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亲历讲述：政变背后，苏丹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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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驻苏丹特约记者 高阳】4月11日，在近5个月的持续抗议示威活动后，苏丹发生政变，军方宣布控制总统巴希尔，解除其一切职务，成立过渡军事委员会。至此，在苏丹执政近30年的巴希尔政权轰然倒塌。对于《环球时报》记者来说，来到苏丹还不到3个月便经此大变，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但回顾来到苏丹这几个月的所见所闻，突然感觉苏丹此次政变，是偶然，也是必然。无处不在的“萨迪克”早就听闻非洲人热情，到苏丹后才有了深刻体会，无论认识与否，走在路上总会有人主动跟你打招呼。上至衣着体面的“成功人士”，下至贩夫走卒，甚至路口拦车乞讨的小孩，看见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张口来一句“嘿，萨迪克”，阿拉伯语是“朋友”的意思。起初记者只是觉得当地人热情，但随着了解逐渐深入，才发现这一声“朋友”凝聚着中苏数十年友好交往积累下来的深厚友情。自1959年中苏建交起，中国对苏丹的援助从未间断。在经济领域，中国帮苏丹修建了完整的输油管道、炼油厂，协助苏丹开发油田，建立起国家的经济支柱。在农业领域，中国提供技术、资金，帮助苏丹改良品种，大幅提高当地粮食、经济作物的产量。在民生领域，中国为苏丹修建了麦洛维、上阿特巴拉等多个水利枢纽工程，解决了用电难、饮水难、灌溉难等民生问题。这在苏丹新版钱币上就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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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疗领域，中国援苏丹医疗队迄今已经是第34批，技术精湛的中国医生救治了数不胜数的苏丹百姓。在维和领域，中国维和部队长年坚守在达尔富尔地区，为维护当地和平，避免再次发生种族冲突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为苏丹所做的一切，都实实在在地烙印在苏丹人民的心中，他们知道，中国人就是朋友!荒芜的良田与闲坐的青年记者在国内就了解到，苏丹有着丰沛的水资源，非常适合农业种植。来苏丹后，外出采访，记者经常看到路边一片片肥沃的黑土地闲置着。询问苏丹司机，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足够的人耕种”。然而，回到苏丹首都喀土穆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场景：工作时间，路边的树荫下，许多苏丹青年闲坐聊天，喝茶、喝咖啡。记者问苏丹友人：这些人为什么有时间在这闲坐？他回答说：他们没有工作。记者很不解，有那么多闲置的田地，这些青年找不到工作可以回去种地啊？友人很无奈地说：他们已经习惯了。慢慢地，记者理解了“习惯了”的含义。无论是长年在苏丹工作的中国“老苏丹”，还是当地人，都曾遗憾地对记者说，苏丹的经济支柱已经消失，国内经济趋于崩溃。还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是，2011年南苏丹独立是苏丹政府最无奈、最失败的决定。曾经的苏丹，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一样，靠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有过一段丰衣足食的日子。有石油带来的大量“快钱”，苏丹政府理所当然地参照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做法，对粮食、糖、燃油等生活必需品进行补贴，以全民福利的形式让民众享受到极低成本的生活。一张大饼只需1苏丹镑，加满一箱汽油只要320苏丹镑，以现在苏丹镑和人民币差不多10:1的汇率，也就是一张大饼0.1元人民币，一箱汽油32元人民币。逐渐地，苏丹人“习惯了”这种生活，不需要太辛苦，在喀土穆等大城市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就可以解决温饱，有大把时间享受生活。但这种好日子在2011年突然终结，南苏丹的独立直接带走苏丹75%的石油储量，加上美国长期制裁的影响，苏丹经济不断恶化。财政入不敷出，通过农业、侨汇等途径得来的收入，绝大多数要填到高额生活必需品补贴这个无底洞中。政府不得不降低补贴，提高物价，但民众已经“习惯了”，出现强烈反弹自然成为必然。