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军人出现在世界军事舞台上。中国维和军人遍布柬埔寨、南苏丹、利比里亚、刚果(金)等地,中国护航编队穿行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还有那些在国际军事竞赛中“亮剑”的中国军人、那些活跃于国际军演中的中国官兵……他们以自身的专业素养和优异表现,向世界展示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体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海峡之声特别推出策划《走出国门的中国军人》,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人物档案:王卫星,1958年出生于陕西临潼,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兼纪委书记,少将军衔。曾在团、师、军、军区机关、部队和院校工作;1979年参加“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1996年调入军事科学院,先后担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院副政委等职务。曾率团出访德国、伊朗、丹麦等国家,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中国军事艺术》《白话中国兵法》《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精要》《观海行策》等。个人研究成果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首届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
“柏林墙”前的对话和思考
记者:2014年10月,您率团赴德国参加第九届中德高级军官研讨班。期间,有到柏林墙参访。您在柏林墙看到了怎样的场景?现在的柏林墙和您想象中的有什么区别?
王卫星:当时我们代表团到达柏林,从机场到住处的路上经过一段“柏林墙”的遗址,这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柏林墙”,其实与心里想象的还是不一样的。我从车窗向外看,时间不长,很快就过去了,只是感觉墙不太高。第二天,德方专门安排我们参观“柏林墙”,陪同的是德国国防军前总监察长施奈德汉上将。到了“柏林墙”遗址,我一看,这堵“墙”有三四米高,宽窄不太一样,水泥墙面的很多地方已经风化、脱落,真是“岁月催墙老”啊!与施奈德汉将军聊天时,我们谈到了1961年民主德国(简称东德)修建“柏林墙”的经过,当时的“墙”大概有150多千米长,主要用来阻挡居民跑往西德的。时过境迁,现在留下这么一段“墙”作为遗址,只是作为二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标志性建筑,作为分裂东西德铁幕的一个象征,供人参观。
记者:柏林墙在德国人心中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如何看待这种“有形的墙”和“无形的墙”?
王卫星:我当时也想了解德国人心里的想法,还专门问了施奈德汉将军。一聊才知道,他不仅是东西德统一的亲历者,还是东西德军队合并的见证人。他讲,“柏林墙”像一道铁幕,将东西德隔了28年,给国家留下了一道伤痕,成为德意志民族心中一个屈辱的地标。他还介绍,“柏林墙”的倒塌完全是源于一个偶然的事件。当时是1989年的11月9日,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发生口误,错将原本政府放宽私人出境限制的命令,宣布成“柏林墙”立即开放。这事发生仅仅20分钟后,人们就纷纷向“柏林墙”跑去,高喊着“开放边界,打开大门”的口号。守护的军队面对这种情况不知所措,因为没有命令,也不敢贸然阻拦。一转眼的功夫,高呼口号的人潮就推倒了“柏林墙”。就这样,在没有暴力、没有流血的情况下,横亘东西德之间几十年的“柏林墙”轰然倒塌。到了1990年,正式将“柏林墙”拆除,两德也宣布统一。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德国政府修建了遗址纪念公园。听了施奈德汉将军的介绍,我感觉,“柏林墙”是有形的,将东西德隔开了几十年;其实“柏林墙”也是无形的,在国家和人民的心里留下的那道伤口,不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愈合,也许是很久很久。
记者:柏林墙是东西德的关系的一个标志性的见证,对于柏林墙的倒塌,您有什么思考?
