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本报赴金华、杭州、上海特派记者 邢晓婧】距离义乌市区20分钟车程的稠江街道五洲大道立交桥边,有一块占地总面积约17.85公顷的空地,采访当天义乌正下着毛毛细雨,工人们在雨中紧锣密鼓的施工。这里就是义乌崇山和平公园及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纪念馆所在地,建成后将作为中国细菌战历史的研究基地使用。工地旁边的小树林里藏着一个外表毫无特色的小亭子,但名字似乎泄露了玄机,它叫劫波亭。“劫波”,梵语,意为劫难。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里的人民到底经历了什么劫难?他们身上有哪些故事?带着种种疑问,《环球时报》记者日前走访了义乌、杭州和上海,试图还原历史,讲述历史见证者的昨天、今天和未来。
一抹黑烟毁了一个村庄
崇山村坐落在一片黄土坡上,北有浙赣线贯通南北,南有义乌江直通东海。村民大都姓王,是宋朝名将王彦超的后代。600多年来,崇山村民善用地利条件,开展多种经营,经济收入颇为可观,人口增长较快,二战初期就已经发展成丰饶富庶的大村庄了。然而,当第一个日本士兵踏上义乌土地时,崇山村的深重灾难便由此开始,义乌人民祈求宁静生活的美梦也戛然而止。1940至1942年间,日军731细菌部队及荣字1644部队曾在浙江宁波、衢州、义乌等地撒下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造成浙江中部地区鼠疫横行。仅义乌就波及10余个乡镇和95个自然村。崇山村的损失最为惨重,全村400余人发病死亡,20余户死绝,世代居于此的家园也被日军一把火烧个精光。
一个温暖的午后《环球时报》记者见到了幸存者王景云,88岁高龄的她听说有客人要来穿上了最时髦的人造皮草大衣,左右手各戴了2只金银戒指,略微稀疏的白发梳了又梳,还偷偷告诉记者其实她擦了粉。“日本人都没把我弄死,我更要好好活着的呀。”王景云说。王景云家原本是崇山村的大户人家,她上过私塾,读书多,人长得漂亮,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可这一切在1942年秋天全都变了。
“那天中午,一架日军飞机出现在村子西北角的天空上,开始我以为是来轰炸的,后来发现这架低空飞行的飞机飞得很慢,并没有扔炸弹,但是飞机尾部却喷出一条长长的黑色烟雾,在空中慢慢散开。”王景云说,“当时没声没响大家都没当回事,几天后村里开始出现异常。大白天硕大的老鼠跑出洞来,有的爬着爬着就死了,身体扭曲变形。没死的到处找水喝,喝完水就死了。所以水塘边,脸盆边,汤罐边的死老鼠特别多。9月份,一个叫王焕章的壮年男子突然高烧不退,满脸通红,腋下和腹股沟都起了大肿块,3天以后就死了。善良的村民帮他家人处理后事,不料他的家人先后出现同样的状况,7天之后全家死绝,去过他家的村民也陆续开始发病,全村人立刻恐慌起来,但已经太晚了。”
王景云家最终也未能幸免,原本人丁兴旺的家族,只剩下年仅15岁的她和哥嫂3人幸存下来。“我们也都发着40几度的高烧,头疼得厉害,淋巴结肿大,眼睛红红的,谁都照顾不上谁,我感觉我也活不长了。就这样一直挺了半个多月,竟然不治自愈了,真是命大啊!”王景云说,“可从那以后家道中落啊,哥嫂帮我说了户人家,我就早早嫁人了。”
劫波亭后方屹立着三面石墙,左右各摆着一个花圈,这是“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名单”,王焕章、王基法、王六妹、王樟有……包括王景云家人在内的1314名受害者的姓名和村名一一刻在石墙上。其中不乏“婴儿”“侄女”“老五”“小牛猪”这样的称呼,他们都是还没来得及起名就夭折的孩童。名单上的字迹有的退去了颜色,有的清晰可见,字体也略有不同,当地村民每年都会调查补充受害者名单,然后找工匠细心的把受害者的名字刻在对应村庄的下方,每个村庄的村民姓名统一写在一起。
佛门境地里的活体解剖
