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比尔·盖茨的女人:慈善第一夫人梅琳达
就在比尔·盖茨凭借727亿美元再度登顶世界首富宝座后不久,他的妻子梅琳达·盖茨也被《福布斯》评为2013全球十大“最具影响力女性”之一。
这个如今掌管着近400亿美元慈善基金会的女人,不但从一个首富妻子变成了慈善家,还把首富也变成了慈善家,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实干低调的“全球慈善界第一夫人”。
用“风驰电掣”来形容梅琳达·盖茨再合适不过了。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是出了名的“效率狂”。如果约定了某个采访,她迟到了10分钟,那她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弥补回来,哪怕用一种“赛马解说员”的语速回答你的问题。
奇怪的是,这丝毫不会影响她谈话间给人带来的优雅印象—恬淡、轻柔、从不咄咄逼人。就像她那一头看似没经过精心打理的浅棕色头发,随意地搭到她的肩部;可慢慢你就会发现,她全身上下散发出的气质和她选择的发型适合极了。尽管她完全雇得起全世界最好的造型师,可她选择的却是自己拿起酒店的廉价梳子。
每天捐出近500万美元
“过去十多年,让我见到了慈善带来的力量。”
梅琳达说,自己天生就是整日奔忙各处的命。可她只能“自认倒霉”:自从20年前嫁给了那个叫做比尔·盖茨的家伙,梅琳达就几乎没休过一天假。原因只有一个—作为世界上最有钱男人的妻子,掌管着世界上最庞大的私人基金会。要命的是,这个基金会还挂着她的名字。所以她知道,她多浪费一天时间,就可能意味着少拯救数以万计的人。
梅琳达·盖茨慈善界第一夫人
每天?数以万计?这一点都不夸张。有一个数字足以说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截至去年年底的总资金达到362亿美元。根据这个基金会的规定,其每年必须捐出5%的款项,也就是18亿美元,折合后即每天捐出近500万美元。这个数字足以解决数以万计人的温饱问题。要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还有超过10亿人处在温饱线以下。不仅如此,基金会目前还将资金投向艾滋病的防治、疟疾疫苗、妇女和儿童权益的保障等一系列慈善项目,目前已经捐出的金额累计超过百亿美元。
此外,梅琳达深知慈善在不同的地区和文化背景下开展的难度。不论在相对稳定的亚洲还是战乱频仍的非洲,基金会的项目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就是她和盖茨不断地在各国政府间游说和奔波。用他们自己的影响力,来增加政府对于慈善的投入。不过,对于需要庞大开支的慈善来说,哪怕是这个基金会的三百多亿美元,也只是杯水车薪。只有政府加大投入,才是一种有效的“循环机制”,才是源头的活水。而盖茨基金会最多只不过是引入的一汪清泉而已。
的确如此,不公平其实到处都存在,即使是在欧美,依然在保护儿童和妇女健康方面需要改善。每年有超过40万的妇女因为怀孕或生产过程中遇到健康问题而死去,这是一个令梅琳达吃惊的数字。因此,梅琳达觉得有必要将基金会帮助的重点,一部分转移到帮助妇女和儿童健康问题上来,其中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加强注射疫苗。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她整整投资了15亿美元,用于解决妇女和儿童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完全根除小儿麻痹症”、“预防疟疾”等一些非常实际的医疗难题。让她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努力已经颇见成效。2011年,小儿麻痹症在“重灾区”印度已经得到了控制;到2013年年底,这种曾经让孩子们饱受痛苦的病将会彻底根除。
“过去十多年,让我见到了慈善带来的力量。而且今后更长的时间内,我们将见到慈善所能发挥的更大的力量。”梅琳达说。
非洲蜜月后的慈善家
“我从未见过她这样,我们的确应该做点什么了。”
其实掌管基金会的过程,对于梅琳达来说,也是一次不断寻找正确慈善之路的冒险。在这条路上,她甚至也和自己的丈夫—基金会的另一管理人比尔·盖茨发生过分歧。
在盖茨的设想中,期望将基金会更多地用于科技和创新方面。因为比尔天生就是一个创新者,无论是早期的微软,还是后来的艾滋病疫苗研究,他总是试图用创新的方式来改变世界。用梅琳达的话来说:“他的头脑是二进制的世界。”
梅琳达当然也喜爱创新,否则她就不会在微软足足工作了9年时间,也不会认识比尔·盖茨继而成为其妻子。但她认为,要做慈善,仅仅依靠创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文关怀与文化积淀。技术仅仅是人类需求和欲望的辅助,但决不能成为主导。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琳达要把基金会的重点慢慢转移到妇女和孩子健康上的一个重要原因。“你能研发出最好的疫苗提供给这些妇女和孩子,但假设他们不愿意接种呢?你还是一事无成。究竟什么才能促使他们放弃犹豫?我现在所感兴趣的,正是什么能改变他们的行为。”
