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关系社会稳定中国农民工吸引世界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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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中国的春运1月11日才开始，而美国《华盛顿邮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国际大媒体早早地派出记者，到中国一些大城市的火车站进行采访。这次他们不是来“看热闹”，而是来“看门道”的。用BBC的话来说：中国的春运一直被看作世界上气势最宏大的移民行为，但今年卷入这场移民潮的农民工们，很多人在农历新年结束后不得不继续等待就业机会。失业问题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几乎折磨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但在外国媒体眼中，中国农民工数量庞大、流动性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他们功不可没，在当前情况下，他们的就业状况则成了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虽然中国农民工吃苦耐劳是出了名的，但外国媒体还是想搞清楚，他们能否承受住这次冲击，中国能否承受住这次冲击。中国农民工首次受到全球性关注以往，外国媒体对中国农民工的报道并不多，要么就是在春运时报道农民工买票难、坐车苦，要么就是在强调中国贫富差距大时以农民工的故事作为素材。这次，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农民工首次受到了全球性关注。1月8日，《印度时报》援引法新社消息，以“60万工人离开中国工业腹地”为题报道称，有60万农民工因出口萎缩和工厂倒闭，离开了华南工业腹地。1月7日，BBC报道称，由于农历新年比往年提前到来，目前在中国主要城市的火车站外，可以看到大批农民工在排队买票返回家乡过年。一位来自安徽、现年43岁的农民工李恒如（音）对BBC记者说，今年提前回家的主要原因是他失业了，原先工作的企业在经济不景气的大气候下已经倒闭。李恒如说，如果他要继续留在北京，他只能靠自己的积蓄维持短时间的生活，所以还是回家乡稳妥一些。英国《经济学家》分析说，对于在外务工的劳动者群体来说，当1月26日的中国农历新年庆祝完之后，失业压力将会转化为沮丧和不满情绪。对于这些在2009年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想要尽快妥善解决是很困难的。路透社1月6日的文章有些耸动地说，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将来自找工作困难的大学毕业生和失业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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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邮报》1月2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农民工回到了农村老家”的长文章。文章采访了从深圳乘火车返乡的姓邓的父子俩。文章称，几年前，老邓父子和上千万农民工一道拥向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为中国庞大的经济提供了向前的动力，但是现在他们却不得不重新返回自己的农村老家。很多人说他们回家同家人团聚一段时间后，将会再回到城市里碰碰运气。老邓说，如果他们待在家里务农，能够吃饱饭，但手里没有钱做其他的事情。他说，农民工的特点是自由和独立，尽管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相比之下，也有一些外国媒体从积极的层面解读农民工返乡所带来的变化。韩国《亚洲经济》报道称，农民工在大城市接触新思维和新技术之后回到家乡，他们带来的创业潮将引发当地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大变革。韩国学者建议进入中国的韩国企业关注中国农村这一新的消费趋势。美国彭博新闻社1月3日的报道以“当农民工失业时，中国大力促进农村培训”为题，称中国今年将加大力度在农村地区推进职业教育，以保证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失业后回到家乡时能够参加一些技能培训课程。对于海外媒体的各种报道和猜测，《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和该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侯若石。崔传义说，目前中国有2.3亿农民工，其中1.37亿农民工选择了外出就业。尽管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但返乡的农民工只是所有外出农民工的一部分。侯若石说，西方之所以认为中国农民工返乡会引起社会动荡，是因为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国情，经常拿本国国情和中国比较。西方人没工作就没有收入来源，只能领取政府救济，因此可能引起社会不安。但是中国农民工还有土地，维持基本生活问题不大。中国农民还没有完全摆脱自给自足的经济，因此基本生活不会受到根本威胁，“虽然局部的一些小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但是大面积的不稳定不可能发生”。凭借勤劳和吃苦精神，农民工被称为“中国改革时代的无名英雄”“中国改革时代的无名英雄”———在外国媒体中，给予中国农民工如此之高的评价并不多见。去年12月11日，法新社报道称，一位名叫程远（音）的农民工每天清晨6点钟起床，工作12个小时后才回到拥挤的宿舍休息。