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难成流亡藏人“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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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赴尼泊尔特派记者 邱永峥】对邻近中国西藏的尼泊尔来说，3月14日这个敏感日子前后是令人不胜其扰的时期。从今年2月13日起，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警察和安全部队加大巡逻力度，这个结束10年内战、好不容易重归和平宁静的喜马拉雅山国近来被“藏独”接连不断的闹事搅得不得安宁。长期以来，由于地理位置，尼泊尔成了被蛊惑出逃的西藏偷渡者的中转站和避难所，美欧等一些国家政客也经常借流亡藏人问题向尼政府施压。《环球时报》记者近日赴尼泊尔流亡藏人聚居的“西藏村”深入采访，感触最深的是，无论是否有“难民证”，这些滞留在尼泊尔的藏人越来越陷入“没有根”的迷惘之中。加德满都警察背湿毛毯巡逻3月10日，超过100万信徒聚居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最大的印度教寺庙——帕苏帕提庙欢庆印度教的湿婆节。不过，在这个热闹的日子，加德满都警方却不得不加派人手紧盯在当地的少数流亡藏人的“藏独”闹事。当天，警方逮捕了至少18名“闹事”的流亡藏人。这件事立即引起一些外国媒体的关注，法新社、《印度快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媒体立即发出了报道。数小时后，这些“藏独”分子中的多数人获释。由于尼警方的及时干预，当天“藏独”活动没闹出什么大动静来。一些在尼的“西藏问题活动家”称，加德满都政府官员此前致信藏人聚居区，要求在加德满都的流亡藏人不要举行“纪念”活动。对此，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噶伦(总理)”洛桑桑杰对尼恐吓说：“禁止和平抗议和严厉处罚只会逼使西藏人再度自焚!”远在美国的“西藏国际运动”组织发言人凯特·桑德斯呼应说：“尼泊尔的藏人需要和平表达愤怒与团结的空间，否则的话只会让局势更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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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各种压力，尼泊尔内政部发言人肖克·柯腊拉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尼泊尔政府不会屈从这种压力，会在“敏感地区”采取必要的措施，粉碎任何“不应该发生的事件”。《环球时报》记者在加德满都东郊最有名的博达纳特大佛塔看到，这处知名的藏传佛教圣地信徒与国际游客往来如织，大佛塔四周遍布售卖各种旅游纪念品的店铺，而游商多是藏族女性。不过，记者发现，在茶馆后面的小巷里，商铺侧面的阴影中，有许多列队待命的军警，而游客和信徒中夹杂着许多两人一组的巡逻警察。引人关注的是，每个警察的背上都有一个硕大的背包。陪同记者采访的藏人导游尼玛说：“里头装着打湿的毛毯，以备发生自焚时立即将火扑灭!”负责大佛塔一带安保的警官向记者坦言：“在3月10日、14日和其他敏感的时间，我们都会加大巡逻的力度，全力阻止自焚事件的重演!”在大佛塔开店做旅游纪念品生意的尼泊尔商人索南与《环球时报》记者聊天时谈起“藏独”分子蛊惑人自焚闹事时一脸厌烦的表情，他说：“那人把自己点着的时候，大家以为是在拍电影，所以都没有反应过来。”这起事件对索南和大佛塔周边其他商贩的生意影响甚大：“有好多天我们的生意都没法开张，所以大家一起自发地挂横幅和标语，反对自焚的做法，抗议那些人的极端做法影响了我们的生意。”索南说出了许多尼泊尔人的真实感受：3月7日上午8时，加德满都博达地区发生“反藏独”示威，约2000多名加德满都民众参加。与会者高呼“反自焚，反藏独”口号，称博达是佛教圣地，反对利用它来搞政治活动。7万在尼藏人“没有根”尼泊尔少数民族基金会秘书长塔姆拉-乌克亚卜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尼泊尔官方对外宣称，在该国境内的西藏人有约2万，包括“新来者”、老一代和在当地出生的。而塔姆拉向本报记者透露的内部统计数字却显示，在尼泊尔的西藏人“不少于7万人”。不过，近年来，非法前往尼泊尔的西藏人从每年2000人锐减到800人左右。《环球时报》记者曾到加德满都一处“西藏人接待中心”实地探访，结果没有遇到任何人。尼玛打听了一番后告诉记者：“因为今年以来没有几个西藏人新到加德满都，所以接待中心干脆放假了。”近些年来，尼泊尔政府不承认“藏人难民”，并于1998年起不再向任何藏人发“难民证”。中国与尼泊尔都加强了边境防控。不过，尼玛认为，“多数藏人偷渡来尼泊尔主要并非政治原因，只是想寻找更好的生活，原来我们认为这里好赚钱。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人们知道西藏的生活水平要高于尼泊尔和印度，也就不会轻易非法外逃了。”