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种地成老龄化国家“心病” 德农村靠“有未来”留住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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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7/1102/07/11/20171102071147184.jpg?imageView2/2/w/1260" data-alt="图为韩国忠清南道青阳郡的稻田和稻谷加工厂"/>【环球时报驻韩国、日本、德国特约记者 石磊 岳光 青木】编者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报告中“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过去5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一点二个百分点，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德国的人口总数。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不断改善。同时，受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华北等地部分农村留下来种地务农的多为老年人，很多村庄中少见年轻人的身影。这一现象同样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存在。延缓和改变日益加剧的农村高龄化、空心化现象正成为很多国家需要应对的新课题。韩国青阳郡一位地方农业官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要提前布局，避免农村高龄化、空心化现象加剧，韩国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及时掌控农村人口严重流失问题，结果多走了几年弯路。韩国：60岁返乡已算“青年人”据韩国专家预测，到2030年韩国老年人比重将达到24.3%，成为继日本、德国、意大利之后的第四大老龄化国家。其实，韩国最先出现老龄化的地方就是农村。韩国统计厅2015年的数据显示，韩国农村人口292.3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8%，与5年前相比，减少57.5万人。韩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平均年龄为65.3岁，这个岁数与2010年相比增加3.3岁。由于农村人口大量“离村进城”，韩国村落的空心化趋势不容忽视。韩国《每日经济》今年4月报道称，韩国无人居住的村落增多，未满20户的村落2005年为2048个， 2010年增加到3091个。《环球时报》记者日前从首尔驱车数百里，来到以农业种植为主的忠清南道青阳郡。此前记者了解更多的是当地生产的“青阳辣椒”在韩国久负盛名，没想到眼前平整的乡村道路两旁几乎都是金黄色的稻田，偶尔也有几处蔬菜大棚点缀其中。青阳郡人口为3.28万，其中农村人口为13354人。据青阳郡厅农业支援科环境农政组组长李正浩介绍，韩国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先后经历三次“离乡进城”潮，原因包括农业投入大产出少，城市生活更舒适、便利，孩子教育更有保障等。“这些因素估计与目前中国农村出现的‘城镇化运动’有些类似。另外，韩国农村人口目前收入仅为城镇人口收入的60%，这也是农村人口大量流失的又一原因。”李正浩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青阳郡基本保持原汁原味的农耕作业，农业是这里的重要经济支柱，由于青年人基本进城工作，目前青阳郡务农人口(农村)的平均年龄已达到68.5岁。当然，目前韩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较高，无论农田的地块大小，均有相应的农耕机械，种田并不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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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政府已制定相关农村扶持政策，尽力协助农村普及先进技术、提高农民收入。结合本国国土面积小、城市与乡间交通便利等条件，政府鼓励农户突破只靠农作物种植的营农思想，学习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发农业经济的经验，政府指导并协助农村开发农业旅游观光产业，如建设一些农村旅馆住宿设施或租借农田给城里人体验农村生活。据李正浩介绍，青阳郡郡守李锡化因地制宜提出“实现农村人口增长、实现富裕人口比例增加”两个目标。自2010年开始，青阳郡将全郡财政预算的30%投入到发展农业方面，使当地农村的生活环境、营农环境得到较大改善。自2013年开始青阳郡已扭转人口递减的颓势，目前全郡每年均增加约500名左右的归乡人员，这部分人主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群，感觉城市生活压力大，反观农村生活改善，促使他们愿意回农村创业、生活。李正浩表示，尽管这部分人群也均已60岁左右年纪，但与农村原居民相比，他们仍然是“青年人”。另外，据2015年的统计数字显示，青阳郡的人均收入已达到3900万韩元(1万韩元约合60元人民币)，超过韩国农村地区人均收入3700万韩元的平均线。李正浩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尽管韩国农民的收入已大幅提高，且对当前优美、舒适的农村生活环境感到满意，但是在教育资源方面，农村与城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是农民目前呼吁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在子女教育方面，韩国与中国有相同的国情，农村人口切实感觉到城乡差别和教育资源不均。李正浩还表示：“中国要未雨绸缪，延缓农村高龄化、空心化现象加剧，韩国就是因为没有及时掌控农村人口严重流失问题，结果多走了几年弯路。”日本：品牌稻米产区九成稻农年过六旬“70后不想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日本 “检索中国”网今年夏天曾刊文描述中国农村青年人“弃土进城”的现状。