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慰安妇”老人背后的守护者: 为让日本道歉 他们拼命努力

2018-08-15 07:18 环球时报 邢晓婧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邢晓婧】编者按: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在这一天,揭露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实施“慰安妇”暴行的影片《大寒》重新上映。中国“慰安妇”老人再次走进大众视野,每每提及她们的经历,外界无不一片哀痛之声。鲜为人知的是,有一些人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守护在这些老人身边。“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中国战争受害者“慰安妇”诉讼律师团团长大森典子、诉讼团的中国律师康健以及“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苏智良,分别来自山西、东京、北京和上海的他们在机缘巧合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相遇,共同开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帮助受害老人状告日本政府,直至今天。近日,《环球时报》记者采访这四位中国“慰安妇”老人背后的守护者,听他们讲述这2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

  张双兵:活着一天,就抗争一天

  《环球时报》记者7月31日在四川建川博物馆的工农兵旅馆里见到张双兵时,正值电影《大寒》宣传期间,舟车劳顿的他趁着活动间隙窝在招待所的床上稍作休息,看见记者立马起身招待,头发凌乱,打着呵欠,一脸疲惫。

  

图为采访当日(7月31日)张双兵在四川大邑建川博物馆。李昊/摄。

  张双兵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过去36年间,他找到约300名疑似“慰安妇”老人;130余人亲口承认并详细忆述日军的犯罪经过;127人的故事成为电影《大寒》的创作素材。他还带领16位“慰安妇”老人分三批进行历时16年的实名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赔偿。

2004年6月,张双兵带领中国“慰安妇”老人在日本国会举行索赔会议。

  1937年12月至1945年8月,侵华日军109师团135联队侵占山西盂县期间,在70多个据点设立“慰安所”“慰安窑”“慰安屋”,强征1000多名“慰安妇”,对她们实施极为残暴的蹂躏和摧残,导致绝大多数受害者死于日军残害。

  张双兵是盂县西潘乡羊泉村小学老师。1982年秋,他在一次学生家访途中碰到“跪在地上割麦子”的老人侯冬娥,意外得知她在“慰安所”的屈辱经历以及伴随一生的身心创伤。这让张双兵感到无比震惊和气愤,从此开始寻找中国的“慰安妇”老人。

  一听说哪里有疑似“慰安妇”老人,张双兵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挨家挨户地打听,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那时候,张双兵每个月工资五六十元,除去日常生活开销,一多半都用来调查了,家里人对此很有意见。张双兵老母亲生前常常揶揄他说:“那些‘慰安妇’老人才是你的妈妈呢。”

图为1998年冬季,张双兵探望山西“慰安妇”老人李秀梅。

  不过,在“名声大于天”的农村,让一位女性承认以前当过“慰安妇”比登天还难,调查工作迟迟没有进展。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张双兵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日本向战时中国劳工赔偿的报道,这让他兴奋不已,心想:为老人们申冤诉苦的时机到了。经过十几年的“穷追猛打”,老人们慢慢对张双兵敞开心扉,家属们听说有赔偿态度也缓和很多,张双兵的工作终于得以展开。

  然而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宣布终审判决败诉。道歉没了,赔偿泡汤,一些老人的家属迁怒于张双兵。张双兵为此受尽各种委屈,遭到过暴力行为,也曾在大年三十接到法院传票,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费……“唉!”张双兵长叹一口气。采访时遇到不好表达的地方,他就会叹气。那一声声的长叹中,听上去蕴含了千万个故事。

  记者采访当天,是《大寒》中第127位“慰安妇”曹黑毛老人的头七。张双兵抹着眼泪对记者说:“我彻底没妈妈了。”更让他痛苦的是,他“食言”了。张双兵说,很多“慰安妇”老人在日军暴行下丧失了生育能力,晚年生活十分凄惨。他曾经承诺过,一定要让日本政府站出来道歉,并给她们经济赔偿。

  “有时候会不会有点儿无奈?”《环球时报》记者问道。“唉,我是无奈得很,不是有点儿!”张双兵眼中含泪说:“我今年65岁了,有心脏病,身体不好,经常感觉力不从心。可我还是放不下这件事,这辈子都陷进去了。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给老人们讨回公道,活着一天,就抗争一天!”

  大森典子:为了让日本道歉,我在拼命努力

  说到中国“慰安妇”老人的守护者,不能不提到大森典子。她是中国战争受害者“慰安妇”诉讼律师团团长、东京町田法律事务所律师。

  大森典子来自一个法官家庭,自幼立志成为一名律师。1968年她拿到律师执照时,日本女律师的人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优秀的大森此前曾在日本最负盛名的东京中央法律事务所工作。这家事务所擅长处理复杂案件,尤其是与宪法相关的。

  1994年,大森典子决定帮助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由此加入日本律师调查团。同年10月,大森典子来到山西实地采访“慰安妇”。当年这种行为得不到理解和支持,他们不得不在地下室、仓库等隐蔽的地方辗转。

  彼时日本律师团的人数不少,鼎盛时期超过百人。不过,不少人想着“和这些事扯上关系搞不好能出名”。大森的初衷则单纯许多,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就是觉得必须要为这些事、这些人做些什么。”后来,那些“蹭热度”的人慢慢都淡出了,大森成为为数不多的坚守者。