尽管偷渡来尼的藏人逐年减少，但尼泊尔政府仍然不堪其扰。“尼泊尔境内还有10.8万不丹难民，这对于人均月收入只相当于500元人民币的尼泊尔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尼泊尔高官对记者坦言：“如果我们继续发放难民证，肯定会吸引更多的人非法前来，并不得不承担义务。”不过，尼政府的态度却受到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指责。美国和欧洲等一些西方国家媒体曾放风称，将加大帮助在尼“西藏难民”移居这些国家的配额。然而，这样的说法大多口惠而实不至。即使增加有限的几个名额，也根本轮不到普通的“流亡藏人”。记者在尼泊尔遇到的不少藏人青年，如在尼旅游胜地博卡拉大石岭“西藏村”当导游和志愿者的达旺和诺加都很不满地说：“我们只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从来不知道那些名额都到哪去了？”实际上，这些藏人长期滞留在尼泊尔，他们越来越陷入“没有根”的迷惘之中。记者的导游尼玛自称已经在尼“混了20多年”。他不愿意谈及当初他逃离拉萨的原因，但这个现在已经持有尼泊尔护照的藏族汉子还是忍不住向《环球时报》记者谈及他“出来混”的艰辛：“原来听说翻山很容易，但事实上你可能要在山中跋涉数十天，甚至几个月，随时可能被风雪吞掉，或者迷路死亡。”尼玛很幸运地活着翻过了山，进了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那里提供临时住所，可以领取一些吃喝的东西。”不过，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尼玛解释说：“接待中心里有流亡政府的人员专门甄别新到人的身份，然后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领取印度大使馆发的相关证件，好送去达兰萨拉。到达兰萨拉后，就没有人再管你了。”尼玛在达兰萨拉待了7年，最终被迫回到尼泊尔“混生活”。这一混就是20多年，直到不久前才有了尼泊尔护照。不过，尼玛一家却分居四地：“老婆在瑞士，大女儿在印度，小女儿回拉萨当酒店服务员。”在刚过去的藏历新年里，尼玛独自在加德满都过：“要团聚的话，费用太高了。”让尼玛感到安慰的是：“小女儿和姐姐每次到尼泊尔都会给我带来拉萨巨大变化的视频!”在尼泊尔旅游胜地博卡拉的“大石岭西藏村”，在印度班加罗尔读大学的诺加趁放假回到他的这个出生地：“这里的生活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机会，但我却不得不回来。”诺加没有“难民证”，这意味着不论他在尼泊尔还是在印度，都不可能找到稳定且体面的工作：“只能回来做点小生意。”诺加告诉记者，大石岭“西藏村”有西方国家等的NGO组织资助建起来的展示中心。然而，萧条是“西藏村”给《环球时报》记者的第一感受。诺加坦言：“现在这里最多不超过500人，并且多是小孩和老人。”原因很简单：“这里没就业机会。” 在尼泊尔境内，类似的“西藏村”有13处之多，状况都差不多。美欧NGO扮演微妙角色实际上，对于在尼“流亡藏人”问题，对尼政府施压最大的是美欧等西方国家。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弗兰克·沃尔夫曾称，要是尼泊尔政府坚持不给流亡藏人发签证以及对待流亡藏人的记录没有好转，将掐断美方对尼泊尔的援助。除了政客施压外，在尼泊尔流亡藏人问题上，许多来自美欧国家的非政府组织(NGO)也在扮演微妙角色。《环球时报》记者到加德满都博卡拉大石岭“西藏村”采访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新建成的藏传佛教转经塔。塔身上的英文说明显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多个NGO出资建造。在诺加带领下，《环球时报》记者步入“西藏村”不对外开放的居住区，看到一名澳大利亚女青年带着一条狗出来遛。诺加介绍说：“来自美欧的NGO人员以‘一对一’的形式进驻‘西藏村’。他们在藏人家中一住就是几个月或一年。”记者在“西藏村”幼儿园看到，来自美国的摄影师彼得·萨利斯正给几个藏族小学生进行摆拍，两个女教师在教孩子怎么做。萨利斯坦率地告诉记者：“拿这些孩子们的照片去国内筹集资金。”尼泊尔中国研究中心主席拉米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因为尼泊尔政府没有能力对不同群体进行管理，所以在尼境内有1万多个NGO在活动：“很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与欧洲的NGO和政府组织正在积极支持‘按族群重划尼泊尔行政区域’的计划，一旦这种计划形成，就会造成尼泊尔南部完全受印度控制，而北部会成为美国与欧洲人的天下，特别是靠近中国西藏的尼泊尔地区有可能沦为美欧的‘半殖民地’。”</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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