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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定位与大国烦恼

　　萨科齐见达赖，既涉及一个西方政客迎合选民口味，又有没落帝国的对抗心理。换言之，如果达赖不是中国流亡者，或者不是今日中国的流亡者，他是没这么大心劲的。

　　观察萨科齐的举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今日中国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定位。强烈对抗本身也是一种承认，萨科齐和他的支持者绝不会为一个南太平洋岛国政府的指责气急败坏。做为有影响的国家，有人找麻烦很正常，不向你挑衅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同样道理，做为有影响国家，相应的国际位置是固定的，不断的外交纠纷并不影响这种固定位置。特别是一些具体事件的应急反映，表面热热闹闹，最多是一种国际影响力的外延。诸如中国外汇储备中欧元比例这种事关大局的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萨科齐执拗本身就是一种试图扩大影响而实现不了的缩影。也只有一个浮躁的国家元首才会做出三翻四覆的事情。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中国的发展已经是罕见的和平例证。绝大多数国家的衰落或发展，都伴随着血淋淋的过程。诸如前文提到的英法七年战争，事实上是一场全球范围的世界大战，最终确定殖民时期的大国是英而不是法。

　　一个有影响的国家，需要扮演相应的角色，承担相应的义务，国民与国家皆如此。大国有大国的负担，也有大国的委屈。这种成长的烦恼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