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J8sG world.huanqiu.comarticle李光耀:富国创奇迹对华显远见/e3pmh22ph/e3pn61ka0作为“新加坡国父”、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的战略家,李光耀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他不仅引领新加坡实现了繁荣发达,对国际问题也有着独到见解,不乏睿智之见。笔者2004年有幸见到来华访问的李光耀先生并获其亲笔签名。从笔者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来看,李光耀身上既有政治家的大智慧,也有普通人的真性情。立国有功、富国有术、治国有方李光耀是新加坡“国父”,可谓立国有功、富国有术、治国有方,这是外界之所以推崇他的根源。首先,李光耀是把新加坡从英国统治下一小块殖民地引领到独立建国道路上的最大功臣。新加坡开埠以来,曾长期经济落后。二战期间,新加坡一度被日本占领。目睹新加坡人遭受的苦难,青年李光耀逐步萌生了反帝反殖民思想。在英国留学期间,他曾参加马来亚学生团体,研读社会主义著作。留学归来后,他创办律师事务所,为工会担任法律顾问,积极为工人争取权益,并自创人民行动党,成为新加坡独立运动的带头人。在引领国家争取独立的道路上,李光耀曾出于国家生存的考虑,尝试与马来西亚合并,但未获成功。不过,这段曲折反而促使他更加坚定、自信地去打拼,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世界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新加坡终于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富国有术,主要体现在李光耀对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和世界发达经济体功不可没。今天的新加坡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基础设施发达,人民生活富足。但在刚刚独立之时,新加坡贫穷落后、百废待兴。李光耀主政的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正是新加坡发生质变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李光耀凭借其敏锐的判断,紧紧抓住了新一波工业化浪潮,提出了工业化战略、贸易战略和民本战略,从而为新加坡夯实了立国之本。所谓工业化战略,就是积极推动新加坡石油加工提炼、电子、船舶制造等工业发展,使新加坡迅速成为东南亚工业中心之一。所谓贸易战略,就是紧紧依托新加坡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区位优势,坚持贸易立国、靠海致富,将海上贸易的触角伸向全球,造就淡马锡控股集团的经济奇迹。所谓民本战略,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经济成果分享给社会大众,做好兼顾公平与效率。治国有方,则集中体现在新加坡廉洁高效、严谨有序的“软环境”上,这与李光耀的不断思考和设计密不可分。李光耀有西学背景,对西方生存法则了如指掌,清楚所谓选举政治、街头政治、“言论自由”的背后奥秘。针对西方媒体宣传的“自由选举、政党轮替”,他常告诫新加坡公民要“想清楚”,不要在选举政府时犯迷糊。为此,有人指责李光耀“家长作风”“自作聪明”,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出于公心,他的经历和站位使得他毕竟要比常人看得更为全面一些。兼收并用儒、法、道思想李光耀也是东方文明的继承者,他的中文虽然生疏,但他对中华文化的底蕴可谓心有灵犀,儒家、法家、道家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李光耀的“精英治国”理念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他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由有高度智慧、高度专业化、高度献身精神的国家精英、业界贤才和社会贤达来担当,并非等闲人凭着满腔热情就可做到。相反,如果放任资质一般、水平一般甚至不通时务的人来管理国家,则无异于败家舍业。因此在他看来,给予这些精英以超出常人的高薪酬,实为自然;治理国家需要集中注意力,因此对有些社会舆论的不同声音“不听也罢”。法家思想在李光耀身上集中体现为“尊崇法治”。李光耀律师出身,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思想深入内心。李光耀本人就是按法律办事的带头者。据统计,李光耀以个人名义控告媒体“诽谤”的官司,从1965年至今已多达20多件,且全部都以李光耀胜诉告终,如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专栏作者鲍林就曾因诽谤李光耀而支付赔偿金并公开道歉。