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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在饕餮自由经济的盛宴

　　上个世纪后期，人类社会有三大重要事件：一是前苏联的解体宣告50年冷战的结束；二是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三是全球化的到来和国际合作机制的强化。这构成了一百年历经经济大萧条、世界大战、核对抗和军备竞赛以来，世界面临的最为乐观的主流形势。它们的任何一方面，都意味着更多的和平可能性、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稳定的发展机会。在军事方面，上述那些“利好消息”理应当带来军备竞赛的告一段落、军事对抗的减少和社会运行军事维护成本的降低。然而，我们等到的是世界冲突和军事矛盾的加深、军费开支的剧增，和直到今天骤然到来的世界金融海啸。

　　很显然，这一次全球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已不是单纯经济问题。在其中，美国的军事干涉主义拉动全球的巨额战争支出，成为扰乱世界经济链条的重要原因。

　　近30年来，是自由经济思潮的黄金岁月。自由经济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可以取代殖民时代的武力征服实现资本的有效流动。早在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就提出，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会减少民族社会为了获得财富去征服别国的行为。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资本和技术流动的同步增长，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参与世界市场经济改善生活水平，这些变化增强了和平竞争世界市场份额的好处，同时提高了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的经济社会风险和成本（苏珊?斯特兰奇）。

　　相比之下，是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更不愿意遵循这一社会规律，多数国家的顺从反而激发了他们滥用武力的统治欲。于是可以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型战事都是他们挑起的。自由经济的繁荣被用作于武装斗争的繁荣。

　　美国因素的战争经费暴涨

　　英国《卫报》网站2007年7月13日文章《金钱和军事》指出：从2005年开始，世界年度军费开支总和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2006年为1.204万亿美元），达到了东西方僵持的最糟糕阶段的水平。富裕国家是开支最大的国家。在2005年花费的1.1万亿美元中，八国集团占了7070亿美元。世界三大军事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波恩国际军工转产中心——进行的研究对这一惊人的趋势发出了警报。去年整个世界将超过2.5%的GDP用于军事开支，相当于平均每人支出184美元。全球军事开支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37%，军事和准军事部队的人数也从2680万人扩展到3100万人。美国的军事预算占了全球总量的几乎一半（1995-2004年美国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始终在3.0以上，最高达3.9）。由于发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它必须为全球新一轮军事冲突这一潮流承担主要责任。

　　民族认同运动的兴起和世界军火贸易的高额利润，造成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经常性的暴力活动。在同一时期，来自非国家组织和国际恐怖组织的威胁也增加了。这一切和美国政策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而如果再去看看世界上军事大国和军费开支增长大户，则不难发现他们军费开支高居不下，几乎全都有“美国因素”！即便那些没被美国插手直接制造军事紧张局势的国家，也是被美国军事科技革命的“战争广告”拖进了军费增长快车道。

　　价值观外交的失败和巨额学费

　　那么，在“冷战”之后美国为什么要维系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

　　从历史分析，早在“冷战”结束以前的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就认定国际上将出现一个不短的总体和平的发展机遇期，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改革，另一方面提出过“军队要忍耐”的军费缩减举措，为若干年后的富国强军战略积蓄了重要的力量。

　　这种发展机遇期在美国更为明显地存在着，而且拥有相当大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然而，美国领导人错误估计了市场经济的自身抗御风险能力，也错误估计了军事干预维护权威的代价。武备的过度投入既然能够拖垮前苏联的国民经济，也不会总是特别垂青于美国的华尔街。

　　西方以价值观外交操纵全球化潮流之中新的军事霸权，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二战”中欧洲战场如火如荼之时以及战争结束以后，就根深蒂固地坚持实现这一梦想，如迅速抛出“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及“麦卡锡主义”的泛滥等等。近30年，无论是总统里根，还是克林顿和小布什，都曾把向全世界推广美国价值观作为重要外交与军事核心。

　　说到底，在前苏联解体、美国实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重大胜利之后，他们没有减轻反而延续了对不同社会制度的敌意偏执，继续毫无必要地四处推广“美国意志”，特别是当这些举动得不到民众广泛理解时，便没有节制地动用武力以刺激竞选政治所需要的民众支持率。从这一角度看，“冷战”思维在美国政治中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并成为金融危机的潜在根源。

　　对于美国这些强势国家，全球化就是自身利益拓展——包括军事打击——的“合法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大国集团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世界性霸权的有力借口和有效途径。尤其明显的是，正是在全球化发展最为迅速的新近20多年里，美国将其军事力量扩张到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