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薪潮成制造业大国的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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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本报驻日本、韩国、德国、英国、加拿大记者  孙秀萍  莽九晨  赵毛兵  青木  纪双城  陶短房●王燕在增加民众收入的同时如何保持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一些制造业大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涨工资在这些国家都成为一个必然经历的阶段，但与此同时，这样的涨薪潮伴随着的几乎同时是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日本，民众收入曾经历了7年内收入翻倍的时代，当年的东京车展曾经和现在的北京车展一样火爆，但如今有人感慨当年涨幅过猛让日本失去应对危机的能力。韩国在汉城奥运会后最低工资调整幅度高达26%，而因此企业偏爱雇用临时工问题也困扰着韩国社会。在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制造业中，许多人也担心涨薪后会带来更多失业。对于这些制造业国家来说，在确保民众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如何推动制造业的转移和产业升级换代，尤其是确保社会公平、公正和贫富差距不至于被拉大，已经成为这些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大挑战。“那个时代很紧张，也很累”日本经过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以至于货币面值也不断加大，现在最大面额的日本货币以万为单位。据厚生劳动省公布的统计资料，日本法人企业的工资从战后到1990年，基本上呈增加状态，但是从1996年开始，工资增加出现钝化趋势。日本国税厅公布的《民间给予实态调查》称，民间企业的工资总额从1996年起出现减少倾向。1998年民间企业的工资总额为223兆日元，2006年仅为200兆日元。有专家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从1990年起，经济长期下滑，这让提高工资变得没有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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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汽车行业退居二线的开发顾问冈田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他当年经历的涨薪高潮时期，他称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参加工作，正好赶上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时期。当年工资的增长速度让他感到十分吃惊，比如他刚工作时的月工资大约20万日元，可两年后新入社员工的工资就有25万日元。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左右，他们的工资大约增长了3倍。这样的收入增长也迅速把日本带入了新的消费时代———“3C”时代。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car)、彩电(colorTV)和空调(cooler)。当年彩电、空调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月工资在20万-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东京举办的车展规模一届比一届大，展览时间也屡次被延长，到处充满了人群。不过，谈到现在回头对这一阶段的看法，冈田感慨说，“工资增长之后，人就会对金钱的感觉麻木，以前不敢买的奢侈品，如高档车、房子等都敢贷款购买。结果，一旦遇到泡沫经济崩溃，很可能无力偿还贷款了。为了还高额贷款，就不得不多加班。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活得很紧张，也很累。”这两年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人的工资状况更加困难，一些大企业也都出现工资下降趋势。一位在某媒体工作的日本朋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去年的奖金减少了30%，这是前所未有的。6月11日，日本公布了最新工资调查结果，20到50岁人中，有38.6%的人回答过去一年之间收入和支出之间出现赤字，而认为今后5年之内工资不会比现在高的人达54.9%。韩国曾经也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相当多的韩国民众的工资水平较低。据韩国工会组织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统计，在1982年，韩国城市家庭平均每月支出约为25万韩元，每个家庭平均有1.3个有收入者，而在同一年，所有制造业工人当中大约有一半人的收入在14万韩元或14万韩元以下。对于韩国工资迅速上升的时期，《东亚日报》记者河宗大回忆说，从1987年起，韩国社会要求进一步开放和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劳资矛盾也日益凸显，工人示威罢工时有发生，在这种大背景下，1988年韩国出台了《最低工资法》，明确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涨幅。从那之后，韩国的工人工资每年上涨10%至20%，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韩国主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最低工资上调率也较大，如1989平均上调了26.7%，1990年和1991年分别上调15%和18.8%。1997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后工资上涨幅度有所放缓，但最低工资标准也一直在上涨，如此次世界经济危机期间，韩国仍将2010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2.76%。涨薪潮让制造大国面临转型实际上，对于许多制造业国家来说，工业化起步是从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低工资、大工厂时代开始的，欧美如此，日本如此，后来的韩国、台湾等东亚四小龙等也都是这样。20世纪初，制造业国家的工资增长一度陷入停顿，出现了所谓“盖房子的买不起房子、造汽车的买不起汽车”现象。最初对于这种抱怨和抗议，企业家们持轻蔑和不予理会的态度，如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就曾公开宣称“造汽车的本来就不该买得起汽车”，引起工人的强烈抗议。但这种局面并未维持多久，很快许多企业主就发现，只有让人们的收入大幅度提高，让他们买得起更多产品，制造业所生产的大量产品才能获得更多的销路，整个制造业才能进入大量制造-大量销售的良性循环。曾经力主压低劳动成本、自称“终生反工会主义者”的亨利•福特，在开发“每个家庭都买得起”的T型车时，将工资标准不断提高。在上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由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过渡。与此同时，国民收入的提高也令劳动力成本上升，这迫使原先的欧美制造业大国迅速将产业升级换代。战后崛起的制造业大国日本，就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高达10%以上，最高时竟达16%。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日本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原先的制造业被转移到“四小龙”，而后者同样经历了这一阶段，1976-1978年是中国的香港、台湾人均工资提高最快的时段，分别达15%和16%，而新加坡自1979-1982年人均工资增长率连续3年超过20%。在韩国，自正式开始工业化的1970年至2003年的33年中，韩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从1.4万韩元增长到了约198万韩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资的迅速提高，削弱了许多韩国企业的竞争力。韩国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一方面致力于技术研发，另一方面也将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转移至国外，这同时导致韩国国内失业率增加。另外，在工人工资费用中，尤其是社会保险、医疗、工伤、雇用保险等费用大幅增加。韩国银行表示，截止到2001年，总劳动费用中薪水以外的费用所占比重为29.6%，比1985年的9.7%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这一比重不仅高于美国（20.6%）、日本（16%）、英国（15.5%）等发达国家，而且还高于竞争地区台湾（9.1%），所以韩国企业一般乐意使用临时工而不是正式工，以此减少劳动成本，临时工问题至今仍困扰着韩国社会。有经济学者称，随着制造业发展到一个瓶颈阶段，扩大市场需求的压力迫使制造业大国大幅提高产业工人、乃至全体国民收入，而这又势必造成劳动力成本提高，迫使制造业流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如果国家产业主体一直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民众的收入增长会陷入停滞。以美国为例，1979-2007年，占劳动力总数80%的非管理阶层就业者平均小时工资，竟只增长了0.1%。日本也不例外，后工业时代的日本，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已经下降到5%左右，1992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更几度出现负增长。</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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