外界常常惊讶于李光耀的“大动干戈”,而正是他的身体力行,提升了公民的法律意识,为新加坡树立“法治之风”带了好头。李光耀的法治思想,还体现在他重手治贪、毫不留情的手段。在新加坡,政府对公务员的监督极为严格,直接向总理负责的反贪局成为李光耀重手治贪的利器。道家思想与李光耀的契合点在于他的“适度放手、急流勇退”。李光耀67岁时宣布辞去总理职务,转而担任内阁资政。虽然有人指责他“退而不休”“垂帘听政”,但他毕竟有勇气不当“千年总理”。2011年,年近九旬的李光耀宣布退休,基本上不再过问国事。对华的洞见、敏锐、务实李光耀在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上有自己的章法,具有鲜明的“李光耀特色”,表现出卓尔不凡的洞见性、先人一步的敏锐性、脚踏实地的务实性。李光耀的洞见性,体现在他很早就预见到中国的崛起。早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尚处于政治动荡年代,他就曾说过中国未来终将拨乱反正,重新恢复昔日的辉煌。中国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后,李光耀又表示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多年来,他一直坚持每年都要到中国来一趟,以便时刻保持对中国的最新感知,因为“中国太重要了”。李光耀的敏锐性,体现在新加坡对华合作方面总是先人一步、引领方向。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开办工业园区的国家,带动外资到中国投资设厂,推动了中国最初一轮改革与发展。进入21世纪,新加坡转而在中国开办生态城、科技城,再次助力中国经济的转型。当前,新加坡又敏锐地感知到中国改革的脉搏,加速与中国中西部发展和金融接轨,提出将新加坡打造为继香港之后亚太地区第二个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李光耀的务实性,体现在他始终关注新加坡对华经贸合作。他坚持认为,不论其他领域关系如何,对华经贸合作是新加坡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和深化的。事实上,新加坡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外来投资国。在对华经贸合作方面,新加坡在规模上也许不是最大的,但其层次绝对是最深的。3月23日,91岁的李光耀与世长辞。这一次是他永远的谢幕,但他兼具东西方价值观的思想仍会在现实世界引起共鸣。(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1427145608000责编:千帆光明日报142714560800011[]
作为“新加坡国父”、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的战略家,李光耀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他不仅引领新加坡实现了繁荣发达,对国际问题也有着独到见解,不乏睿智之见。笔者2004年有幸见到来华访问的李光耀先生并获其亲笔签名。从笔者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来看,李光耀身上既有政治家的大智慧,也有普通人的真性情。立国有功、富国有术、治国有方李光耀是新加坡“国父”,可谓立国有功、富国有术、治国有方,这是外界之所以推崇他的根源。首先,李光耀是把新加坡从英国统治下一小块殖民地引领到独立建国道路上的最大功臣。新加坡开埠以来,曾长期经济落后。二战期间,新加坡一度被日本占领。目睹新加坡人遭受的苦难,青年李光耀逐步萌生了反帝反殖民思想。在英国留学期间,他曾参加马来亚学生团体,研读社会主义著作。留学归来后,他创办律师事务所,为工会担任法律顾问,积极为工人争取权益,并自创人民行动党,成为新加坡独立运动的带头人。在引领国家争取独立的道路上,李光耀曾出于国家生存的考虑,尝试与马来西亚合并,但未获成功。不过,这段曲折反而促使他更加坚定、自信地去打拼,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世界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新加坡终于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富国有术,主要体现在李光耀对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和世界发达经济体功不可没。今天的新加坡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基础设施发达,人民生活富足。但在刚刚独立之时,新加坡贫穷落后、百废待兴。李光耀主政的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正是新加坡发生质变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李光耀凭借其敏锐的判断,紧紧抓住了新一波工业化浪潮,提出了工业化战略、贸易战略和民本战略,从而为新加坡夯实了立国之本。