计划2017年竣工的义乌崇山和平公园园内将保留当年细菌战活体解剖事发地——林山寺。林山寺始建于乾隆年间1795年,供奉着崇山村人民的保护神。这里平时人烟稀少,可每年大年初一,前来烧香拜佛的人都络绎不绝。崇山鼠疫暴发后,为检验鼠疫病菌杀伤效果,采集病体器官制作标本,为更大规模的细菌战做准备,日军特意派军医来崇山村“救死扶伤”,“鼠疫病医疗所”偏偏设在了佛门境地林山寺。
王景云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时有日伪人员到村子里喊话,说太君要在林山寺给村里人打预防针,免费帮大家治病。很多村民不明真相,加上亲属病重又缺医少药,实在走投无路就都去了林山寺,可大多数人进了林山寺就再也没能出来。我亲眼看见我的伯母被日本军医挖出了心脏和一些淋巴结,用刀砍下一条手臂和一截腿,血淋淋地装进玻璃瓶里。还有比我大3岁的吴小奶,被活活挖出了心脏。有个叫张菊莲的听见吴小奶拼命喊“先生,我的病会好的,不用治疗!”,非常害怕,偷偷地从掏粪的洞里跑出来了,算是逃过一劫。
资料显示,在近两个月中先后被骗进林山寺的大约有40余人,除几个人侥幸逃离虎口外,其余均惨遭不幸。在林山寺的日本军医不但不给“病人”打针开药,反而直接砍手断足,剖腹挖心,既从尸体中采集标本,又拿活体做解剖,佛门境地沾满鲜血,俨然变成了日军的杀人屠场。“我这么大岁数啥也不求,就希望有生之年能等到日本人道歉的那一天。”王景云突然放声大哭,嘴里念着吴侬细语,似乎在倾诉旁人听也听不懂的悲痛往事。
幸存者的艰难调研
2007年,关于日本细菌战损害赔偿的审判在历经近10年时间、数十次开庭之后,被日本法院宣布“败诉”。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中国民间受害诉讼代表团团长王选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场官司还没完,中方将不间断地调查、收集资料,向东京法庭提交新证据,把官司一直打下去。收集资料听起来容易,实际操作起来需要付出的心血和努力超乎常人想象,不仅工作量大的惊人,还要具备和各种困难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协会副会长陈剑英对记者说,从事发时的1940年至今已经过了75个年头,绝大多数当事人、见证人都已过世,在世的老人也都年事已高,记忆不清,年轻人又对当年的情况了解甚少,这让调查取证变得越来越困难。还有,此前的调查是为了经济赔偿打官司而进行的,然而输掉官司赔偿无望让许多被调查者心灰意冷,不愿再配合调查,甚至出现抵触情绪不愿同调查人员交谈,提供相关情况。此外,从十几年前开始参与调查的多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在都已接近80岁高龄的他们很难像从前一样挨家挨户走访询问,体力和精力都跟不上。
这些在细菌战幸存老人傅自律口中也得到证实。自2004年起,傅自律就开始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自费寻访亲历细菌战的幸存者和其他日军的战争罪证,走遍金华地区附近的13个乡镇,118个村,实地调查幸存者及受害者家属3325人。“时间不等人啊,最怕幸存者等不到调查的那一天就去世了。”傅自律说,正是这种担心让他总是不自觉地要和时间赛跑,每天自带干粮和水,早上6点钟就出发了,有时候晚上10点多才能回来。通了公交车的村子他就坐车去,可是那种偏远地方的公交常常没个准点,赶不上步行几十公里回家也是常有的事。那时候农村通信不发达,没有手机,听到有消息就跑过去,大老远扑了个空是家常便饭。“我就想把历史真相记录下来,其他都是小事。”傅自律憨笑着说。
