。一些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人,不仅名片上印着博士、硕士字样,就连自家门牌上都忘不了加上“博士”或“硕士”。而在写信、交谈中,对话者往往得尊称对方“某某博士先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世界知名大学的学位在许多国家都有助于敲开用人单位的大门。美国44位总统中有8人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根据猎头公司的调查,2004年以前入选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读的院校中,哈佛排在第一。西方国家更强调按需选人与中国蔚然成风的考研、考博热情相比,西方人在这方面要冷静许多,即使读也往往是工作之后觉得自己哪方面有所欠缺或者确定自己今后发展方向后再读。而且社会在筛选人才方面有更多的标准,用人单位在招人时往往依据岗位选择特定人才。比如德国很多企业,在招聘时并不对学历有特别要求,甚至一些记者、主持人岗位也并不要求学士以上学位,只要接受过相关培训,完成了实习就可以了。德国很多政客、议员也是高中毕业生。而如果能力不够,学历再高也常常会失业。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当出租车司机的大有人在。近年招工市场的统计曾披露,10名硕士、博士怕找不到工作对自己的文凭做了手脚,冒充学士、硕士找低薪工作。与传统国家相比,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对学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用人单位更多考量的是“本地相关专业经验”。不仅如此,在这些国家,各行业都有自己另成体系的准入资格考核,只有取得相关证书,才能获得在这一行业的就业许可,在加拿大,不但工程师、医师等需要这样的证书,一些冷门职业如针灸师和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职业如风水师也不例外。一般来说,在欧洲技工类岗位更注重报考人员的毕业院校,因为各个技工学校都与工厂企业有挂钩的实习协议,用人单位会根据学生所学专业、实习单位与本部门的相似性来决定是否录取。对于工程师一类的高技能岗位,则同时考察学生的学位与毕业学校,越是名校、学位越高的学生越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但欧洲对学历的要求也有例外,即企业或公共组织在选拔领导时,对于学位、毕业院校的要求会放到次要地位,主要考量应聘者以往的工作经历及业绩。以瑞典爱立信公司为例,该企业数万员工中,相当多的技工并没有学位,但又大多毕业于与爱立信公司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专门技工学校。绝大多数工程师毕业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斯德哥尔摩大学等名校。在爱立信公司的中高层领导中,学历状况就千差万别了,其中既有世界级名校的高材生,也有像盖茨那样中途辍学的创业者。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如果把人才比做一个金字塔,那么在金字塔底部的基础工作看重人的毕业院校,因为这部分人数量最大,更多发挥群体而非个体的作用,所以“依校选人”便成为多数用人单位的选择;在金字塔中间部分,毕业院校与学位同等重要,因为这一位置对技术含量的要求更高;而在金字塔顶部,学位、毕业院校的权重反而变低了,因为这是金字塔最重要的部分,综合能力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