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关系：化解挑战为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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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中美两国必须相信，即使在以特朗普为领导的新一届政府‘美国优先主义’原则下，中美关系依然会延续过去近40年的互惠、共赢、共生，且合作将继续深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日前发布的《特朗普时代的机遇、挑战与中国应对》报告称，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国优先”和“务实主义”来振兴美国经济和提高就业，然而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和重新谈判WTO未必是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选项。事实上，中美两国经贸、人文交往非常紧密，任何一方都难以毫不自损地切断这层联系。在特朗普就任之后，中美之间可以化挑战为更多合作机遇。双边贸易：共同利益的交集领域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1/3，人口的1/4，贸易总量的1/5。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活动构成了全球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同时中国是美国除加拿大和墨西哥外（NAFTA）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之际，中国能够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进一步反映经贸是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交集最多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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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何宁认为，贸易的持续增长反映的是两国在经贸上的互利需求，不是中国一方做得好，也不是美国一方做得好，而是双方按照自己的意愿互动的结果。总体形势不会因为两国领导人的变更而发生大的变化，因为大选并没有改变世界经贸总体的格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1月份发布的《中国执行世贸组织承诺2016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来取得成效。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2015年达1160亿美元，自中国入世以来增长了505%，中国也由此成为美国在北美之外最大的货物出口目的地；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达480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802%。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5583.9亿美元，比两国建交之初的不足25亿美元增长了200多倍。双边贸易给两国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带来了巨大利益。“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停止与中国的贸易，哪个国家可以填补1500多亿美元的出口贸易损失。”CCG报告称，事实上，随着中国继续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中美贸易给美国蓝领带来的竞争压力将减小，中国对美国服务进口和高端制造品的需求将增加，中美贸易将更有益于美国的就业与经济发展。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不像特朗普所说的会导致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把美国就业问题简单归咎国际贸易有失偏颇。CCG高级研究员何伟文表示，2008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的年份是2009年，依照上述推断，制造业就业当年应该相应增加，而实际却出现了制造业就业减少的情况。而且，美国制造业就业在1970年~1976年即已减少64.5万人，但美国贸易逆差总体上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CCG报告认为，导致美国就业减少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自动化水平的提高。物联网、虚拟现实、大数据、云计算和3D打印等概念式新科技正越来越多地进入日常和商业应用，许多工作环节被自动化所取代。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制造业提供的工作岗位自1996年到2006年减少了300多万，下降18%，该期间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却上升了15%。“不论美国是从中国进口还是出口，都为美国创造了就业岗位。”CCG报告称。美国商会2013年赞助的一项研究估计，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支持了美国270万份工作。另据美国国际贸易署统计，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与服务出口达1650亿美元，是2005年的3倍，在2015年支持了91万个就业岗位。FTAAP：倡导“更公平”的21世纪规则经过入世后15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美国位列第二。“与贸易格局日新月异的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边贸易规则在1994年后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贸易新领域尽管体量巨大，却没有统一通行的规则。”CCG报告如是指出。当全球价值链成为越来越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模式，单纯降低关税已不足以改进价值链的效率。贸易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认为，21世纪的供应链通过“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被编织在一起，适时地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带到顾客家门口，有赖于货物、人员、创意和投资的不间断双向流动，对以上任何一种流动的干扰都会成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壁垒。中美两国地处世界贸易最活跃的环亚太经济圈，这里既有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也有最活跃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还是世界最大的区域市场。自2008年以来，中美两国都在本区域努力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由美国推动的自贸区，其12个创始成员分布在环太平洋的各个地区，同时包括了制造业大国和资源大国，TPP协定的30章文本内容包括了多个边境后规则和21世纪议题，同时在货物贸易领域设定了零关税最终目标。特朗普上台后宣布退出TPP，此举对相关成员方推进自贸建设的影响尚须观察。中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RCEP）中最大的经济体，RCEP自贸区有更明显的东亚特色，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东亚生产网络和本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循序渐进和照顾各方舒适度的特征。TPP和RCEP都堪称“迷你WTO”的超级自贸区，都被认为是通往亚太自贸区的途径。