去年底，政府将一个面包的价格由1苏丹镑加价至3苏丹镑，加上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取消向汽油和小麦提供补贴，随即引发大规模示威。这也是导致此次政变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银行前的“人龙”和五花八门的“小费”如果在近期来到苏丹，会看到一个很奇特的场景——遍布街头巷尾的各个银行网点和ATM取款机前，天天排着长长的“人龙”，好像在抢什么紧俏商品似的。因排队顺序爆发激烈口角，甚至演变成打架事件也让人见怪不怪。自2018年以来，逐渐恶化的经济导致苏丹通货膨胀严重，除政府补贴的生活必需品外，其他商品价格飞涨。而此前苏丹政府发行的最大面额货币为50苏丹镑，苏丹社会非常诡异地出现“现金荒”，银行时常没有现金给前来取钱的民众，导致民众对银行系统不信任，自发囤积现金，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由于现金严重匮乏，银行不得不限制支取额度，每人每天只能取500到2000苏丹镑，折合人民币50至200元。正因为如此，出现了前述排长队取钱的“奇景”。苏丹货币汇率长期固定在47.5苏丹镑兑换1美元，但实际上苏丹镑已经严重贬值。在此情况下，地下外汇交易猖獗并屡禁不止，苏丹镑兑换美元的黑市价格已经涨到71比1。许多合法或非法的货币兑换公司囤积现金兑换成美元，更加剧了“现金荒”。大量民众变成账面上的“有钱人”，但无法取现消费，生活愈加困难。来苏丹时间虽短，还有一个现象让记者印象极深。许多“老苏丹”告诉记者，不论办任何事，都要做好给“小费”的准备，不把“小费”给足，要办的事要么拖很久，要么根本办不成。起初记者不以为然，但很快就体会到了“小费”的作用。申办苏丹当地驾照时，记者打听好办证地点就去了，但抵达后不得要领，没有办证指引，向工作人员询问也没人理睬。不得已，在朋友建议下找了个名叫蒙扎尔的中介帮忙。在蒙扎尔的引领下，工作人员笑脸相迎，甚至考虑到记者的外国人身份可能看不懂阿拉伯语考卷，交规考试直接由考官代答。路考时，教官一声怒吼驱散了一同考试的大批当地人，让记者享受到快捷通道待遇——第一个上车，2分钟后合格下车，两个小时完成所有手续。当记者问为何前后差别如此之大，蒙扎尔坦诚地说，他给了工作人员和考官“小费”。当地交警也是索要“小费”的好手。一次，记者开车外出采访，途经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右转，却被一名交警拦下，说记者违章闯红灯。记者解释说，路口没有红绿灯且右转不需要等灯，但仍被收走驾照和车辆行驶证，并要记者随其到警察局接受处理。无奈，记者只能前往，但在路上他突然示意记者靠边停车，开始“普法”，表示如果去警察局要缴纳5000苏丹镑罚款并可能拘留一天，如果给其700苏丹镑“小费”就可以直接走人。记者选择了后者。腐败现象在全球每一个国家都存在，只要有合理的监管模式和坚决处理的决心，就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但在苏丹，这种已经普遍到令人麻木、“习惯了”的腐败，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前路艰难，去向未卜此次苏丹发生军事政变，恰逢北非另一大国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在民众和军方压力下被迫辞职，该事件产生示范效应，给了苏丹反对派和抗议民众莫大的鼓舞。同时，4月6日是34年前苏丹民众争取军方支持，成功发动政变推翻前任领导人的纪念日，反对派和抗议民众借此争取到苏丹中下层军官支持，导致原本站在巴希尔一方的苏丹军队分裂，迫使苏丹军方发动政变。但是，导致政变发生和巴希尔倒台的真正原因要归结到经济问题上，经济问题带来民众对巴希尔政府的失望和不信任。经济命脉崩溃、腐败现象丛生、生活压力剧增等，都是导致巴希尔政权垮台的砝码。民众的怨气不断积累，必然有爆发的时刻，此次政变只是民众长期积攒的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所以说，政变是偶然，也是必然。政变后，苏丹民众欢声雷动，但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并非更换一个领导人或者一次政权更迭就能解决的。经济命脉缺失、整体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的局面都需要苏丹人民自己面对。而在完成对国家政治权力的重组后，新生的苏丹政府也必须为经济和民生问题买单。眼下，除了交通堵塞，秩序有些混乱，苏丹民众的生活没有受到政变太大影响。军政府的执政能力如何，能否保证社会正常运转，需要时间检验。</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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