  大森典子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日本接受正常教育的年轻人,是没有机会了解日本侵华史的,我本人也是在准备诉讼的过程中,才知道日军做了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之前,大森刚出差回来。70多岁的她平时忙于婚姻诉讼、经济纠纷、继承问题等法律事务,赚来的钱全部贴补“慰安妇”问题调查诉讼。大森开玩笑说:“我真是个不赚钱的律师,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后悔。”

  大森典子说,24年来她从没有产生放弃的念头。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些“慰安妇”老人们实名站出来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在落后的村庄里。“她们愿意向我讲述过去耻辱的经历,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因此我要对她们负责,绝不可以半途而废。”大森典子说。

  尽管日军犯下的“慰安妇”罪行是历史事实,但真打起官司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大森说,诉讼虽然失败了,但是逼迫日本政府承认了这一犯罪事实是一个很大的成果。此外,中国“慰安妇”老人出庭指证,足以证明日军的暴行远不止于韩国、东南亚国家等地,中国人民也未曾幸免,这填补了法律诉讼上的一项空白。

  谈起未来,大森典子坚定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为了让日本政府道歉,我在拼命努力!希望她们看到我的努力,我会继续坚持下去,让更多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

  康健:不要以为受害者去世这些事就完了,没完!

  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康健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律师团成员。她23年间跑遍山西、海南、辽宁等省份,义务帮助日本律师调查中国“慰安妇”老人情况,并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1995年9月,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康健作为中国女律师代表参会。在一场座谈会的尾声,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突然提出要向中国“慰安妇”诉讼案提供法律援助,但身为外国律师有些不便,于是向中国律师寻求帮助。当时会场上一片寂静,康健便主动请缨。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本以为就帮忙调查一次,没想到一干就是一辈子。”

  经日本律师团介绍,康健和张双兵开始书信联系。康健在第二封信中告诉张双兵:1996年3月,她要去山西实地调查“慰安妇”的情况。

  在山西盂县西潘乡羊泉村的“慰安妇”老人刘面换家,老人忆起当年的悲惨遭遇抱着康健号啕大哭:“我不干净啊!我这一辈子都不是人啊!”1943年,3名日本兵闯进刘家要带走16岁的刘面换,她誓死抵抗,被日军用枪托砸断左肩膀,强行拉到驻地监禁40多天,落下终身残疾。

  让康健痛心的还有侯巧莲老人。当年有人告诉日本兵她父亲和八路军有联系,父女二人因此被一起抓走。日本兵先将他们一顿拷打,然后把他父亲塞进土炕的炕洞里,在炕上强暴了年仅13岁的她。

  康健对记者说:“事发几十年后,一些老人都还认为是她们的错。在没有外人的房间里,她们是趴在我耳边说的这些遭遇。对她们而言,这都是见不得人的丑事。”

  家人把侯巧莲老人赎回来后她精神失常了,养了很久才恢复过来。大约在1998年,侯巧莲到日本出庭,回家时路过北京,康健便带她去天安门和故宫看了看,当时老人很高兴。几个月后,老人就过世了。“我现在说起这些事儿来还是后背发凉,身体哆嗦,真让人气愤啊!”康健告诉记者,“当时我就决定,不能转身离开,一定要帮她们到底!”

  康健前前后后去日本出庭50多次。今年65岁的她还在四处奔波,每年都给日本政府写敦促函,提醒他们正视历史。此外,她还积极参与到“慰安妇”的申遗工作。康健说:“民间组织的力量还是比较弱的,但我们必须持续发声。不要以为受害者去世了这些事就完了,没完!”

  苏智良:每个人都应该为“慰安妇”做点什么

  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开始这项研究纯属巧合。1992年至1993年,苏智良正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有位日本学者听说他来自上海,问他:“日军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上海,你知道吗?”

  “尽管我专门做过上海的历史研究,但关于‘慰安妇’这部分当时完全不了解。而这恰恰又是作为中国人有责任深入钻研的领域。”苏智良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1993年回国后,苏智良开始“慰安妇”的历史调查研究。他最初预计上海有4个“慰安所”,可后来得到确认的竟超过180个。苏智良说:“在战争状态下,能够记录下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实际数字恐怕多得多。日军自上而下推行‘慰安妇’制度,还有很多受害者被抓到没挂牌子的‘慰安所’,或者据点、炮楼等地。”据苏智良介绍,我国在世的“慰安妇”老人原来有14人,随着曹黑毛老人今年7月离世,还剩下13人。不过前不久,湖南一对90多岁的彭仁寿、彭竹英姐妹首次公开“慰安妇”经历,现在应该是15人。苏智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们统计‘慰安妇’受害者的工作开始得晚了,如果在三五十年前鼓励她们站出来申冤的话,肯定比现在多得多。”

  苏智良为“慰安妇”研究坚持20多年,支撑他的动力是什么?苏智良告诉记者:“在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中,总得有人出来做点事情。‘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作为学者,就要把这段历史详实地记录下来。”

  距离2007年的终审判决已经过去11年,中国“慰安妇”老人得到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可能性还有多大?苏智良说,反人道的罪行永远可以追究责任,中国民间依然具有诉讼索赔的权利。他坚信,“总有一天会讨回公道,只是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在苏智良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战争并没有结束”。因为这场战争影响的不仅是“慰安妇”受害者及其那一代人,还有后来人甚至是现在的年轻人。

  谈到电影《大寒》,苏智良对记者说,虽然这部片子有欠缺,但这也是一种记录的方式。“毕竟每个人都应该为‘慰安妇’做点什么,哪怕只是拍个片子,写篇报道。”

责编:刘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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