和《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原本定在下午1点半,但由于临时赶上高速公路因发生交通事故封道,3点才到达傅自律所在的金华老年大学。车刚驶入村口,就看见4位质朴的老人冲我们招手,他们就这样在冬日的寒风中等了1个半小时。为了更方便交流,4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把6张课桌拼在一起,各自座位的桌子上整齐的摆着笔记本和相关资料。傅自律说,“当年我走访调查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当地人不认我,总以为我是坏人,有的对我爱答不理,有的干脆把我轰走,还有的真把我抓起来了。我给他们看身份证也不管用,只好用这个来证明身份,比身份证还好用。”“这个”就是傅自律多年来一直带在身上的笔记本,旧旧的牛皮纸封面上印着“金华老年大学汤溪分校学习本”。“有时候我还用这个”,傅自律说着掏出一顶褪了色的帽子,上面印着“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救助基金”。但提起最近几年遇到的困难时,今年83岁的傅自律长叹了口气说,“老喽,现在身体吃不消了,没办法像以前那么拼了。”
医疗救助要深入到基层
细菌战虽然结束了,但它带来的恶劣影响远未散去。仅浙江金华一带就有700余名幸存老人因受到细菌战的摧残身体反复出现溃烂,淌着血水,异味刺鼻,伤口从未愈合,70年来生不如死。中华医师学会中国创伤外科医师分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主任医师陆树良看到这方面的报道后,主动联系王选,和上海的专家一道对受害者展开医疗救助工作。
怎么救?为什么几十年没人能治好的溃烂性疾病你们能治?对于《环球时报》记者提出的问题,陆树良说,伤口是外科领域里最基本的问题,正因如此并未受到重视。就好比外科医生开刀做完手术,通常由实习医生缝合伤口一样。关于伤口到底是怎么愈合的这个问题,我国医学院大学本科的教科书上现在都没讲清楚。如果不是专门从事伤口专业的医生学者,哪怕是位顶尖的外科医生也很难解释清楚这个问题。西方国家在80年代在伤口认识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受此影响,我国在90年代初期也开始重视这个领域,投入很多资金培养专业学者。我所在的团队得到国家支持,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
陆树良说,这些患者几十年来到处求医,表面治好了没多久又烂了,愈合又开裂,反反复复就在肌肉组织下层形成一片像木头一样的瘢痕,学名叫“纤维板”。因为这层板子的阻隔,患者无法吸收营养,所以治疗方法很简单,先把“纤维板”去掉,再做植皮。我们取下患者头部皮肤移植到伤口,完全看不出来。从去年12月初接收第1位患者到现在,有7人已经治愈出院了。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一个疗程一般是3至4周,平均每人费用约2万元,这笔钱目前由医院和民间组织分担。
陆树良介绍称,整个医疗救助工作分三个阶段:首先在上海免费收治30例病情最严重的患者,目的是重新唤醒患者治疗的信心;其次是通过远程眼镜,指导当地医护人员完成手术,因为患者数量多,且年岁已高,最好可以就近治疗;最后在当地深入普及这项“多快好省”的救助技术,考虑到跨行政管辖区域,希望政府部门能介入协调。陆树良说,虽然几率比较低,但痊愈的伤口也有可能再次溃烂。这就需要到当地深入宣教,教会当地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如何保护皮肤,如何换药,只要能保证卫生,一般不会复发。
关于“细菌战受害者”的提法,陆树良坦言,我们把他们称作“抗战时期遗留创面患者”,这些患者的伤口的确存在了六、七十年,但现在没有直接的医学证据能证明他们就是细菌战的受害者。简单的说,就是70多年过去了,从他们的伤口上已经找不到当年日军投放的细菌了。只能从日军在某个地区投掷炸弹后,该地区群体性暴发这种疾病的角度推测,这些患者有可能是当年细菌战的受害者。这一点也正是王选他们在诉讼中遇到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