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佩特里等研究人员的建模分析，不论RCEP还是TPP，释放的经济红利都远小于亚太自贸区。对中国而言，亚太自贸区（FTAAP）所带来的收益是RCEP的2.7倍；对美国而言，FTAAP带来的收益是TPP的2.5倍。且亚太自贸区的模拟计算显示出显著的贸易量增加，其原因在于中美共同参与自贸区产生的溢出效应。“作为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来共同推动亚太自贸区，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双边投资：彰显“外溢效应”投资往来也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进了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为美国的全球化布局铺设了道路。据《中美双边直接投资25年全景图》报告引述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1990年～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FDI）存量为75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数据为700亿美元，荣鼎咨询通过对这25年间1200多笔交易统计，得出美国对中国FDI存量几乎超过了2300亿美元。同一时期，据BEA分析，中国在美国的FDI存量为150亿美元（若按最终受益方的方法计算为208亿美元），中国商务部记录到的数据为410亿美元，差异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商务部统计的FDI流出数据由不同单位汇编而来，但与美国官方的总趋势一致。而据荣鼎咨询统计，中国在美国的FDI金额已达到640亿美元。美国来华投资早期寻求的是劳务、土地、环境保护等更低的制造业成本，随着中美两国投资实践愈加成熟，如今投资活动更多以消费者为导向。例如，苹果在中国组装手机再输往美国市场，沃尔玛在中国采购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美国民众生活需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在华美资企业的母公司遭遇困难，但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却获利丰厚，从而支撑了本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华美资企业提供的服务业营业额近些年大幅度提高，最近可统计到的数据是2013年总额达到43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相对起步晚，但近10年来迅速增长，2015年首次超越了当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年流量从2005年的不足3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5年的15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也发展为寻求技术、人才、提升品牌等无形资产，并追求资金回报并靠近当地消费者以巩固市场相结合的多种战略价值组合。中国投资促进美国就业的作用渐获美国各界人士肯定。2016年3月，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来到当地一家中国人投资的工厂演讲——希望能将福耀集团在美国投资的做法进行推广，以此作为自己总统竞选的筹码。福耀集团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视，是因为2014年以来，该公司在美国投资了三处工厂，创造了数千个工作机会。2014年年初，福耀集团投资5亿美元用于在俄亥俄莫瑞恩市废弃的通用汽车厂房上新建的汽车玻璃制造厂，同年8月与美国PPG工业公司完成伊利诺伊州芒山市的工厂产权交接，该项目总投资已逾4亿美元。目前已开始翻新的密歇根Plymouth的工厂预计2017年年底启用，将会在那里投资1亿美元。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计划在2017年年底以前完成总值10亿美元的投资。至此，福耀集团在俄亥俄的工厂已雇佣2000名员工，在伊利诺伊已有250名员工，在密歇根预计雇佣至少1000名员工。福耀的进驻不仅为美国汽车玻璃业金融危机后的产量不足缓解了燃眉之急，还对所在地区多家公司倒闭导致的连年高失业率带来了改变。荣鼎咨询的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FDI）累计为中国带来超过160万的工作岗位。中国公司在美投资虽然发展较晚，但增速快，短短5年时间为美国创造了超过9万的就业机会。跨国公司：中美关系“稳定器”最近中国企业界的关键人物先后于特朗普正式就职前见面，涉及到的合作项目进一步表明中美经贸合作是两国关键利益所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1月9日与特朗普会见时表示，阿里巴巴将在未来5年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通过其平台帮助美国中西部的小型企业及农户把农产品和美国服务销售到中国和亚洲。随后阿里巴巴通过推特发文称将帮助美国向中国的3亿富裕人群出口商品。特朗普也表示将与马云一起在美国做大事。马云侧重支持美国中西部的小企业的举措，正好契合特朗普希望增加美国就业的目标。特朗普本人及其政治伙伴对中国商界认识友好、热情的态度，与其中国政策的咄咄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这早有先例。自1997年起，每年国会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进行投票前，都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力量为中国“摇旗呐喊”，帮助中国成功获得最惠国待遇，直到2000年获得永久贸易贸易地位。这支队伍由数百家美国跨国公司组成，包括三大汽车公司、嘉吉（食品）、通用电气、卡特彼勒，为首的波音公司甚至调动了近20万名员工参与其中。有报告估算，美国企业为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游说、政治捐款和广告花费超过1.1亿美元。CCG报告认为，中美两国的跨国企业在特朗普任内还将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帮助中美关系化解矛盾，促进互惠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合作新亮点在竞选总统过程中，特朗普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其未来施政框架主要内容之一，预计规模达5000亿～1万亿美元。CCG报告指出，中国作为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国，特朗普政府任内，基础设施合作有望成为中美合作一大亮点。当前，美国许多公共设施严重老化，在运铁路里程不断缩短。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基础设施评级仅为“D+”，ASCE估测将美国基础设施改善至良（B）的花费为3.6万亿美元，较现有计划资金有45%的缺口。其中，仅“公路、桥梁交通设施”一项就有8500亿美元待提供资金，“学校”一项则还需额外的2700亿美元。美国公共资本包括来自联邦政府和州及当地政府的投资，但其中主要部分（93%）来自州政府和当地政府，近些年州政府与本地政府的基础设施开支已降至GDP的2%左右，仅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峰值的2/3。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多层次的优势：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近年来中国形成了一批具有雄厚设计、施工、管理能力的企业。2015年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显示，共有65家内地企业入围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铁路建筑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集团包揽了世界前四大工程承包商。其次，中国拥有3万亿美元上下的外汇储备，并在近些年越来越多地用于境外基础设施投资。