王卫星:当时,望着“柏林墙”遗址,我确实想了很多:“柏林墙”的倒塌,使东西德实现了统一。其实,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是任何“墙”都挡不住的。分久必合,是历史的铁律,也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这种感觉,也正应了歌德的那句话,“人无国王庶民之分,只要国家有和平,便是最幸福的人”。
我长期从事台海方面的学术研究,由于在台湾问题上也涉及到军队这一方面,于是,我专门请施奈德汉将军讲一讲,当年两德统一时的双方军队合并情况。他告诉我:东西德在1990年统一的时候,两支军队在合并问题上的方案是很严格的。当时,东德军队有10万人,最后被西德接收的只有不到5万人,文职人员有4万7千人,只留用1万9千人。其中,军官只接收了3000人,基本条件是年龄在35岁以下,普遍降级使用,并且还有个两年的试用期。对于政治军官和情报安全部门的军人,则一律不接收,将他们遣散回家。当时还有将军近200人,仅仅保留2人作为文职顾问,其余的或提前退休或被遣散转业,全部离开军队。随后,东德“一个独立国家的人民军完全不复存在”。
听完施奈德汉将军的介绍,我对他说,东西德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走向,对当今中国的和平统一也有历史借鉴。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是非常宽容的。譬如,海峡两岸统一后,台湾可以保持原有的社会制度不变,台湾可以保留军队,专责保卫台湾地区等等。
施奈德汉将军听了以后惊讶地说:这怎么可能呢?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有两支军队,世界上都没有这个先例。我向他解释说,两岸同源一脉,血肉相连,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一个家庭既然有男女老少,一个世界既然有两种社会,那么一个国家也可以存在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内涵,就是考虑到了海峡两岸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提出来的,这也是解决两岸问题的最好方案。遗憾的是,近年来“一国两制”已经被“台独”势力严重地歪曲丑化了,他们也不予接受和认同。当时,施奈德汉将军听后非常严肃地说:“台湾当局这样做确实不像话,这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是任何“墙”都不能阻挡的。我坚信,海峡两岸的同胞也一定会冲破人为的“隔离墙”,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的握手
记者:经典军事名著《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就是德国人,在德国访问的候,您不但看到了这本书的第一版,而且还把你们翻译的德文版《孙子兵法》作为礼物带了过去。当《孙子兵法》遇到《战争论》的时候,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
王卫星:说起这件事是很有趣,还有点无心插柳的味道。当时,对方安排我们参观德国军事历史博物馆。我们到了馆区一下车,首先感受到了博物馆建筑的视觉震撼力。在主体建筑的上方,有一个好像巨大箭头的透明的锥形破顶而出。看到我们的表情,博物馆馆长罗格上校马上介绍,这个透明的锥体建筑是由波兰著名建筑师丹尼尔·李布斯金(波兰犹太裔,其父母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亲属中有13人在大屠杀中遇难)设计的。它的寓意是很深刻的——锥体所指的方向,正是德累斯顿市在二战时遭受战争创伤最严重的地区。而锥体形状,既像一枚从空中悄然投下、砸进屋顶的炸弹,象征二战后期盟军对城市的无情轰炸,又像一柄冲出屋顶、指向历史天空的利剑,要将统一的德国与希特勒的纳粹历史彻底斩断。
看到这个造型奇特而又寓意深刻的建筑,我感到,即便是一座博物馆,德国人也会注重通过建筑风格来揭示战争与和平这一深刻的哲学命题,希望利用这个醒目的建筑元素来唤醒每一位到访者的和平渴望,表明他们自身对战争的深刻反思。
随后,我们走进博物馆的展览大厅,迎面是一座大约一米高、两米见方的黑色大理石展台。馆长罗格上校介绍说,这里面陈列的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原著,1832年第一版。
这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不但因为《战争论》是赫赫有名的军事经典名著,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军事科学院原外国军事研究部,曾在1964年组织翻译了这本军事学巨著的中文译本。当时,在院长叶剑英元帅的领导下,从一建院就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军事著作,其中就包括《战争论》。几十年过去了,《战争论》在国内不断再版、畅销不衰,也一直被列为军校学员必读的外国军事名著。就是到今天,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战争论》扉页上还是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所用的“出版说明”也是当年的原文。
访问德国之时,我的职务是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的部长,就向大家简要地讲述了这个情况。在场的20多位中德军官都非常惊讶,也非常高兴。就这个机会,我向博物馆赠送了一套《战争论》中文版本,并在扉页上写上,“敬送:《战争论》的故乡,德国军事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代表团”。陪同参观的施奈德汉将军很有感触地说:“《战争论》回国了。”
同时,我还向德方赠送了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德文版《孙子兵法》,并在纪念册上题词:“道、天、地、将、法,智、信、仁、勇、严。祝中德两国两军友谊万古长青。”在我解释完这10个字在《孙子兵法》中的含义之后,罗格馆长非常激动地说:“东、西方的两位著名军事思想家在这里握手了!”
离开博物馆的路上,我也在想,《战争论》作为西方战争理论的奠基之作,虽然完整地阐述了最为普遍而基本的战争原理和战争哲学,却没有好好地阐述如何从更高的层次避免战争。而早在2000多年前,《孙子兵法》开篇的“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便从“道、天、地、将、法”五个维度阐述了中华民族的战争哲学,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之道。这也许就是中西方战争哲学最本质的差异所在吧。
丝绸之路上的“石榴外交”
记者:2015年底,您出访伊朗留下了堪称经典的丝绸之路上的“石榴外交”,请您先谈谈“丝绸之路”如何成了一个聊不完的话题?
