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为什么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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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记者范凌志】1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阿兰•梅里埃等10名国际友人获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为获奖人员颁奖。这十名国际友人做了哪些事情，得以获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我们做了如下盘点：助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对外合作的开拓者阿兰•梅里埃<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8/1218/13/33/20181218013320118.jpg?imageView2/2/w/1260"/>阿兰•梅里埃先生是梅里埃基金会主席、法国生物梅里埃集团总裁。梅里埃家族至今在法国政商界拥有至高的地位，其历史也是人类和病毒较量的百年历史缩影。100多年前，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因为发现细菌而闻名天下。当时担任巴斯德助手的马塞•梅里埃(MarcelMérieux)是梅里埃集团的创始人。1897年，马塞设立梅里埃研究所，从事结核病、破伤风等传染病的研究，为日后法国生物医学的发展奠定基石。梅里埃家族为医学界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将疫苗实现工业化生产，40年前，家族第三代掌门人、梅里埃基金会主席阿兰•梅里埃(AlainMérieux)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不仅叩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更令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国家。如今，梅里埃与中国政府在传染病、癌症和新发疾病等医学卫生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取得丰硕的成果。植根中国三十多年来，阿兰•梅里埃做出过两个重大决定，一是选择直接与中国政府卫生部门合作，比如参与非典和禽流感等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二是“在中国研发，到中国建厂”，这意味着法国企业就地取材，致力于把研发成果推广到世界。在梅里埃的带动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法国生物医药公司，它们都把中国作为创新的发源地。例如，梅里埃家族帮助中国在武汉建立起亚洲第一个P4级别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据统计，目前该级别的P4实验室数量不超过20个，其中大多数位于欧美发达国家。年过八旬的阿兰•梅里埃每年都来中国。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他表示“每次来中国，我都有种回家的感觉。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总是让我感到被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孩子们和很多中国朋友建立起了友谊。”阿兰•梅里埃开玩笑说道：“我想我是这些法国人当中流淌着最多中国血液的那个人。”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厂长”威尔纳•格里希<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8/1218/13/33/20181218013349823.jpg?imageView2/2/w/1260"/>威尔纳•格里希(1920--2003)，1920年出生于德国巴符州曼海姆市，2003年4月17日在德国米尔豪森市逝世，享年83岁，毕业于德国达姆斯塔航空技术工程师学校，曾担任过德国某车辆制造管理总局和某飞机发动机制造厂负责人。1984年武汉市政府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柴厂长，任期为1984年11月1日到1986年11月4日，是中国国企第一位“洋厂长”。在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期间，格里希大胆改革、从严治厂，引进国外以质量、市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改变了工厂管理落后、质量低劣的面貌，使柴油机实现向东南亚7个国家批量出口，开创了全国引进国外管理型专家的先河，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产生了强大冲击。对中国国企第一位“洋厂长”走马上任，国外评论说，格里希当厂长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格里希每天背上工具包逐个车间巡查;为了解决管理上人浮于事的情况，格里希免去了严重失职的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的职务，将一批能干的技术人员调到质检部门，质检人员甚至拥有与厂长同等的质量否决权;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责任心，格里希在1985年初提出了结构工资制，在此制度下，职工的工资随着工龄的延续、岗位的变迁、工作成果的变化而升降，每两个月浮动一次。格里希撰写的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重视，并获誉“质量先生”。1986年5月，格里希被授予在华永久居留权资格，成为来武汉外籍人士中获此荣誉的第一人。2005年4月17日，武汉市和德国的杜伊斯堡两市，分别竖立了格里希的两尊铜像。中国的格里希铜像坐落在武汉市古田一路汉正街都市工业园。促进我国对外经济交流合作的国际活动家克劳斯•施瓦布<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8/1218/13/34/20181218013442622.jpg?imageView2/2/w/1260"/>克劳斯•施瓦布(KlausSchwab)，1938年3月30日出生于德国拉芬斯堡，后加入瑞士籍。他于1971年倡议创建了世界经济论坛，并担任论坛主席。还担任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副主席。1978年，施瓦布敏锐地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巨大变化。1979年，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并积极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瑞士达沃斯论坛。当时，中国派出第一批代表团成员，迈出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到了1981年，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已经开始在北京举办年度“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此后一直延续下来。在这个世界经济的最顶级论坛上，中国的分量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现在，世界经济论坛日内瓦本部专门成立了中国组。而这个论坛组织在全球除了日内瓦之外，设了两个办事处，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纽约。“经过多年的发展，世界经济论坛把目光投向新兴经济大国和成长型公司，而中国已成为新领军者之一。”施瓦布曾断言：“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完全可以肩负起更多的全球责任。”国际知名企业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松下幸之助<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8/1218/13/35/20181218013510989.jpg?imageView2/2/w/1260"/>松下幸之助(1894年11月27日—1989年4月27日)，是日本著名跨国公司“松下电器”的创始人，被人称为“经营之神”。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是最早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友人之一。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在参观松下电器公司茨木工厂时，已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到工厂门口迎接。邓小平在展厅参观了双画面电视机、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等产品，并挥毫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就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对松下幸之助说：“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当即允诺：愿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协助。在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开启时，松下幸之助曾两次访华，松下电器成为中国首个日本投资的外企公司(北京松下显像管)，开始陆续在中国投资，把松下在中国的事业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融为一体。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大平正芳<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8/1218/13/35/20181218013543927.jpg?imageView2/2/w/1260"/>大平正芳(1910年3月12日-1980年6月12日)日本政治家。