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VEQL作者:谢文婷world.huanqiu.comarticle云南“印支难民”村:做梦都想入中国籍/e3pmh22ph/e3pmh26vv【环球时报记者 谢文婷】上世纪70年代末,有20多万难民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涌入中国境内,他们被统称为“印支难民”。云南省河口县与越南山水相连,据当地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1978年到1985年,从河口入境的越南难民有5万多人,在县内安置的有4000余人。近40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怎么样?《环球时报》赴云南记者组近日走访河口县老凹厂村,听那里的难民讲述自己的故事。老凹厂村居住着118户从越南来的难民。48岁的老凹厂居民李玉林清楚记得1980年逃亡到中国时的场景。在一个黑夜,母亲带着他们兄妹4人沿着山路从越南过境到中国。担心手电筒的灯光会引起越南军人的注意,他们不敢开灯,几个人走成竖列,后面的人紧拉着前面人的衣服,一步一步趟过山头……难民们开垦荒地,种玉米和香蕉。30多年过去,现在村里面大多数家庭都盖起二层小楼,30多户家庭买了小轿车。“不想再回越南了,我是个中国人,做梦都想要加入中国国籍。”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后,这是老凹厂村队长邓文林最大的心愿。邓文林出生在越南勐康县,因为排华潮,10岁时和家人逃到中国。虽然还有亲戚在越南,但邓坦言“对越南非常陌生”,他在中国的生活比在越南的亲戚好上太多。谈话中,“我们中国人” “他们越南人”这样的表达时不时出现,这表明,这些难民内心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邓文林不会说越南语,李玉林只记得几句。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云南当地农民一样,爱抽大烟筒的水筒烟,而越南人多是用小烟筒。 老凹厂村是当地建设和治理较好的几个难民村之一。难民还投票选举出队长、副队长。邓文林和副队长李玉林6年前就职,制定村规民约,比如严令禁止赌博、打麻将。因治理较严,老凹厂村的经济发展比周围村落要好。村民们对生活基本满意,最大的愿望是通往村子的土路可以被改造成硬化路。因为路不好,下雨时车辆无法通行,来村收香蕉的人就会把价格压低一些。和老凹厂相比,位于河口岔河的189难民村显得破落很多。村里面至今没有通上自来水,住的大多是小平房。因为难民生孩子多,原先分配的耕地早已不够用。2005年以前,他们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只能待在家里,无法出去打工。189难民村的妇女主任王华芬是为数不多嫁到村里的中国公民,她的4个孩子跟着父亲都是难民身份。王华芬说:“难民这个词不好听。时代在发展了,我们想摘掉这个帽子。”据她介绍,由于贫困和身份问题,村里面的男子不好娶老婆,现在还有一些40多岁的光棍。自2005年起,河口县政府给难民颁发了身份证和户口本。在户口本上籍贯一栏是空白。拿到身份证和户口本,对他们来说是最值得庆贺的大事。此后村里很多年轻人去广东打工,有的在外地结婚生子。出生在河口的陶兴珍说,和她一样出生在中国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是纯正的中国人,越南和他们的生活已没有任何关系”,加入中国国籍能满足他们“身份认同”的需要。河口县民政局副局长邓绍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虽然这些难民没有中国国籍,但已和中国公民一样享有很多基本的公民待遇。据了解,2003年起,当地政府给他们纳入城镇低保。村里的难民也享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临时救助等。2011年起还进行危房改造和美丽家园建设项目。146421774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zhoujiying环球时报146421774000011["9CaKrnJV5jI","9CaKrnJRcnt","9CaKrnJR5Kp"]{"email":"zhoujiying@huanqiu.com","name":"zhoujiying"}
【环球时报记者 谢文婷】上世纪70年代末,有20多万难民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涌入中国境内,他们被统称为“印支难民”。云南省河口县与越南山水相连,据当地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1978年到1985年,从河口入境的越南难民有5万多人,在县内安置的有4000余人。近40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怎么样?《环球时报》赴云南记者组近日走访河口县老凹厂村,听那里的难民讲述自己的故事。老凹厂村居住着118户从越南来的难民。48岁的老凹厂居民李玉林清楚记得1980年逃亡到中国时的场景。在一个黑夜,母亲带着他们兄妹4人沿着山路从越南过境到中国。担心手电筒的灯光会引起越南军人的注意,他们不敢开灯,几个人走成竖列,后面的人紧拉着前面人的衣服,一步一步趟过山头……难民们开垦荒地,种玉米和香蕉。30多年过去,现在村里面大多数家庭都盖起二层小楼,30多户家庭买了小轿车。“不想再回越南了,我是个中国人,做梦都想要加入中国国籍。”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后,这是老凹厂村队长邓文林最大的心愿。邓文林出生在越南勐康县,因为排华潮,10岁时和家人逃到中国。虽然还有亲戚在越南,但邓坦言“对越南非常陌生”,他在中国的生活比在越南的亲戚好上太多。谈话中,“我们中国人” “他们越南人”这样的表达时不时出现,这表明,这些难民内心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邓文林不会说越南语,李玉林只记得几句。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云南当地农民一样,爱抽大烟筒的水筒烟,而越南人多是用小烟筒。 老凹厂村是当地建设和治理较好的几个难民村之一。难民还投票选举出队长、副队长。邓文林和副队长李玉林6年前就职,制定村规民约,比如严令禁止赌博、打麻将。因治理较严,老凹厂村的经济发展比周围村落要好。村民们对生活基本满意,最大的愿望是通往村子的土路可以被改造成硬化路。因为路不好,下雨时车辆无法通行,来村收香蕉的人就会把价格压低一些。和老凹厂相比,位于河口岔河的189难民村显得破落很多。村里面至今没有通上自来水,住的大多是小平房。因为难民生孩子多,原先分配的耕地早已不够用。2005年以前,他们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只能待在家里,无法出去打工。189难民村的妇女主任王华芬是为数不多嫁到村里的中国公民,她的4个孩子跟着父亲都是难民身份。王华芬说:“难民这个词不好听。时代在发展了,我们想摘掉这个帽子。”据她介绍,由于贫困和身份问题,村里面的男子不好娶老婆,现在还有一些40多岁的光棍。自2005年起,河口县政府给难民颁发了身份证和户口本。在户口本上籍贯一栏是空白。拿到身份证和户口本,对他们来说是最值得庆贺的大事。此后村里很多年轻人去广东打工,有的在外地结婚生子。出生在河口的陶兴珍说,和她一样出生在中国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是纯正的中国人,越南和他们的生活已没有任何关系”,加入中国国籍能满足他们“身份认同”的需要。河口县民政局副局长邓绍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虽然这些难民没有中国国籍,但已和中国公民一样享有很多基本的公民待遇。据了解,2003年起,当地政府给他们纳入城镇低保。村里的难民也享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临时救助等。2011年起还进行危房改造和美丽家园建设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