所谓工业化战略,就是积极推动新加坡石油加工提炼、电子、船舶制造等工业发展,使新加坡迅速成为东南亚工业中心之一。所谓贸易战略,就是紧紧依托新加坡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区位优势,坚持贸易立国、靠海致富,将海上贸易的触角伸向全球,造就淡马锡控股集团的经济奇迹。所谓民本战略,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经济成果分享给社会大众,做好兼顾公平与效率。治国有方,则集中体现在新加坡廉洁高效、严谨有序的“软环境”上,这与李光耀的不断思考和设计密不可分。李光耀有西学背景,对西方生存法则了如指掌,清楚所谓选举政治、街头政治、“言论自由”的背后奥秘。针对西方媒体宣传的“自由选举、政党轮替”,他常告诫新加坡公民要“想清楚”,不要在选举政府时犯迷糊。为此,有人指责李光耀“家长作风”“自作聪明”,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出于公心,他的经历和站位使得他毕竟要比常人看得更为全面一些。兼收并用儒、法、道思想李光耀也是东方文明的继承者,他的中文虽然生疏,但他对中华文化的底蕴可谓心有灵犀,儒家、法家、道家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李光耀的“精英治国”理念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他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由有高度智慧、高度专业化、高度献身精神的国家精英、业界贤才和社会贤达来担当,并非等闲人凭着满腔热情就可做到。相反,如果放任资质一般、水平一般甚至不通时务的人来管理国家,则无异于败家舍业。因此在他看来,给予这些精英以超出常人的高薪酬,实为自然;治理国家需要集中注意力,因此对有些社会舆论的不同声音“不听也罢”。法家思想在李光耀身上集中体现为“尊崇法治”。李光耀律师出身,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思想深入内心。李光耀本人就是按法律办事的带头者。据统计,李光耀以个人名义控告媒体“诽谤”的官司,从1965年至今已多达20多件,且全部都以李光耀胜诉告终,如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专栏作者鲍林就曾因诽谤李光耀而支付赔偿金并公开道歉。外界常常惊讶于李光耀的“大动干戈”,而正是他的身体力行,提升了公民的法律意识,为新加坡树立“法治之风”带了好头。李光耀的法治思想,还体现在他重手治贪、毫不留情的手段。在新加坡,政府对公务员的监督极为严格,直接向总理负责的反贪局成为李光耀重手治贪的利器。道家思想与李光耀的契合点在于他的“适度放手、急流勇退”。李光耀67岁时宣布辞去总理职务,转而担任内阁资政。虽然有人指责他“退而不休”“垂帘听政”,但他毕竟有勇气不当“千年总理”。2011年,年近九旬的李光耀宣布退休,基本上不再过问国事。对华的洞见、敏锐、务实李光耀在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上有自己的章法,具有鲜明的“李光耀特色”,表现出卓尔不凡的洞见性、先人一步的敏锐性、脚踏实地的务实性。李光耀的洞见性,体现在他很早就预见到中国的崛起。早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尚处于政治动荡年代,他就曾说过中国未来终将拨乱反正,重新恢复昔日的辉煌。中国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后,李光耀又表示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多年来,他一直坚持每年都要到中国来一趟,以便时刻保持对中国的最新感知,因为“中国太重要了”。李光耀的敏锐性,体现在新加坡对华合作方面总是先人一步、引领方向。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开办工业园区的国家,带动外资到中国投资设厂,推动了中国最初一轮改革与发展。进入21世纪,新加坡转而在中国开办生态城、科技城,再次助力中国经济的转型。当前,新加坡又敏锐地感知到中国改革的脉搏,加速与中国中西部发展和金融接轨,提出将新加坡打造为继香港之后亚太地区第二个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李光耀的务实性,体现在他始终关注新加坡对华经贸合作。他坚持认为,不论其他领域关系如何,对华经贸合作是新加坡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和深化的。事实上,新加坡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外来投资国。在对华经贸合作方面,新加坡在规模上也许不是最大的,但其层次绝对是最深的。3月23日,91岁的李光耀与世长辞。这一次是他永远的谢幕,但他兼具东西方价值观的思想仍会在现实世界引起共鸣。(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