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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波茨坦无忧宫的中国茶亭

　　“百万先生”揭开“中国神话”序幕

　　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最早的交流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来自中国的丝绸布料已成为希腊贵族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奢侈品，中国也因此在欧洲获得了“丝之国”（“赛里斯”）的美名。在悠长的历史年代中，古代中国的典籍、火药、炼丹术、造纸术、航海术、雕版印刷术、建筑技术、医学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法国学者莫里斯·罗宾曾这样写道：“在古代欧洲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无所不在。”

　　欧洲大陆这阵“中国风”的唤起者当属13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1275年，威尼斯商人之子马可·波罗随同父亲和叔父万里迢迢到达中国，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1295年回国后，把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东方见闻录》（又译《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录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社会生活、政治、物产等情况。此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一股持久的“中国风”，中国被当时的欧洲人视为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国家”。

　　马可·波罗在他的《东方见闻录》中总说中国有“百万这个”、“百万那个”，他因此获得了“百万先生”的绰号。许多著名的探险家，如哥伦布，在读了这本书后，开始扬帆找寻马可·波罗为他们描绘的遍地是黄金的中国。

　　16世纪以后，带着对古老中国文明的憧憬，大批西方传教士离别故土，踏上了寻找中国的旅程。这些来华传教士成为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交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如向中国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的张诚、白晋等。在这些来华传教士中，有许多人还写下了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著作，如金尼阁编纂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史》和第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汉语字汇书《西儒耳目资》；马若瑟撰写了介绍汉字结构和性质的《中文概览》；宋君荣编写了《中国天文学简史》等。其中以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1585年出版的《大中华帝国史》成就最为突出。

　　与此同时，传教士们还把《大学》（西方译名为《中国之智慧》）、《中庸》、《论语》、《礼》、《诗经》、《易经》、《孝经》等大批儒家经典翻译介绍到欧洲。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曾专门诏谕皇家印刷厂大批印制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四书》译稿；另一位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也曾命令工匠铸造中国铜质字模12万枚，供印刷文法书及字典之用。在此基础上，一些欧洲学者还出版了有关儒家经典的研究著作，如巴多明的《六经注释》、钱德明的《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