有这样的领悟,正是出自一个女性的敏感天性,况且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而她从小成长的家庭,同样带给她与生俱来的人文关怀。梅琳达来自美国得克萨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工程师。父亲希望梅琳达和其他3个兄弟姐妹都能够上大学,但上学的钱必须由他们自己去挣。“所以从中学开始,我每天都要清洁地板、擦洗烤箱以及割草。”这让她从小明白,生活来之不易。梅琳达至今还记得,父亲曾经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必须考上大学!这是在美国挣钱并活下去的唯一途径,不管将来你们选择什么生存式,但必须去考大学。”
所以,多年以后,梅琳达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她在成立盖茨基金会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贫困国家的一些大学捐助了大量计算机。
真正促使梅琳达下决心成立基金会的,是1994年的非洲蜜月之旅。他们从美国飞往刚果金,因为她非常喜欢野生动物,所以他们决定展开一次跟动物亲密接触之旅。一路上,梅琳达的确看到了几乎所有她喜爱的动物,但真正带给她冲击的,却远不止这些。在最后一天,他们看到了刚果金难民的悲惨生活—“街上所有的商店几乎都是关着的,人们买不到任何东西。妇女没有鞋,她们头上缠着巨大的发束,背在背上的孩子明显营养不良,用一种我从未看见过的眼神看着我。”梅琳达回忆,至今她仍然无法忘记那种眼神。“我无法忍受我们生活在西雅图如此安逸的家中,而遥远的非洲,却依然有人生活得那样艰辛。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多年以后,比尔·盖茨也偶然回忆起当天的情形:“梅琳达几乎用我从未见过的愤怒语气跟我说话,我从未见过她这样。是的,我们的确应该做点什么了。”
慈善界的第一夫人
“她才是为慈善事业而生的女人。这一点毫无争议。”
梅琳达自己恐怕也没有预料到,从1994年成立以来,盖茨基金会已经逐渐成为这个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慈善基金。
沃伦·巴菲特是迄今为止盖茨基金会的最大捐助者,他于2006年宣布,将向盖茨基金会捐赠市值高达300亿美元的股票。2010年,他们宣布,已经说服了超过40名美国亿万富翁成为盖茨基金会的捐助者,而且他们承诺将自己名下过半的财富无偿捐赠给慈善机构。美国人喜欢把这个“超级俱乐部”的组织称为“Giving Pledge”,意思是“捐赠誓言”。的确,男人的誓言“一诺千金”。这些亿万富翁都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上流阶层,也是清一色的男性—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星战教父”乔治·卢卡斯、石油大亨大卫·洛克菲勒……但请别忘了女性的力量。
“和这些大佬们在一起晚宴,是否感到有些不自在?”曾经有人这样问比尔·盖茨。
“当然不会,因为我们的晚宴,从来都是邀请他们的妻子一起参加。你永远都不知道,女人的决定因素有多么巨大。”
比尔一语双关。显然在这些女人中,梅琳达是顺理成章的“第一夫人”。她恐怕跟所有其他夫人都不同,因为只有她,才愿意将全部精力放在盖茨基金会的慈善事业上。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她也必须和男人打交道,而且都是声名显赫的亿万富翁。她可以为了说服一个富翁,打上无数个电话,或者飞行十多个小时。但她懂得和这些人的相处之道:“我的背景就是计算机,从杜克大学到微软,我的周围从来都是男人多于女人,所以这对我来说丝毫不算是问题。而且,我感到高兴的是,比尔现在和我并肩作战。”
相反,如果你把梅琳达扔在名利场中,和贵妇太太们打成一片,却反而会让她感到些许不自在。因为那些奢华的上流生活,从来都跟梅琳达沾不上边。“也正因为此,梅琳达才是为慈善事业而生的女人。这一点毫无争议,”《卫报》的著名专栏作家艾德·皮尔金顿这样写道,“如果让所有美国亿万富翁的妻子们不施粉黛地站在人流如织的纽约地铁站中,你也能一眼就认出梅琳达来。”
对于这份事业,梅琳达早就分析得很透彻:“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女王’,我们要做的只是催化剂的作用。无论是什么项目,我们都是伙伴之一,因为我们也需要帮助,无论是小儿麻痹、疟疾还是农业。和整个慈善规模比起来,盖茨基金会就是沧海一粟,太渺小了。政府才能发挥最主要的作用。”
她明白,这个使命是用超过20年的努力争取得来,所以她面对这份事业,有着超乎常人的执着,也非常珍惜自己所做的一切。有时她还得应对外面的批评甚至指责。
梅琳达用她独有的委婉而大度的方式回应抨击。甚至,她曾在某些场合感谢过类似这样的攻击:“感谢上帝,我们最终还是被这个社会所承认了。我们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一切的批评声我都听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声音让我受益匪浅。”
很多人都知道梅琳达有一个习惯—当她身处印度或非洲时,她总是会穿上当地妇女穿的鞋子,踱步走在大街上看看那里的风土人情:“在那里,我总是一遍遍告诉自己,我很幸运出生在美国。如果我出生在她们的国度,我会如何迈出自己的下一步?”