王卫星:我和伊朗的朋友讲,中国有句古话,“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古波斯也有类似的谚语,“人心之间,有路相通。”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就派了副使访问安息,建立了政府间的关系。到了公元7世纪的唐代,两国的往来达到鼎盛时期。在萨珊波斯王朝时期,他们遭遇外敌入侵,唐朝还厚待、礼遇三代波斯国王,留下了扶危济困、情深谊长的千古佳话。
中国和伊朗是亚洲东西端的两个大国,都有着古老的文明,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如果说,历史上中伊两国为开辟陆海丝绸之路、促进东西方文明交融,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今天两国的友好交往,更是对“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听了这些故事,陪同我们的伊朗朋友有些目瞪口呆,说自己对有的事不太了解,现在对中国和伊中两国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入了。后来访问的过程中,伊朗朋友还不断向我们咨询“一带一路”的情况,表现出了强烈的合作意愿,有的还甚至提出了具体合作的路线图,强调伊方愿意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将伊朗的东向政策和中国的向西开放对接,希望在传统的能源合作基础上,拓展产业合作,将中国的优质富裕产能与伊朗的推进工业化需要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一些伊朗朋友还提出,伊朗经济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也可以与我们的“一带一路”实现战略对接。可以说,历史与现实中的“丝绸之路”成为一个聊不完的话题。
记者: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在石榴故乡讲的三个“石榴趣事”吧?
王卫星:好的。第一个事是“石榴东进史”。我们知道,石榴,学名安石榴,取义“来自安息国的石榴”,因为古安息国正是石榴的原产地。而石榴也是我的家乡,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的驰名果品,石榴花更是古都西安的市花。
我和伊朗的朋友讲,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40年博望侯张骞奉汉武帝的旨意出使西域,促进了亚欧大陆各国的交流。临潼的石榴正是张骞出使西域得到种子而带回来的,并种植在骊山温泉宫(即后来的华清宫)的禁苑内,这就是最早的临潼石榴。这种异域奇果最初只供皇亲国戚们赏玩,后来才慢慢成为百姓家中可以一见的水果。
我讲,石榴在中国被视为“吉祥果”。中国人是向来喜欢红色的,满枝的红石榴花象征了繁荣、美好、红红火火的日子,所以民间有许多与石榴有关的乡风民俗。历史上,石榴象征着多福多寿、长命富贵。又因为“石榴多子”“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喻示着人丁兴旺、民族繁荣。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民间还有石榴书画、石榴肚兜、石榴饼模、石榴篆刻、石榴剪纸、石榴发绣、石榴摄影、石榴荷包、石榴地毯、石榴面塑、石榴托盘,甚至有石榴首饰等等。
我说,仅我的家乡临潼目前就栽植石榴12万亩,年产8万多吨,产值达5亿元以上,远销东南亚和荷兰等西欧国家,果农人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伊朗朋友听了我的讲述连连感叹,没想到这些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小小石榴竟然成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重要历史见证。
介绍完这些民俗趣闻,我带有总结性地说:“石榴不仅见证了中伊两国人民沿着丝绸之路,开展友好交往的历史,而且预示着两国合作还将收获更多的硕果。”大家听了纷纷鼓掌,点头称赞。