他在北京建筑工地上工作一天后已非常疲劳，根本不想再看什么电视节目，但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在运气好的月份，35岁的程远能赚到3000元人民币，这是其在几百公里以外河南老家所能挣到的两倍多。但是他在情感上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他每年顶多有两次机会见到十几岁的儿子。程远成年后一直是建筑工人，他不知道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法新社说，像程远这样的农民工，中国还有1亿多，他们生活贫困，希望能在繁华的城市里找到工作，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是中国改革时代的无名英雄。专门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经济学家拉塞尔·史密斯说：“说农民工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一点也不过分。城市居民今天的生活质量较之30年前大为改善，但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努力，他们很可能不会生活得这么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员维克多·李诺维奇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农民工有着超强的坚韧性，超强的生存能力，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只要有需要他们的地方，他们都可以在那里工作。中国农民工与独联体各国的劳工相比，更易于管理，但语言文化沟通相对比较困难，如果是外国雇主基本很难直接与之沟通，更多需要中介管道。因此，中国农民工在国外基本完全封闭于自己的小圈子，很少与外部沟通，这一方面使其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他们的基本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然而，仍有大批中国农民工在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周边区域进行农业种植，为俄罗斯大城市的超市提供稳定的蔬菜瓜果供应。同时，中国建筑队中的农民工也为大兴土木的莫斯科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经济衰退给中国农民工带来的影响不小。莫斯科计划中的世界第一高楼就是由中国工程队负责建设，但因为经济危机的冲击，工程已经被迫停工。在这种危机中，受第一波冲击的就是在城市中没有保障、没有归属感的农民工。李诺维奇说，中国应该给这支庞大的人海兵团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最重要的生活归属感。这支力量往往容易被社会忽视，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保护得好，它将是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如果没有得到保障，他们随时可以被各行业选择为第一牺牲对象。这个群体出现混乱，将有可能向外蔓延，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发展与秩序。希望中国的农民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善待，因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外界对中国农民工的了解并不多虽然中国农民工受到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真正了解他们的外国人并不多。一位印度朋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农民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不太一样。他有一次搬家，搬家公司派来的人是印度农村到城里打工的。这位老兄不仅迟到，而且一不留神就没影了。最让人生气的是，他把搬到半路的大衣柜放到了门口，把门堵了个严实。过了好长时间，这位工人才回来，一问，说是到喝下午茶时间了，自己找地儿喝茶去了。这样的状况肯定不会发生在中国工人身上。《环球时报》在非洲常驻的一位记者说，以农民工为主的中国工人在非洲是能干和勤劳的代名词。在马里、多哥、赞比亚的许多中资工厂，一开始以中国工人为主时，工作效率高，产品质量有保证，一旦碰上急单，只要肯支付加班费，中国工人都抢着上。后来按当地政府的规定，企业减少了中国工人比例，改用当地工人，工资成本下去了，但工厂效益也下去了。这是因为当地许多工人专业素质差，工作效率低，给再多的钱也不愿加班，说到罢工倒是挺来劲的。在当地人眼中，中国工人在罢工问题上总是拖后腿。他们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总能苦中作乐。在许多地方，中国工人自己种菜，不但自己吃，还拿到市场去卖，马里的萝卜、多哥的菜瓜，最初都是由中国人“炒作”起来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善于找野菜，还有些人善于打猎。记者曾听说，一些苏北地区的工人仅用绳子、树枝等简单工具，在一个月内捉住了五六头野猪，后来连当地猎人也来问他们野猪的“动向”。对于出国务工的中国农民工，当地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承认中国人能干、效率高，中国人多的工厂，秩序好、省心；另一方面，在不少地方，当地人埋怨中国工人太多、太能干、太肯干，结果让当地人找不到活，“不但钱让中国人挣了，连活也让中国人抢了”，许多摩擦都与此有关。</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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