Melinda Gates
梅琳达·盖茨
1964年出生,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计算机系,后获得MBA学位,然后如愿进入曾经实习的微软,很快崭露头角,成为一个部门的主管。1994年嫁给盖茨后,做起专职太太,育有3个儿女。后与盖茨一起建立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慈善基金会,并担任主席。
“给全球女性赋权”
她认为,给女性“赋权”不是她的基金会可以为她们做到的事,而是要让女性自己赋予自己权力,她的基金会只能出一臂之力。她还坦言,慈善事业给她和家庭带来了深刻且有意义的改变。
Q:在全球各地救助赈灾的路上,有那么多女性曾和你分享过她们的个人故事。有没有哪一位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A:各地的女性都让我深受启发。她们卖力工作只为确保家人能活下去,但她们却依然乐观且不遗余力地要让未来变得更美好。每次游历回来,我都尝试着向其他人讲述我所遇到的每一位女性的故事,因为我深信,她们的故事,能给予其他人启发,一如这些故事给予我启发。至于有哪一位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绝对是我在肯尼亚的奈洛比外贫民窟遇到的玛丽安。当时我在一个社区中心和一群母亲在讨论为什么要避孕,玛丽安说:“在我怀上另一个孩子前,我希望将一切最好的都给到一个孩子身上。”
这句话成了我的“宗旨”,因为道出了我创立基金会的目的。我们都想给自己孩子最好的。我自己有3个孩子,所以对这句话感触很深。基金会与合作伙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像玛丽安那样的女性达到这目标。
Q:在全球进行的倡导活动已经成功强调了在女性身上投入的重要性。你认为下一步该怎么做来实现转变?
A:我认为,说“赋权”是最为贴切的。但有趣的是,给女性“赋权”不是我们可以为她们做到的事,而是要让女性赋予她们自己权力。不过我认为我们能出一臂之力。
其中一个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帮助为人母的女性接受和采用更新颖的方法去降低新生儿死亡率,像直接和纯母乳喂养,以及印度北部兴起的“袋鼠式育儿”等。据大量初步研究的数据显示,不需要什么新技术,单是这些方法,就能将1岁半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超过50%。真正采取行动的是妇女,但不可否认,要提倡,就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资金和政治推助力,这些倡导活动有赖社会资本支持才能取得成绩。这是可行的。
而且这种“赋权”还能反作用于女性社会地位的发展。一旦女性体会到思想转化带来的好处,比方说,她们知道如何控制何时怀孕或怎么做能增加孩子的生存率,她们便会感觉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拥有更多的权力,能让自己、家人和所生活的社区脱离贫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Q:你说过,那些政府和商界无法落实的发展方案,需要慈善家的支持。这是什么意思?你认为慈善家、企业和政府要如何合作解决全球卫生健康问题?
A:非洲农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多年来非洲农作物种植收成欠奉,非洲政府既没有资源,又没有能力试行新政,商界看不到潜在商机。但如果慈善家能承担当中部分风险,比方说,改良种子,然后政府便可把改良后的种子给农民大量分发。又或者慈善界可尝试通过发展信息系统等改善效率,商界或许会愿意进入这个市场。
Q:你认为我们在改善女性健康问题上,该集中在哪些方面?有没有哪些数据特别让你感觉警惕的?
A:去年我们设立的目标,要让全球最贫困国家的1.2亿名女性获得避孕用具和了解避孕方式,这就是我认为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去实现的。尽管改善女性健康这目标需要大量其他工作协助,但每与一位女性交谈,我就警觉一次,一次次意识到这问题是可以为改善女性健康带来质的改变。
Q:我们的文化非常强调“得到”,那么你从“给予”中得到什么?
A:我和比尔因为这个基金会得到了巨大的祝福。首先是婚姻上的,因为我们不但讨论慈善工作,还充满激情地互相支持。我们一起观察问题,并各自从中获益。另外,这让我们的家庭生活受益,因为我们会和孩子谈论如何去帮助人们,并让他们做出更多的实践,所以这些都深刻且有意义地改变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