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基欧汉：中国崛起势必带来冲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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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胡泽曦】“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跨国关系深度介入世界政治”“相互依赖条件下的世界政治是制度化的”这些都是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的国际关系理论核心思想。他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最主要奠基人，其理论对于当今世界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意义。在过去一年，美国的政策选择大大加深各方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从“美国优先”的逻辑出发，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并加速从多边平台后撤，国际合作机制感受到一股明显的压力。“美国优先”的国内根源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态势？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就这些问题对基欧汉进行了专访。谈美国——即使是目前白宫智识较高的官员，依然没有意识到多边机构的重要性环球时报：过去这一年，全球治理领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基欧汉：去年，全球治理领域表现出的最大特点是多重国际机制因为美国政策的调整感受到压力。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没有意识到，尽管国际政治存在无序的一面，有着不同利益诉求，以及每个国家基于自己对国家利益的理解而行事，但是各国采取合作的机会依然广泛存在，国际政治不是一个零和游戏。麦克马斯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加里·科恩(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被认为是当前美国政府中智识较高的官员，就连他们也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提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一个各方在经贸等多重领域竞争以求胜的世界。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价值观差异在当今世界十分明显，但如果我们从“世界社会”的视角看问题，就会发现存在很多各方合作的机会，而多边国际机构对于这样的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机构使合作更便捷，政策承诺更具可信度，且能够监督政策的执行过程。不幸的是，在过去这一年，美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环球时报：国际秩序哪些方面由于美国的政策选择遭受了最明显的冲击？基欧汉：这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首先，美国的领导力、全球影响力遭受了最大损失;其次，美国不再支持的国际机构遭遇明显的冲击，要知道，维持一个国际多边机构正常运转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第三，其他国家对美国会采取负责任的政策的预期改变了。此前因为有这种预期，所以许多国家尽管会在某些时候不支持美国的某项具体政策，但总体而言会支持美国的外交议程，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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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此前您在《外交》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有着深厚的国内根源。能否谈谈这一点？基欧汉：那篇文章更多是对过往美国政府的批评，包括奥巴马、小布什政府等。整体而言，那几届政府意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它们采取的许多政策对世界上不少国家是有好处的，但它们没有对相关外交政策带给国内分配问题的影响予以足够的考虑——这些政策不是总能给美国工薪阶层带来好处。环球时报：然而，在不少国家普遍存在一种看法，即现有的国际秩序对美国最有利，因为美国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有最大的发言权。基欧汉：这取决于如何界定“美国”。“美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体。美国帮助建立的这个世界秩序，很明显是对美国企业有利的。有关全球化给世界分配问题带来的影响，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绘制的“大象图”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项研究(其揭示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现象——编者注)。客观看，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因为全球层面的不平等性大大下降。但与此同时，“大象图”的顶端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富有的群体的财富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明显上涨，这就包括美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企业。然而，美国中下层群体的境况相比30年前没有明显改善、甚至有所下降。当这个群体投票时，他们是在投票反对他们所见的这个体系。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所以，今天讨论全球化影响时，不应简单地说“美国”。谈中国——从亚投行看守成大国放弃主导地位之难环球时报：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态势？基欧汉：我同意约瑟夫·奈对格雷厄姆·艾利森(两位都是哈佛大学学者，前者提出“软实力”的概念——编者注)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提出的批判。一个新兴大国的出现势必带来一些压力，需要新的调整，但认为这必将带来冲突，却是一个愚蠢的观点。这种观点看到一些结构性问题，但我们要做的是直面与处理好这些问题——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都要做出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是困难的。此前，美国抵制亚投行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我看来，筹建亚投行是一项非常合理的努力，而且中国将该机构设计为多边机构。美国抵制的态度显然是愚蠢的，这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亚投行本身是一个富有建设性的项目;第二，美国的抵制计划注定会失败。这一事例足以说明让守成大国放弃主导地位的难度，调整的压力始终存在，但我们需要做的是认清并理解问题，而不是认定冲突不可避免。过去10至20年间，中国已明显改变自身政策，正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气候变化是我目前观察最紧密的领域。2014年之前，中国在此问题上更为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先发展等;但2014年11月，中国同奥巴马政府达成的协定说明，其政策改变了。在很多领域，中国都做出改变，对提供公共产品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当然，政策宣示与政策执行不是一回事，前者成本较低，后者成本较高。德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扮演领导者角色，但德国过去几年在使用更多煤炭，排放量也在上升。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世界将继续关注中国究竟如何执行《巴黎协定》。谈变化——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对发达国家有利环球时报：中国谈论全球治理时，更强调主权问题。这样的路径是否在政治上更具有可持续性？基欧汉：当前各国更关注主权，我个人并不为之感到高兴，但这确实在发生，比如英国“脱欧”就是表现之一。不过即使在过去，我也不认为我们真的会看到一个“世界政府”。各主权国家承认彼此有共同利益，可以采取措施进行协作，以增加各自利益，这是思考世界政治的一种经典范式。着眼未来，世界秩序仍将是主权国家构成的秩序，各国也都会坚持自身主权不容侵害，问题是要在此基础上找到彼此尊重、和平相待的方式。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没有出现大国间的战争。绝大多数战争是内战，或由内战引起的战争、干涉内战造成的战争，比如越南战争、叙利亚战争等。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主权不是和平的障碍。真正损害和平的是政权的失败。只要各国持有开放的民族主义，不出现“我优于别人”这类观点，就无须为“主权回归”过于担心。环球时报：当前，不仅中国在崛起，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都在增强。这是否会给国际秩序带来彻底变化？基欧汉：首先，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在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很多国家，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从这一点看，过去三四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段。如果这一趋势保持下去，世界上的失败国家将大幅减少。一旦一个国家对自身状况满意，参加战争的意愿就大大下降。从经济上看，这一趋势对发达国家也很有利，因为这将带来巨大市场。就气候变化而言，这意味着巨大挑战。如果发展中国家都重复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这会给世界带来灾难;若这些国家崛起与有效减排同时实现，这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将十分有益。</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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