第二个事是“杨贵妃与石榴裙”。我对伊朗朋友讲,根据历史记载,在唐盛时期,杨贵妃就对石榴情有独钟,她特别喜欢吃石榴,观赏石榴花,更爱穿石榴彩裙。为此,唐明皇顺其所好,在华清宫到处栽上石榴(今华清池内五间厅下的那株石榴树相传即为杨贵妃亲手所栽),供她观赏,并且下令专人为她酿造石榴美酒。一天,唐明皇设宴招待群臣,让杨贵妃献舞助兴,贵妃借酒撒娇,向唐明皇耳语,说众臣对她不施礼、不恭敬,不愿献舞。唐明皇当即下令,所有文官武将以后见了贵妃,要一律施礼,拒不执行者将以欺君之罪严惩。众臣们无奈,自此以后见了贵妃,个个都要下跪施礼。国粹京剧中的经典剧目《贵妃醉酒》,也反映了这一情态。久而久之,“石榴裙”就成为中国古代年轻女子的代称,人们形容男子被女人的美丽所征服,就称其“拜倒在石榴裙下”。从此,石榴裙也开启了唐代妇女的穿衣风尚,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形成了流传千年的“石榴风尚”。
第三个事是“杨贵妃手植石榴树”。当我讲完杨贵妃与“石榴裙”的故事,伊朗的朋友听得如痴如醉。我说,一千多年过去了,华清宫历经沧桑,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风貌,但那株石榴树依然临水而生、盘根错节,苍劲有力、枝繁叶茂,树的主体部分已经挣脱池塘围栏的束缚,倾斜着向水面生长。
有位朋友好奇地问了一句:“‘杨皇后’一定很漂亮吧?”一时间,大家都说,想要亲眼目睹一下这位美丽“皇后”的芳容。出访之前,我请朋友在华清宫拍摄了“贵妃出浴”“唐明皇与杨贵妃起舞”的雕塑以及杨贵妃亲手栽种的那株石榴树的照片。当我拿出照片,大家非常高兴地争相传看。我打趣地说:“照片我带了一些,但‘皇后’只有一位,就送给在座的军衔最高的朋友——瓦希迪将军吧,石榴树的照片可以送给每个朋友一张。”瓦希迪将军高兴地说:“这是中伊两国人民友谊的一个见证,我们一定要好好珍藏。”
我们结束访问行程,准备离开德黑兰时,前来送行的伊方军官告诉我,瓦希迪将军特意准备了两箱伊朗的石榴,请王将军的“皇后”品尝,而且已经送上了飞机。这份出乎意料的礼物让我既惊又喜。中国驻伊朗的庞森大使得知来龙去脉后,高兴地称赞:这次访问是一次成功的“石榴外交”。
“丹麦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记者:应丹麦军方邀请,2017年12月10日至14日,您率军事科学院代表团参访丹麦皇家防务学院。谈谈与丹麦军方人员的有趣交流?
王卫星:丹麦访问期间,丹麦皇家防务学院院长、丹麦前海军司令尼尔斯·王少将出面接待了我们代表团一行。丹麦的朋友和我们讨论了很多的话题,但他们提及最多的还是关于中国的发展战略问题。因为这些都是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特别关心的问题。尽管丹麦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相距比较遥远,但女王认为,现在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正处在转折点上,中国是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的安全影响着世界,也影响着丹麦的安全。因此,要求他们要多倾听中国的声音,多了解中国的看法,知道中国究竟怎么想的。
丹方举行的研讨会,邀请了许多欧洲国家的朋友,他们同样也对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充满好奇。对于他们所提及的种种关于中国的问题,尤其是疑虑甚至误解,我充分利用座谈、研讨、餐叙以及其他交流机会,耐心细致地一一作答,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信任,使他们对中国改变了看法,有了新的了解、新的认识。
很巧的是,我与尼尔斯·王是同年出生,也是同年参军服役。尼尔斯·王在和我交谈时,还兴致勃勃地讲起他的两个小孙子的故事。我也给他讲起自己的小外孙的俏皮趣事,这时的我们不再是会谈代表,只是两个畅谈儿孙之乐的长者。他还特意送了一盒丹麦曲奇饼干,让我带回家给小外孙品尝,并告诉孩子,这是丹麦将军爷爷送给他的礼物,希望以后小朋友们能够见面相识,将丹中友谊传承下去。
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双方送别。当时的告别宴会在卡斯特雷特要塞的海军军官协会举行。受丹麦朋友的热情所感染,我发表了一次即席演讲,效果很好。晚宴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正沉浸在依依惜别的情绪中,没想到尼尔斯·王将军留有后手,为中方代表团安排了一个小惊喜。尼尔斯·王向门外挥挥手,两名丹麦皇家乐队的成员突然走进宴会厅。他们头戴毛茸茸的黑色熊皮帽,身着黑衣、蓝裤、古军装,敲着军鼓、吹着风笛步入宴会厅。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将军还为晚宴安排了这样一个别开生面的欢送仪式,一路演奏将我们送上车。
我对尼尔斯·王将军说,丹麦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尼尔斯·王热情回应,他愿意倾尽绵薄之力,推动两国两军关系深入发展。
(海峡之声记者 鞠先鹤 杨涛)