明治大学农学部教授池上彰英也撰文讲述2013年参加日中政府间关于农村问题合作研究和到中国山东一些农村实地考察时的感受，同样提到“村子里鲜见二三十岁年轻人的身影”，他的观点是，“农村最关键的是需要有合格的劳动力，否则有再好的政策都难以奏效”。与中国相比，日本农村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根据农林水产省的统计，水稻是日本的主食，但77%的稻作农是65岁以上的老人，如果60岁上下的人也算在内，该比率达到90%。虽然农活辛苦，但日本农民的收入与城市居民基本持平甚至略高，很多老人觉得与自然打交道的生活还算“悠闲”。《环球时报》记者两年前走访过日本山形县的庄内町，那里是品牌大米“艳姬”的主产区。群山环抱的庄内町人口不足3万，耕地面积约5000公顷。当地农协干部佐藤告诉记者，大米生产面临多种不确定因素，竞争十分激烈。为保住制胜关键的“品牌效应”，从1992年起农户自发成立“有机米研究会”，研究减农药减化肥的方法。农户还建起堆肥中心，在当地农协管理下，统一收集、运送和施用牲畜粪便肥料，既节约了各家劳动力，又减少了运输费用。佐藤强调，农村确实面临许多问题，但只要组织起来，就可以克服个人难以应对的困难。当时已70岁的梅木老人告诉记者，他是第一批有机米研究会成员，并在政府号召和农协技术人员指导下，开始新的种田方法。为解决农村老龄化困境，日本采取了“组织化”做法，如社会资本牵头，形成“公司+农户”模式，或是由农协牵头的“联合经营”。《环球时报》记者走访过日本仙台市近郊的“大乡绿色农庄”，该公司由6人合资创办，将小规模经营和闲置的土地从农户那里租借过来，现在农庄已拥有33公顷水田、32公顷菜地，办有养鸡厂和大米加工厂。2009年日本《农地法》修正案公布后，农业用地流转加速，各类法人型组织纷纷在农村兴起。旅日华人学者岳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的农业禀赋条件好于日本，不用对部分农村存在的问题过分悲观，可以跳出传统的“三农”概念，站在更高的角度去考虑今天的农业问题，将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以及人的信息化生活联系在一起，即农业问题跳出农业视野，进入全社会视野。中国农村从粗放型向精细型转换，数字化是必经之路，和农业有关的基础统计数据如果搞不清楚，农业现代化就不能实现，这需要人才，而懂得现代农业的人才还严重短缺，这也应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德国：农村靠“有未来”留住年轻人中国农村发展一直是德国媒体关注的话题。“‘一老一小’成为中国一些农村家庭新的现实。”德国新闻电视台今年7月一篇讲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报道提到，中国农村地区有近千万留守儿童，在田地里忙碌的多是老年人。德国电视一台则重点报道中国农村电商新气象。德国柏林中国问题学者夫罗里扬·卢佩近几年考察过贵州、浙江等地的农村，他的印象之一是，无论是发达还是较为贫困的村庄，在路上碰到的还是老年人居多。相比之下，德国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农村还是能吸引不少年轻人。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左右，农业产值约占GDP的1%，但农民年人均税后收入达到3万欧元，超过德国人的平均值。《环球时报》记者近日走访德国下萨克森州农村地区时发现，当地务农的年轻人并不少。下萨克森州东部艾维森村共有50多户农民。与许多德国农村一样，这里有完善的交通连接附近大中城市，每家每户都有暖气、宽带网络、有线电视等设施。31岁的奥利弗及妻子朱莉娅，与父母一起经营一个生态农场。农场有养着30头牛的牛舍、上千只鸡的露天养鸡场，100多公顷土地里种着谷物、玉米、苹果。奥利弗告诉记者，从科隆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本可以在大企业工作，但最后还是回到农村，原因是他认为人们对健康日益重视，生态农业很有市场。最近，奥利弗研制出一种生态蔬果汁，已打入德国超市。与奥利弗一家不同，大多数德国农民已不愿独自务农，而是更愿意加入农业合作社的模式。德国是世界合作社组织的发祥地，早在1867年就制定了第一部《合作社法》。奥利弗的邻居托马斯就把自家几十公顷土地出让给合作社。托马斯和奥利弗同样干农活，但形式有很大区别。奥利弗几乎天天在农场里忙活，或到外面送货、谈生意。而托马斯每周只在合作社上5天班，且有国家规定的带薪休假。他表示，在合作社里干农活，大家各有各的分工，没了后顾之忧。当然，收入也相对较少。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合作社工作的大多是中年人，也有部分年轻人，老年人则较少。合作社每年旺季会雇来自波兰等地的临时工，每小时的报酬是10欧元左右。“德国农民相对富裕，缘于德国和欧盟对农业的大规模补贴。”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学者拉尔斯·雷内克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德国农民近年来的收入只有大约40%是通过出售农产品从市场上获得的，60%左右的收入从各级政府得到。德国政府和欧盟每年给德国农民的补贴超过200亿欧元，用于实施农业社会政策，如支付农民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拉尔斯认为，只要农民收入稳定，农村就可以留住中青年人。与中国一些农村相似，在德国相对偏远的农村，缺少电影院、酒吧等娱乐场所，文化生活单调，到了晚上也是一片寂静。德国《焦点》周刊6月曾报道，德国一些偏远小村，由于年轻人减少，空出许多房屋，有的只要几千欧元就可以买一套。拉尔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已和德国一样，都是工业强国和面临老龄化问题，而减缓农村老龄化问题关键是减少城乡差距。这方面德国有不少经验，推行过一些“平衡政策”，如政府从2007年开始开展“我们的农村有未来”竞赛活动，鼓励各地农村创造未来，吸引年轻人落户。还有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为到农村创办企业的人提供各种税收和承租土地的优惠，给农民提供职业培训的机会。德国RTL电视台甚至每年制作《农民找对象》真人秀节目，帮农民解决对象问题。</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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