2014年，中国为新设立的“丝路基金”提供了4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中国认缴500亿美元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促进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2015年，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为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设立100亿美元的专用基金。此外，中国还有非常强大的建筑机械、装备制造行业和产量巨大的钢铁、水泥等建材行业。事实上，中国企业希望进入美国基础设施市场为时已久。1990年至2015年，中国对美在交通运输与基础设施行业的直接投资为1.79亿美元。中国远洋海运和中海集运最早进入美国市场，中国建筑总公司等也通过并购等方式扩大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虽然受未能获得港口设施等资产的所有权以及受美方事关国家安全的政治顾虑等影响，在此领域中国对美投资仅占同期总投资额的0.3%，但中国通过数以百计的基础设施项目积累的经验和技术为与美国未来的合作积累了实力。如2015年，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等几家铁路企业成立了中国铁路国际（美国）有限公司，准备参与美国加州高铁的竞标。CCG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为中美两国带来很好的合作机遇，一方面为美国带来就业并改善基础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为中国的外汇投资和建筑、建材、工程装备带来新的增长点。人文交流：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大融合每天有2万多人跨越太平洋，旅游、留学、移民和华商等构成了中美之间全球规模最大的人文交流，形成了很大的集成效应。CCG报告称，人文交流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增加了稳定和成功的可能性。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境客源国和第一大境外旅游消费国。据美国官方数据，2013年共有180万中国公民前往美国，大部分为赴美旅游和留学，为美国经济作出了211亿美元的贡献，同时为其增加了10.9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中国游客在美总消费达98亿美元，占美对华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近30%。2014年美国实行为商务和旅游活动的中国公民颁发有效期最长为10年的多次入境签证，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赴美旅游。2015年中美双向旅游规模再创新高，超过450万人次。CCG报告指出，中美在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与合作，尤其是在旅游资源丰富的省和州的二三线城市，对于特朗普所关切的提升就业有非常有效的推动作用。随着教育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大，中国已连续七年成为美国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连续四年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来源国。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把优秀的留学生留下来是解决人才短缺的便捷途径，尤其是高科技人才。在移民方面，美国也是中国海外移民的首选目的国。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站数据，2013年美国共颁发绿卡990553张，中国在获得美国绿卡的移民来源国中（不含港澳台）排第二位（7.2%），即当年约有7万多人移民到美国。2000年至2014年，约有97.9万中国大陆公民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美国发放给中国公民的投资移民签证，为人才与资金的跨国流动提供了一条顺畅的渠道。与迅猛增长的投资移民相伴生的是在美华商的增加。与全球6000万华侨华人一样，共同的血脉、文化、语言和情怀让美国华商形成了巨大的商业网络。不同的是，美国华商更具有高科技和创新的优势，其中不少是以硅谷为开创地的华商企业，这些优势也可以转化为中美在理念创新和科技研发等方面的合作。CCG注意到，当前适逢特朗普推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随着华商企业在美国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华商在中美双边投资和合作方面纽带作用的发挥迎来了历史机遇。各州政府：增进美中关系的天然盟友美国是一个由50个州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州政府拥有包括公司法、州税、财产法规等许多经济政策的立法权。美国多个州政府由于选民对华经济利益紧密，常常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如中国是艾奥瓦州、俄克拉荷马州、北卡罗来纳州、伊利诺伊州、堪萨斯州等地最主要农产品出口目的地。相对于联邦政府，关注对华经济往来的州政府更容易成为中美关系的“天然盟友”，来自于传统农业州的参议员也更倾向于支持中国。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大卫·蓝普顿表示，州政府更关注经济问题，在投资审查等问题上，州政府、地方政府、国会中来自各友好州的议员都存在许多潜在的“亲华派”。CCG特邀高级研究院霍建国也认为，美国在指责中国“不公平竞争”时应该看到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有支撑作用。联邦政府不够积极的话，美国不少州政府仍会很积极地拉拢企业一起来投资。中美省州长论坛自2011年以来已举行三次。第三次中美省州长论坛于2015年9月举行，时任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等六位中国省级地方首脑与华盛顿州州长周杰伦、加州州长杰里·布朗等美国五位州长在西雅图进行了有关清洁能源的讨论。论坛为中美省州领导探讨投资、能源与环境、人文交流、旅游、教育、文化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一个务实合作的平台。类似的机制可为中美双边关系建立更稳固的联络渠道。中美合作：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2015年12月12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COP21）上，195个国家和地区一致通过了《巴黎协定》。2014年11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巴黎协定》得以成功的转折点。《声明》不但首次宣布了两国的2020年后气候变化行动目标，还体现了世界第一、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多项新共识：两国首次将气候变化视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首次将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减小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分歧，在政治层面达成了共识。CCG认为，《巴黎协定》说明中美两国有合作意愿，将共同打造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尽管“美国优先”可能意味着美国将越来越少地为“搭顺风车”的行为买单，但是中国对参与全球治理意愿的提升，以及中国经济政治实力的提升，为中美共担全球事务的责任和代价提供了可能。中美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援助、维和行动等领域有良好合作基础，可作为探索未来合作的平台。中国应积极鼓励美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同参与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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