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他正式向邓小平提出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在1979年以来的27年里在中国的建设中发生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每年向中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一定金额的无偿援助，第一笔贷款，就是在大平正芳任首相期间落实发放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接受的首笔双边政府间贷款，时间长、利率低、数额大、没有附加条件，对于当时百废待兴、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笔至关重要的外汇来源。贷款持续长达近30年，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推动新加坡深度参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李光耀<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8/1218/13/36/20181218013618948.jpg?imageView2/2/w/1260"/>李光耀(1923年09月16日~ 2015年03月23日)，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曾任新加坡总理(开国元首)。李光耀在70年代末开始与中国大陆交往，双方都放弃了60年代时敌对的政策，李光耀会晤过多位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制定方面有重要影响。有学者总结，李光耀曾助力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早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发前夕，邓小平就曾去新加坡考察，从李光耀那获得启发，学习新加坡发展经济和治理国家的经验，并由此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上世纪90年代，李光耀退居二线，但仍然在推动中新的第二轮合作，即新加坡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建立了苏州工业园区，由此通过带动一个城市的发展，进一步拉动了长三角经济的飞速发展，开创了国家经济合作新模式。在本世纪初，李光耀又推动了中新第三轮合作，建立了一种更加环保、更具生态意义的经济模式，即在天津建立了新加坡生态工业园区，将一种新的生态经济模式引入中国。李光耀曾表示，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奥林匹克事业走向世界的推动者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8/1218/13/38/20181218013804508.jpg?imageView2/2/w/1260"/>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JuanAntonio Samaranch)生于1920年7月17日，2010年4月21病逝，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曾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长达21年，任内成功推动奥运会商业化，让国际奥委会脱离财政危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他亲手颁发中国在历史上获得的第一枚奥运金牌。萨马兰奇长期关心和支持中国的体育事业，为中国1979年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以及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做出重大帮助。萨马兰奇对中国怀有非常友好的感情。他曾不止一次说过：“我的真正朋友在中国。中英友好的传承者、中英经贸人文交流的促进者斯蒂芬•佩里<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8/1218/13/38/20181218013828157.jpg?imageView2/2/w/1260"/>斯蒂芬•佩里(Stephen Perry)，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伦敦出口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对促进中英友好关系有着杰出贡献。1950年，英国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但是中英关系很快因朝鲜战争而转变为对立、冻结状态。此时,包括斯蒂芬•佩里的父亲杰克•佩里在内的一批英国有识之士发起成立了“48 家集团俱乐部”，并率领商业领袖到访中国，打破了贸易禁运，“破冰者”之名也因此得来。“48 家集团俱乐部”60年来一直致力于对华友好合作。在斯蒂芬•佩里看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令人印象深刻，相信未来前景光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前无古人的、能够引领世界经济百年可持续增长的项目。它将引领全球经济增长进入22世纪。它通过建设最新的基础设施，促进城市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而引领全球的商业贸易和经济发展。它将创造可持续的发展，增强世界各国融合与沟通。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合作和中美友好的企业家莫里斯•格林伯格<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8/1218/13/38/20181218013852736.jpg?imageView2/2/w/1260"/>莫利斯•格林伯格是美国国际集团(AIG)原总裁，1969年，格林伯格出任AIG公司的CEO。他加速了公司的全球扩张，从此AIG不断开拓新的市场。1980年AIG重返中国，在北京开设了一家代表处。1992年，AIG获得了第一张中国授予外国公司的保险营业执照。为了开发中国市场，格林伯格先后访问中国几十次。格林伯格对中国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他对中国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毫无疑问，格林伯格应该是真正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之一。在中国，AIG与中国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平安保险等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合作。自1975 年11 月首次率团访华以来，格林伯格至今仍保持着每年访问中国三次以上的频率。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七年前，在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的主持下史带基金会(Starr Foundation)以51.5 万美元从Paris Gallery 处购得1900 年被八国联军盗取的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西侧铜亭宝云阁的十扇铜窗，并将其无偿归还中国;2017 年，年逾九十的格林伯格全力推进“中国大熊猫入住纽约”(The Pandasare Coming to NYC)项目，希望在2020 年前迎接两只中国国宝进入纽约中央公园。2016 年12 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Relations)为格林伯格颁发终身成就奖，以肯定和表彰他对中美建设性关系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另一名获奖者为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致力于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的国际友人罗伯特•库恩<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8/1218/13/39/20181218013953681.jpg?imageView2/2/w/1260"/>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是一位国际投资银行家。自1989年起，库恩博士就在重组、并购、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科技、媒体、文化、中美关系、外交事务和国际传播等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咨询。他致力于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尤其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被称为“美国的中国通”。库恩博士是花旗集团全球投资银行的高级顾问，专职负责跨国公司策划并执行在华战略，包括并购活动。他还与中国主要企业合作，对它们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重组及并购活动提供便利。库恩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推动和平发展，加强人文交流，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中国的长期外交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中国要在多极化不断发展的世界中开展“大国外交”，除了依靠自身实力，还必须提出“一带一路”这样世界需要、又有道义感召力的倡议。“古丝绸之路沿线2000多年的交流史说明，只要坚持相互信任、平等相待、包容共赢、互相学习，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而这正是‘一带一路’所传达的理念。”(人物资料来自媒体报道及网络)</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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